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個世代最搖滾?─ 讓人又痛又爽的《搖滾世代》 Glastonbu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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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28

片名翻譯成搖滾『世代』,隱約關乎「時間」,因而也是一個與「記憶」糾纏(揪扯一個人的內在)、與「歷史」牽涉(因此與人群有關,離不開政治)的隱喻。



事實上,它無意中正好切合了一些搖滾樂迷的心理:那個搖滾樂最為拔尖燦爛、最為純粹正港的時代,已經是遙遠的過去了、已然是一個逝去不復返的上一世代了。我們都出生得太遲了,無法躬逢其盛,沒能趕上那班開往烏茲塔克或者草莓園的最後一台卡車。然而,難道此刻台灣不正是大大小小、各色搖滾樂隊弦鼓齊鳴、萬花怒放的時代嗎?不,此時的一切都不夠純粹。純粹只存在於那個世代、那個地方,永遠不會是在此時此地。



這種哀傷或鄉愁,一方面是極其主觀的:我們固執地深信「生活永遠都在他方」;或者是,傷逝者本身已經老去,悼念的對象,與其說是六○、七○的搖滾世代,不如說是在悼念自己正在凋謝的青春──後起浪花的青春無敵,總是刺眼得令人又羨又妒,只好別過頭去,眺望遠方。另一方面,這種哀傷也是客觀的:非黑即白的世界一去不返(或者其實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只是想像的投影),灰色地帶無限蔓延,正義難以定奪、和平難以清澈、愛也沒有那麼透明了。踏實一點來說,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運作,更加綿密細緻了,誰是反抗者、誰是壓迫者(或者整體而言只是共謀關係)呢?音樂和商業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時因地而無一相同,要怎麼身陷其中同時又能夠加以釐清呢?或者,還有另外一種兩難:要怎麼樣清理出一方純凈無暇的舞台,讓花的孩子們遠離戰爭和成人的醜惡,為搖滾樂而搖滾樂呢?或者,如何拉出一條戰線,重拾搖滾樂誕生之際的政治抗議性格,痛快決定和這個社會難分難捨、不離不棄,反抗真正的敵人、伸張真確的正義呢?



《搖滾世代》這部紀錄片,之所以精彩,就在於不斷丟出諸如此類的「悖論」,讓戲院中的搖滾樂迷,一方面被音樂聲浪所穿透而達到出神高潮,一方面又彷彿如坐針氈,被一個又一個或隱晦或尖銳、各式煞風景的雜聲噪音所干擾刺痛,因而不得不在爽惚惚的時刻,被迫接收或者被迫思考那些看似偏離了核心、與搖滾樂舞台鎂光燈無關,但是實則恰好一針刺入核心的瑣碎事物:比如草地上徜徉、淋漓中做愛多麼美好,但水肥車抽取流動廁所屎尿一幕卻讓人無法輕易莞爾一笑置之;昔日手創Glastonbury Festival的英國浪人,成家立業不得不保守妻兒,我們終究也會被視為成人(即使我們知道我們永遠不夠成熟),或者有幸不幸沒死於二十七歲,就要步入不被信任的年紀;舞台上的搖滾樂手們,有些就跟我們一樣開始out、過氣了,有的即使搖滾不死、精神奕奕,但仍無意中顯出老態或疲憊的風霜或皺紋;或者一切青春正好,只是買不起入場手環、也不敢翻或翻不過圍牆……而愈來愈商業化、但反映了成本而專業度和完整度也確實愈來愈高的音樂季,以使用者付費為原則、希望大家培養搖滾倫理的呼籲─還是新教倫理?必須在開唱好久之前開始省吃儉用耐心累積,現在的壓抑是為了將來的解放?矛盾的是,免錢場子、名氣不夠的小團、簡陋粗糙時常出槌的樂器設備,說是「小眾」好了卻又沒有從前從前那種小眾神秘共享的感受,說確實還是有high到,但又確實沒有辦法像大舞台大場子天團名器千人氣勢之中那樣high到某一種徹底忘我、醍醐灌頂的高度……。



凡此種種主旋律之外的瑣細雜音、或者矛盾悖論的集中體現,就是那一圈位於最外圍的高牆,以及牆外巡守的警察。



於是,時間、記憶、與歷史的政治性,就在片中念茲在茲的地理空間配置上,恍然成形了。那麼,回到片名的原文,「Glastonbury」,只是英國鄉間的一個地點,而且似乎是擺脫了時間之流、居於一種永恆狀態的地點─因為它和小耶穌、聖杯、朝拜者、宗教神靈有關,還有那一堆神秘亙古的巨石遺跡,皆是永恆的意象。片首片尾就引用了如此的神話典故和新聞片,似乎要證成此處的地靈人傑。然而,音樂祭於1970年在此誕生,難道不正是意圖在聖地撒野、推倒偶像的行動嗎?然而,造神和毀神總是反覆登台。這個地方除了神聖石堆屹立之外,周圍還有一鬍子牛乳的酪農、手腳被泥巴覆蓋的小農、靠選票存活的市議會、為了掙口飯吃穿上警察制服當差人的小民、以及垂垂朽矣的退休養老人。他們曾經和遠古時代的人們一起造神,怎能容忍這些異地而來的異教瀆神者?除去抽象宗教不談,居民們和一年一度來此狂歡者不同,他們出於自願或無奈而被紮紮實實地綁縛在這塊土地之上,無法和朝聖者來去自如的輕盈相比。腳踏實地只求溫飽的居民此時就和造神無關了,而是搖滾樂的造神讓他們都成了不信者。不過,搖滾樂本來就是一座流動的、這裡塌了那邊又起的萬神殿,其間反覆上演造神毀神的戲劇,而一代又一代的樂迷們,卻也無可否認地在台下、在其中領會、深化、豐富了作為凡人的意義。



永恆的石堆、一次性的朝聖,藝術還是商業,圍牆內外,手環或者手銬,多重悖論織成的矛盾死結也許永遠無法解開,能夠做的只是在其中順勢或逆勢或迂迴編織出各色花樣,意義最後都不是神明們說了算,必須由凡人們各自去體會去生產,也許正是這種矛盾悖反,才是搖滾樂具有進步可能性的核心動力。而「搖滾紀錄片」作為一種可能繼續生產的類型電影,最終、最小的價值,也許就在於每次觀看,無論老少、無論花謝花開,始終都還是能夠擾動人心,令人重新想起關於年輕時代、關於理想、關於如何重新定位自身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