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蒸化的煙霧裡盛開的罌粟──《維也納復仇》
有時候，最微小的過錯也能陷人於無法逆轉的悲慘境地，人只能在石牆般的煙霧（如上帝的靜默）裡惘惘爬行。
能不能，一個人活著的欲望是取消別人的生命？在正義不得伸張時，就以上帝之姿，進行地獄的裁決？大衛芬奇《火線追緝令》中的殺人兇手代替神權審判人性中的七個原罪，甚至自己引用嫉妒罪，殺害警官的妻子，並故意激怒警官槍斃他，落入忿怒的罪名。尼爾喬丹《勇敢復仇人》裡一個失去摯愛的女人在腐敗城市中，私自展開尋仇之路。丹尼斯德古《琴謎變奏曲》弔詭地呈現一個女孩對一名女人交纏著愛慾和憤恨的操控與報復。
而格特茲‧斯佩曼尼（Gotz Spielmann）的《維也納復仇》（Revanche）把攝影機對準了紅燈區的苦命鴛鴦和鄉間的員警夫婦，四人在歷經一件銀行搶／槍案之後，牽扯出灰色地帶複雜的人性糾葛。導演不只展示社會問題，更低溫冷鍊地攤露邊緣人物的生存困境，以及自我安頓的卑微與良善。
影片前半段以雙線敘事交叉進行，一邊是平靜安寧的鄉村小鎮，茂密的樹林圍繞著一片湖泊，一對久婚不孕的員警夫妻羅柏和蘇珊，和諧地居住此地。另一邊是維也納紙醉金迷的夜生活，充斥著肉體、金錢和毒品，妓女泰瑪拉和工人亞歷士靜默慘淡地生活在其中。
為了遠走他鄉重新開始，亞歷士帶著泰瑪拉一起去銀行打劫，但當執勤的羅柏射偏的子彈穿過駕駛座進入泰瑪拉的身體時，死亡的悲劇毫不留情地到來了。亞歷士駛進一處安插著木製十字架的林間路口，不得已把死去的泰瑪拉遺棄在車內，悲慟地逃離那座樹林。
亞歷士孤獨地回到旅館收拾遺物，是全片我最喜歡的一場戲。攝影機固定鏡位，亞歷士在房間裡走來走去，無意識地重複搬運行李的單調動作，以無情的機械式運動來避免自己垮下去。他走到鏡頭之外，留下空蕩蕩的一張床。不久，哀傷的低泣哽咽聲從看不見的角落傳來。亞歷士沉重壓抑的情緒在空無一物的畫面中徹底崩潰，在且不在地鞭打空虛。
泰瑪拉的死也改變了羅柏與蘇珊原本的相處，羅柏為自己的過失感到內疚，覺得身邊的親友都為此責怪他，而生理上的缺陷也使他的家庭關係產生危機。除了羅柏擁有警察勇猛的形象卻無法生育的悲涼事實，整部電影還精密地錯置了人的各種「無能」。
片頭，妓院老闆對亞歷士說：「你知道你有什麼問題嗎？太溫和了。你想粗暴一點，但個性卻並非如此。」溫和的意思並不是亞歷士的內心不具有對抗外界的欲望，而是為了求活，非得向現實妥協，即使再不順心，也會咬緊牙關忍耐過去，就像他躲在床底下，眼睜睜地看著妓院老闆逗弄泰瑪拉，卻不能現身保護他的愛人，只能以缺席的姿態，旁觀他自己和泰瑪拉的苦痛。
亞歷士和泰瑪拉遊走在社會邊緣的生存法則是，接受自己對一切事物都毫無選擇權，並架空自己的存在感，以便能拋下尊嚴，抵禦命運的欺侮。他們像被魔鬼捏在指尖的脆弱蝴蝶，擺脫不掉現實的桎梏，甚至在微露曙光的逃逸之旅中，遭到死亡的戕害。
在這場意外裡，無能保衛愛人生命的亞歷士，如同眼看搶犯在面前逃走且過失殺人的羅柏，他們真正無法面對的，是良心的譴責，對於自我失能的厭棄。
泰瑪拉的死，疏導出潛伏在亞歷士和羅柏內心底層的殘酷，他們陷溺在自己的困頓裡，察覺不到身邊的溫暖，情感上的挫敗延伸到他們跟家人的互動中。亞歷士離開旅館後，來到年邁的祖父家，把所有情緒抑制下來，像什麼事都沒發生地重新生活，每日獨自劈柴伐木。祖父拿蘋果給他，他硬生拒絕；聽見祖父彈奏手風琴，也毫不領情地走開。而羅柏開始夜歸，阻斷妻子的關懷和慰問；他每天清晨一個人去林間慢跑，而蘇珊一個人去超級市場購物貼補家用。
彈手風琴、逛超級市場、砍伐木頭、晨跑……，這些事情他們都獨自完成，不與別人分享和溝通，造成情感關係的滯塞和封閉。而導演最精巧的設計是以羅柏家中「掩閉的窗簾」來象徵蘇珊對家庭的叛變（她一再主動誘惑亞歷士）。電影開始的某個畫面是，站立在玻璃窗前的蘇珊，注視著在窗外庭院割草的羅柏，夫妻之間的深情，自然而透明地流動。意外發生之後，蘇珊夜夜拉起家中的窗簾，密不透風地遮掩她和亞歷士的情事，那一牆厚重的窗簾彷彿也掩蓋了她對羅柏的不忠（或犧牲）。
在全片細細攤開的各種「無能」處境裡，我們鮮明地看見他們賴以維繫的日常生活是多麼脆弱，而人與人之間的聯結又是多麼微妙。面對泰瑪拉的死，亞歷士和羅柏都抱持著倖存者的悔恨，一個把泰瑪拉的相片貼在房間明顯的一片牆壁上，一個隨時帶在身上；他們都被罪惡和內疚籠罩，藉由凝視死者的相片來進行殘酷的自我復仇和虐待。
某個清晨，躲在密林間的亞歷士把上了膛的手槍對準毫無防備的羅柏，試圖終結一切仇恨時，卻毅然決然地放下槍，就像莎士比亞《哈姆雷》中，良心受到譴責的柯勞狄獨自在小教堂懺悔之際，劍已出鞘的哈姆雷卻為仇人留下活路。猶豫不決的哈姆雷和亞歷士相異的是，我們能從哈姆雷的獨白裡知道他等待更惡毒的報復時機，當他的叔父做些毫無救贖指望的行為時，哈姆雷不只要取下他的命，也要把他的靈魂打入地獄（根據基督教的信仰，柯勞狄若在祈禱時死去，他的靈魂可以得救上天堂）。
然而，亞歷士放下槍，任羅柏的身影離開他的視線，明明無意放棄復仇又刻意放過仇人的心裡掙扎是什麼？為何轉移、拒絕？是荒頹地不能、還是決意地不要？當羅柏的妻子一再引誘亞歷士時，他又抱著怎樣的心態？為了在意志的裂隙中，施展自鳴正義的驕傲？或獵奇探究的驅近？或敵暗我明的操控？或將痛恨與憤怒都歸向自己？
亞歷士在夜裡窺視羅柏的舉動、暗地裡與羅柏的妻子上床、刻意出現在羅柏晨跑的路線上……，他幽靈般介入了羅柏的家庭後，有意無意地從生活脈絡中去認識羅柏，便無法輕易地將他物化。在道德良心的約制與叛離下，不親密亦不殺戮。於是，在密林間，亞歷士讓死亡從視線中退出，理解做為一個人的羅柏走在前邊，像他一樣真實。
當亞歷士告訴羅柏的妻子：「我的女友被人殺了，而兇手活得好好的，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絲毫沒有愧疚。我現在想的，就是要改變這一切。」亞歷士釋放出來的壓力不全然是復仇的意志，也透露出他懸而未決地遲疑在復仇或不復仇之間，渴望一切停下來，這種停止不單是對事件的徹底了斷，他更想終結的是情感上無處落定的被流放感，那迫使他無所依憑地擺盪在過去與現在的斷裂中。
亞歷士想看出羅柏的愧疚，就代表他在情感上選擇相信羅柏是不具惡意地射殺了泰瑪拉。他要羅柏明白這無可推諉的過錯，造成了他極大的不幸，他要羅柏以愧疚來抵達他的不幸，為他的世界的崩毀負責。只要羅柏對自己過失殺人感到愧疚，亞歷士甚至能反過來同情他，獲得一個不那麼悲慘的心理位置。他希望憾恨永遠鞭笞著羅柏的良心，這樣一來，彷彿就有人理解並承擔他的不幸，確認他的世界曾經值得一活。
後來，亞歷士和羅柏在湖岸邊碰頭，亞歷士感受到羅柏心中的愧疚，羅柏也點破了亞歷士始終不敢面對的事實——
亞歷士：我猜你瞄準的是那個銀行劫匪，對嗎？
羅柏：我瞄準的是汽車輪胎，打中的卻不是。
亞歷士：但我不明白，輪胎是很低的，那時候你肯定瞄得位置太高了。
羅柏：一切發生得太快，我不清楚那時我怎麼想的。
亞歷士：你會怕那個劫匪嗎？
羅柏：為什麼？
亞歷士：因為你殺了那個女孩，他為了復仇找到你，想開槍殺你？
羅柏：讓他來吧。不過，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他。
亞歷士：什麼？
羅柏：為什麼他一開始要帶那女孩去？女孩沒有開車協助他逃跑，而當他一個人進去搶銀行，帶著女孩也沒有意義。那他為什麼要像郊遊一樣帶著她？整件事會發生，就是因為那女孩無故在那裡。
沒想到，解謎者是謎底，渴望復仇的人就是罪惡本身。羅柏離去後，亞歷士把手槍丟進湖裡，這時，遠方吹來一陣風，掠過平靜的湖面。
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說，優秀的悲劇包含「發現」，最有力的「發現」來自血緣的揭露。雖然羅柏的妻子依靠亞歷士有了身孕，像是無意復仇的亞歷士另一種形式的復仇，但這也是亞歷士對羅柏婚姻的挽救。當蘇珊在陰暗的小屋裡發現真相時，亞歷士答應她永遠保守秘密。
泰瑪拉的死、亞歷士每日拿著電鋸劈裂圓木的屠戮動作、亞歷士和羅柏之間一觸即發的緊張關係、蘇珊蓄意懷了亞歷士的孩子以完成她和羅柏生育的心願、亞歷士發現泰瑪拉的死歸根究底是他自己所造成的……，這些潛藏在生活裡的突發暴力，同時飽含了極度內省的靜謐，就像影片的第一個鏡頭：無波瀾的湖面，無預警地被一個外來投擲物劃破，那瞬間的暴力劇烈地擾動湖水，不一會兒波紋散去，又恢復寧靜；然而，整個湖水已被改變，只是表面上風平浪靜。
然而，電影裡的所有人都沒有真正想過要放棄這個世界，他們從不打算真正地和這個世界決裂。即使失望挫敗，也都從他人的回應中，無意間確認了自身的重量。最後，他們回到各自的生活。在日光無盡的土地上，亞歷士勤奮地採收蘋果。穿越微風，越過大樹的陰影，他走進光裡，回到祖父的小屋。
整部影片如同片名「Revanche」在德語中有「復仇」和「重新開始」的意涵，也像松本大洋的漫畫《零》所揭示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極限，每個人都在限定範圍中生存。」導演以平靜的生活表面來裹藏人物關係和劇情發展的跌宕和衝突，任由沒有出口的情感在窒悶的狀態下延燒，低抑地剝示、反省社會內層和人性深處的震動。
命運自然的流轉，像被日光蒸化的煙霧裡，盛開的血紅罌粟。他們在陰影之間，嚐過生命的罌粟，聆聽最微弱不安的聲音，然後告別昨日的皮膚，卑微而樸實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