記憶望著我──《莎拉波莉家庭詩篇》

「當你身處於故事之中，它根本還不是個故事，而只是一團混沌、一聲黑暗中的吼叫、茫然而毫無頭緒……直到事過境遷，當你開始向自己或他人述說時，故事才於焉成形。」

──《雙面葛蕾斯》（Alias Grace）

每個人都有類似的經驗：眾人聚會、酒酣耳熱之際，大家忽然聊起某件陳年舊事，有人津津樂道、加油添醋，予以潤飾、延伸；也有人跳出來糾正、反駁──甚至全然推翻，儘管中無人刻意說謊，但經過下意識的選擇性遺忘、聚焦、放大，故事的形貌逐漸曖昧、衍異；甚者，當它們流傳出去，出現了二手、三手的版本……聽者彷彿在觀看一幅視角多重的立體派畫作，佇立於前，卻難以辨識其全貌。

困陷於渺小主觀位置、欺人記憶的我們，難道無論何反覆推敲、描述、佐證，都無法還原已逝的「真實」？

編導演全才的加拿大新銳女導演莎拉波莉，在去年於國際影壇大放異彩的新作《莎拉波莉家庭詩篇》（Stories We Tell）之中首度嘗試紀錄片體裁，溫柔又深刻地回應了這個令人玩味的命題。

延續《妳的樣子》（Away from Her，2006）、《愛我，還是他》（Take This Waltz，2011）中的細膩感性，以及對時間、記憶、情感越界……等命題的探索，這回她將鏡頭對準家人和親友，請他們回想、談論早在她11歲時即因罹癌病逝的母親黛安。乍聽下，此片雷同於其他國內外女性紀錄片導演的作品，例如曾文珍《我的回家作業》（1998）、蕭菊貞《銀簪子》（2000）、許慧如《黑晝記》（2009）、砂田麻美《多桑的待辦事項》……般，藉由鏡頭前的私密對話錄，追溯隱密的家族史、勾勒親暱的家人肖像。

隨著眾人的口述，母親黛安予人的第一印象逐漸顯影：她開朗直率，喜愛縱情大笑，隨性的她在眾人眼前總是一片忙亂、不時闖禍，但卻也不吝於擁抱生命，為週遭友人所愛戴……。然而，本片絕非僅是女兒追憶亡母的感傷自溺，出身於劇情片背景的莎拉波莉無疑是個說故事能手，她將零散的多線口述，揉雜成曲折跌宕的戲劇結構，並宛若偵探般抽絲剝繭，讓我們看見發光發熱的黛安背後所隱蔽的陰暗面：過去失敗的婚姻、被迫與子女分離的創傷、在家庭責任與愛情之間的掙扎……。當母親不可告人的秘密看似呼之欲出，波莉又忽地拋出媲美鄉土劇、出人意表的震撼轉折，使紀錄片充滿劇情片般的戲劇性和觀賞樂趣。

在敘事形式上，莎拉波莉選擇作為單純的中介和聆聽者，讓每位受訪對象在鏡頭前都有平等發聲、說出完整故事的權力，之後再進一步將這些相異、甚至矛盾的個人「小敘事」，交織成辯證式的跨時空對話，呈現敘事的多重潛能，也指出記憶的縹緲不可信，直觸內心深處的柔軟情感之餘，又保有了抽離的內省視角。

本片更令人驚艷的，是它在形式上的豐富層次。根據紀錄片學者比爾尼可斯（Bill Nichols）的六大分類，傳統紀錄片多採取「闡述模式」（expository），讓全知的「神之聲」敘述（voice-of-God narration）成為影像意義的唯一歸屬，而影像同時也是旁白的權威證據。《莎》片更趨近於「參與式」（participatory）紀錄片，導演與被攝者處於地位平等的互動關係。片中受訪者時常反過來詰問、質疑、甚至嘲弄導演莎拉波莉，讓她不時得重新說明、思索她拍攝的動機與手法。

片中某位關鍵性角色提出了一個「同心圓理論」，批評波莉讓人人皆有發言權、眾聲喧嘩式的訪談錄，只會讓真相渙散失焦，因為外圍的每位旁觀者，都會因為自己的相對生命位置、情感狀態，而對事件有不同的記憶和詮釋，但只有他和黛安才是事件核心的直接關係人，最知悉「真相」的樣貌，而藝術的目的便是為了追求真實。

莎拉波莉顯然不全然信服這種說法。在影像上，她大膽混用了家庭錄像與虛構素材，找來一群和當事人極為相似的演員重建童年記憶，穿插在父親過去拍攝的真實超八影片；在某場戲中，她甚至照本宣科模仿父親過去的業餘攝影技法，來拍攝由職業演員所飾的父母身影，讓影像遊走於虛構和真實的交界。此外，她也將自己追尋母親秘密的真實歷程，加以重新演繹，讓自己和父親在鏡頭前對戲，「重現」身世被揭露的戲劇化時刻。（有趣的是，她和父親都是職業演員，也使得這層紀錄／虛構的交疊關係，更添複雜層次。）這些「反射式」（reflexive）的偽紀錄片手法，並非僅是單純的戲耍，而是更深入地闡述了波莉想要探討的命題：記憶的多變、敘事的歧異。

當波莉的身世被揭曉後，她的父親開始回溯、反省自己與亡妻生前的淡漠關係，並重新拾起筆寫作，描繪整起事件的始末。影片開頭，波莉引領父親進入一間錄音室，要他念出自己書寫的故事，有趣的是，過程中她不時打斷父親的旁白，要他重新加以演繹，在此，波莉揭露了「作者身分」（authorship）的複雜性，以及任何「敘事」被操弄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她甚至一度讓攝影師用超八底片拍攝她指導父親唸詞的過程，說明記憶的生成是不間斷的進行式。這些複雜的音畫層次，呈現了更透明、開放的敘事結構，也說明母親形象／真實並非單一的扁平圖像，而是繁複而豐盈的多面體。

當記憶傾盡、故事說完後，究竟留下了什麼？在嘈雜的集體口述塵埃落定後，波莉並置了每位受訪者無語的感傷神情，形成一個靜默的迷人蒙太奇，其背後的情感遠比任何言語來得複雜而深邃。

儘管受訪者們努力在記憶中追尋黛安的身影、訴說她生前的模樣，然而已逝的她早已無法發聲，人們僅能從曲折口述、殘存影像、虛構表演和調度……所擦撞出的瞬間靈光中，嗅到一絲她曾經存在的氣味，讓她一點一滴被召喚、復生。藉由整理凌亂的回憶、複雜的情緒，受訪者們揣想了黛安生前內心的千迴百轉、痛苦掙扎，幾乎不帶一絲怨懟地，用極為開明的態度去理解、體諒她不見容於世的決定。或許，這正是「故事」力量之所在，它形塑了個人對生命經驗的認知，讓記憶有了自主的能動性與意義，也因此使我們有了和過去和解而再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