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我要退後，來去回望——香港導演許雅舒談電影《日常》與2019年後的反送中影像

香港獨立導演許雅舒新作《日常》，以一段長達7分鐘的影像開始。

小孩叫喊著「我覺得很怕，我覺得很怕」的聲音首先出現。接著，由列車內以手機向外拍攝的直立影像浮現，帶觀眾行經香港地鐵的太子站。然而，此刻所見的車站杳無人煙，這是地鐵很少發生的異常情況（而車廂玻璃倒映著的拍攝者與一旁若無其事乘客的日常身影，更加深了這個需要被打上括號懸置的片名「日常」的複雜度）。站內廣播傳來停站消息，也傳來並不存在於眼前的反送中示威現場的聲音。此一音畫組合，令人想起2019年8月31日的「太子站襲擊事件」，那一夜，香港警方以警棍、警槍及胡椒噴霧等武器攻擊示威者與乘客⋯⋯。

許雅舒在此展現對非線性敘事和聲音的處理能力，任何一個19年抗爭畫面、文字皆未出現下，即試圖以聲軌濃縮整場反送中運動，特別是運動自7月中激進化後的階段；隨著影像上，列車由太子站進入大學站，再到列車駛入地面，看見大學站旁的香港中文大學校園，聲音也從連串警察與示威者的衝突、每星期全港各區的騷動，持續加強並過渡到香港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示威者與警察的更劇烈對抗。事實上，這個長鏡頭只是「看似」連續，太子站與大學站並未直接連通，將這兩個反送中重要地標後製連起，情感連動與象徵意義多於真實地理關係。

回頭來說2019年8月31日太子站的夜晚，作為整起運動的轉捩點，其關鍵性在於，一者增加了參與者對政府的不信任，站內究竟發生什麼事？為什麼不能公開當時閉路電視？為什麼警察不讓醫護與記者入內？面對這些質疑，政府與警察左閃右躲的態度，都促使街頭上的叫喊口號由原先的加油、反抗，變成了復仇；再者，即使反送中期間影像紀錄高度膨脹，這晚發生的事，仍是無法填補的黑洞，沒有具體的影像紀錄，真相始終成謎，只有無法求證的傳聞與猜忌，對於關心或親身參與過的人而言，迴盪於此的聲音、空蕩的站內景觀，皆是無法磨滅的記憶，是一場醒不來的惡夢。凡此種種，都讓這7分鐘開場，成為我個人看過多部關於反送中電影中，最令人心寒的一個段落。

《日常》本應是許雅舒眾多作品中，最能讓香港觀眾共鳴的一部。說「本應」，是因為電影在國安法和新修定的電影條例¹之下，無法在香港公映。包括今年入圍金馬獎的《少年》、《時代革命》在內，當影片內容涉及反送中運動的口號和影像時，當局會以違反國安法為由，拒絕批出放映許可。此前，如《理大圍城》即使有放映許可，亦遭阻礙。電影人也會擔心影響往後的工作機會和自身安全，片尾工作人員名單常不記名，像《日常》最後只以「一群好撚鍾意香港的藝術工作者」（a group of Hong Kong artists who fucking love Hong Kong）標記。

其實，《日常》並非是一部「只」反映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電影，導演將2020年面對疫情爆發的慌張、19年示威的餘溫，與香港開埠初期的歷史並列，將虛構角色置於真實場景，配以歷史檔案影像、舊報紙新聞、紀錄片訪問，拼貼成一部散文電影（essay film）。

電影在今年6月鹿特丹電影節世界首映，金馬影展的華語影像單元將是第二站。這篇訪談在鹿特丹首映後進行，除了談《日常》，也談2019年街頭可見的抗爭降溫後，如何沈澱下來，思考影像在這個時代的意義。

「事後」的痕跡，聲音的創傷

——首先想問，《日常》是否是一部「後反送中」電影？電影中的時空，其實除了第一段，與2019年沒有直接關係，但說沒有直接關係也不太準確，因為片中還是看得到遊行、口號等。

電影拍攝於2020年上半，3月到6月。對我來說，20年是19年的尾巴，19年發生的事未完結，在沒有完結下，又在20年年中，抗爭也好，正常生活也好，突然所有事被迫停頓。7月1日國安法立法後，香港更加翻天覆地，19年的事慢慢淡忘。我說的「淡忘」是指，回望2020年上半，香港還是有示威，雖因疫情不像前一年激烈，但不等於消失。直到下半年國安法出現，遊行真的無法進行，好像進入新世界，可以稱為新香港，71遊行、64集會²今年都沒了。2020年上半拍攝時，運動還是有在進行，運動內的情緒持續發生，也避不開，但後來好像一架運轉中的摩打（引擎）被迫急煞車，摩打還是很熱，卻被迫停下。《日常》未必直接關於運動，但運動的餘波還是能看到。

對我來說，2020年上半也變成緩衝期或者「唞啖氣」（歇息），是要讓我們冷靜下來，面對19年的結果也好、後果也好。

——記得2019年示威時，我們討論很多去不去現場拍的問題。大家都問拍到什麼，但你會問為什麼而拍，而你當時也沒有在現場拍。

更根本原因是我的反應不如其他人，如果要找一位攝影師和你在現場，即是送攝影師做前線，除非你和他一起做前線，否則對我來是不道德的。19年不去拍攝，在我身上完全是能力、體力，或者家庭因素影響。但當時錄了很多音，不過多沒用上。

——《日常》沒有放這些聲音？

除了地鐵一段。19年有很多直播了，有很多記者在前線，這些現場直播影像改變了我們，對我們的衝擊如身在第一現場，這些影像不再是客觀狀態（註：2014年佔領中環時也有攝影機直播示威現場，但會像CCTV一樣，以較穩定的鏡頭長時間記錄佔領區），是很主觀的狀態，都是記者的個人經驗。

——《日常》的第一段就對2019下半年做了一個有趣的總結，雖然不應該用有趣來形容。在這一個段落中，很多情緒被濃縮在7分鐘內，影像看來只是經過太子站、中文大學，但我在看初剪時和你說過，聽到聲音有不安的生理反應，很想作嘔，感覺漫長而絕望。

第一段拍下了封閉的太子站，然後是拍下封了的大學站（以及大學站旁邊的香港中文大學）。19年的影像很多，但聲音更驚人，例如地鐵站內的廣播聲音（廣播錄音：「緊急廣播，由於發生緊急事故，本站將會關閉」），很多人聽到這些聲音會害怕。還有很多槍聲、吶喊、口號（由4月起出現的香港人加油聲，到運動中期的反抗，以至後期的復仇）。我想這兩個影像是19年我可以錄下來的。

——但都不是示威、抗議發生的當下。

不是運動當下的現場，都是「事後」，影像裡有種空白感，拍下空間本身留下的痕跡。可以說是我對從2019跨越到2020年的整個想像。我們無法忘記這些聲音，聲音帶來的傷害不亞於影像。整部電影幾乎沒有19年的畫面，我也不想使用。

——還有中後段出現的那道紅色的門（註：2020年3月8日凌晨，香港警方在7個地區展開圍捕，當天大量不同地區同時直播，有人拍下被捕者被疑似便衣捉上私家車，也有記錄到被捕者大叫救命。這裡所指的「紅色的門」，是指其中一段記錄了在一座公共屋村外的直播，影像沒有聲音，沒有人知道門內發生了什麼，長達一小時的影像全程沒有移動過）。

那也是2020年的事，當晚戲稱水晶之夜³，如果不是有血有淚的影像，留下來的影像又是什麼呢？我不想再多展現一次。

——因為會喚起觀眾傷痛？

不是傷痛，而是過多了，當過多的時候，我們只會回到同一種情緒，2019年其實很複雜，不可以再持續表現激昂、傷痛、單面的情緒，是需要有複雜度的。

將戲劇寫不出來的展示給觀眾
大歷史的「日常」

——這是你不想用傳統敘事的原因？

當故事關於19年時，還是不是可以用一個Close-up（特寫）代表人很悲傷、兩個人吵架只是黃藍之爭⁴？我不想再落入俗套，劇情片通常想講人與人之間細微的關係，但這不是我在這影片裡最關心的事。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牽引，已經很多記者寫過，《明報周刊》、《蘋果日報》上已經很多，而且寫得很好很深入，再拿出來講就很累了，我不需要重複講。

《日常》是無劇本下拍的，拍攝前只寫好分場，寫好一些情境，連對白都沒寫好。與編劇陳子雲討論時，排好可以拍什麼，到現場再決定怎麼拍，有什麼演員有空來拍，到現場再決定做什麼、講什麼。男主角之一去比較多抗爭場合，原本另一位也有很多抗爭場面，因時間不合就沒去。戲劇不是我預設下會出現的。2014年（雨傘運動）就想用這樣的拍法了，當一個虛構人物落到一個真實情境，我是在記錄？虛構？還是建構一個虛構角色在真實情境下，等待演員以他／她的角色來回應現場？

我想玩戲劇與記錄之間的感覺。如果純粹用紀錄片的方法來拍，你也需要一個被攝對象，當這個對象是虛構的，空間又將怎麼回應？我想看到會產生什麼化學作用？將戲劇寫不出來的展示給觀眾。

當然，很重要一點是我沒錢。傳統敘事要很多場景，我只能低成本製作，不可能租借場景，也找不到很多人來演，但也因此要保持一種有機、打游擊、更好玩的作法。戲劇效果要花很多力氣計算其他東西，無法只關心在你的主題上。我不想這樣，要找另一種方式去記錄這些聲音。

——Muss es sein? 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嗎？非如此不可）

我也是只能這樣做。是不是只有我這方法才可？一定不是，但我只能如此去做。我要退後，來去回望，已經很多人談到前線的故事，需要有一個人去講不是前線的故事。

又這樣說吧，19年發生的事真的那麼特別，要全世界一起哭嗎？如果不是，我們19年發生的事，又是怎麼一回事？《日常》裡記錄的19年尾到2020年初所發生的事，疫情發生不久時，有人重提1894年發生在香港的鼠疫作比較，可惜之後沒人再掘深點談。鼠疫在香港發生時，給了港督很大的權力做封鎖，也引發後續的政治效果，和現在的香港一樣。退後去看，從大歷史的角度，你會找到很多相似點，就更不可能只看19年。我不是說傷痛不重要，但坦白說，這一刻更要去看19年之前之後的事，才可能找到出路。

電影不少概念來自黃碧雲的《盧麒之死》，例如關於天氣的新聞報導，香港發生一些大事時，都是落雨落到仆街，例如6月30日、7月1日這兩天。

——《日常》發展出「Copy and Paste」（拼貼）敘事，但手法上是不是可以更激進點？

說不定，可以用更片段式、剪接式的方法去講故事。像《盧麒之死》怎樣用「Copy and Paste 」是策略性的處理，除了事件，可以更有空間去講人物。要再激進，玩得再盡，可能從頭到尾用檔案影片來剪，但這已經是要講另一個故事的電影。

——拍攝虛構劇情的部分，最困難的是？

到現場不要出事，演員不會被警察拉走，這是做所有事的前提。

——但有一場演員真的被警察查身分證，你們也記錄了下來。

差一點，但心裡也知道他不會出事，你看那一場的警察是出奇地客氣。

整部影片的拍法是很穩定的，用一鏡到底，分鏡很少，拍得很快，沒有特別指導，大家明白那一場想表達什麼就由他們發揮。劇情是一邊拍一邊加上去，最後角色的結果，也是拍攝中後段才想到，拍攝時有什麼事值得放進去，就加上去。不過，我沒有將個人的情感放進電影裡。在示威現場，攝影師也有考慮到會不會太浪漫，拍得太美，消費了運動？這方面會有所思考。另外，幸好2020年人人戴上口罩，不用打馬賽克。

——片中指出了鼠疫、罷工等，都是香港開埠不久的事，對很多人來講只是歷史，久遠的事，沒有實際意義。

但每一次有大事件出現，都是政權得到借口去限制人民權利。

——看著《日常》裡各類事件並列，列出它們的「重複性」，歷史上一次又一次重現，但這種重複性或會消解了事件本身的意義？

確實是消解了事件的意義，再更消極地理解，也可能是解脫，令所有事都不重要。

——似乎《日常》裡最後角色們所得到的結果，都導向了這種想法？

不是要抹煞2019年的重要性，歷史是一種累積。只是想說，不要覺得我們的遭遇很特別，過去台灣、歐洲等很多國家，都有過獨裁，經歷類似情況。很可能這樣去想，反而找到希望。沒有比現實情況更「仆街」了，無論怎樣的電影形式，都無法表現出現在的挫折。但你說現在香港發生35+大搜捕⁵，以前台灣也發生過美麗島事件，只是那時香港正在經濟發展，是人人向上的時代。為了19年的事傷心、悲觀、為之而哭都是很真實的反應，但同時要清楚，別人現在風光，過去也走過困境。

低成本製作

——有些低成本作法，如Pedro Costa團隊只有2、3人，花費長時間，在生活條件過於嚴苛的香港是很難效法的。但我覺得你的《日常》，還是製作中的《無家》（暫名）算是為香港電影製作，打開一定實踐可能性，特別在當下的政治環境。

對，人家越拍越多錢，但我越來越少（苦笑）。連鮮浪潮的製作也比我花錢。最貴都花在後期，所有人都是不收工資做，但少人做（註：拍攝現場每次最多只有3個工作人員）也有好處，不用花太多時間處理人事問題，不需要照顧情緒，或因資源不足下的掙扎。相對簡單的團隊，可以嘗試更多不同處理。

大家都知器材越來越便宜，iPhone也可以拍戲，但現在常見情況是，就算iPhone拍，也是full team上陣。比如阿彼察邦，好像只是用很簡單的器材完成，事實當然不是，但他們的其他方法是否可以參考？例如他的演員都是低下層、工人階級，在熟悉的環境、自然光拍。我當然可以做戲劇化的燈光，但放在《日常》，我確實在做一個日常生活的情境，亦因攝影機的素質，敏感度更高，什麼也不用處理下，都可以有很美的表現。

還有必要用電影工業模式去拍嗎？其實就連「試當真」（香港YouTube頻道，與台灣類比就像「反正我很閒」），幕後也是不少人。但真的很想拍戲，沒有full team拍不拍得到？當然還是可以，越沒有資源，越需要想方法。是不是只有一種方式拍攝？Dogme 95是自設限制中形成，最大問題是大家以為只有一種講故事方法來吸引觀眾。

——沒有人去嘗試。

是的，為什麼不去做。年輕一代是不是可以比我更激進？不過問那麼多，不如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