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島東路七號】那些年看電影如朝聖，高肖梅的「辦影展」紀事（上）

編按：青島東路七號四樓，鄰近捷運善導寺站的一層舊辦公大樓，自1978年3月29日籌設以來，至今歷經43年，從「電影圖書館」、「電影資料館」、「國家電影中心」，再到如今「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不管名字如何改變、定位如何調整，對不同世代的影迷、相關從業者，始終是一個熟悉的地址。

今年十月，影視聽中心即將從青島東路現址，搬遷到新莊副都心，並有一個更大的空間，肩負起更多任務。值此前夕，《放映週報》將採訪一系列與青島東路七號有深厚關聯的人們，有資深員工，也有資深常客，請他們講述自己跟此空間的故事。

本文採訪幾乎從創館伊始就在此服務的資深員工高肖梅（1980-2006），分成上下兩篇：上篇回憶80年代電圖承辦金馬影展，影迷蜂擁如朝聖、館員土法摸索工作方法的景況；下篇則是關於電資館投入搶救老電影後，舉辦「正宗露天台語片影展」、為中心取得一批珍貴的新華影業的膠卷、以及意外尋獲《不敢跟你講》與《跑道終點》的故事。

「為什麼會成為會員，後來又變成員工？」
「就是喜歡電影啊！」

如此理所當然的回答，或許羨煞許多想從事電影相關工作的影迷。高肖梅原是新聞局電影處員工，因局內人事法規重整，而在1980年轉入電影圖書館工作。當時館內員工加上館長徐立功，總共才五個人，她成為其中之一，一路歷經組織改制、擔任過多組組長，一直到2006年退休。

1980年也是電影圖書館首次舉辦「金馬獎國際影片觀摩展」。儘管此前電圖曾辦過小型放映活動，不過沒有太多籌辦影展的經驗，從無到有，靠自己邊學邊做。隨著前兩屆的小規模舉辦到建立策展人機制，以此為中心，逐步打通各環節，拉進熱情奉獻的影迷，為影片找到合適的寫作者與宣傳途徑，一次一次地，將影展辦好、辦大，成為影迷心目中的年度朝聖活動。

這是個怎麼樣的時代，何以從內到外凝聚這麼多人、締造出「影迷徹夜排隊，只為求得金馬影展預售票」的傳奇事蹟？且聽高肖梅分享她的辦影展紀事。

從「有什麼就放什麼」到策展人規劃專題

回憶電影圖書館成立之初，高肖梅談到影片放映來源有兩種。一種是主動打聽，看片商手上有哪些不再放映的歐洲影片拷貝，跟他們要來放；另一種是由法國在台協會提供，透過法國電影資料館的影片巡迴活動，算好航運時程，每個月給電圖八部影片，作為當時會員活動重要內容。後者雖然沒有中文字幕，但由於影片要在國際間巡迴，通常會有英文字幕，除了常報到的會員外，也吸引了很多學法語，或要去法國留學的人捧場。

不過這種「取得什麼拷貝就放什麼片」的方式，往往內容分散而單薄。高肖梅記得，不論是1980、1981年這兩屆沒有策展人的金馬影展，還是兩次針對會員放映的小影展，都是如此，「連主題都沒有，就是放一些市場上看不到的電影」。這樣的情形到了1982年改觀，徐立功找來黃建業與陳國富擔任金馬影展策展人，兩人規劃布烈松專題，讓她至今記憶猶新，直呼看了《慕雪德》、《扒手》、《驢子巴達薩》後「嚇一跳，會有人這樣拍電影」，開了眼界。

彼時VHS尚未普及，資源少，看片不易。許多重要的藝術電影，像是布烈松、雷奈、柏格曼等大師作品，只能從書上讀到，未有機會親見。也因如此，徐立功發現影展是一件可以做的事，陸續找來齊隆壬、李幼新（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李道明、吳正桓、李天鐸、王長安、焦雄屏、張昌彥等人策劃專題。他們讓策展人提前一、二年構思題目，或者讓兩個專題同時並行，哪個拷貝先收集完成，就先做哪個，以這樣的方式運作下去。

取得拷貝、辦影展也有門道

策展人選好片單，接下來就是聯絡。1980年代不似現今資訊發達，沒有網路幫忙，只能土法煉鋼，亦即透過各種管道尋找擁有拷貝的人，包括從雜誌翻找聯絡資訊。如此大海撈針的過程，現今聽來艱鉅，高肖梅說得自然：「像《Variety》或是一些工具書裡也許會有啊，就打英文電報試著去聯絡。」那時影展一次放映十幾部影片，倘若有短片數量則更多，觀眾看見的都是成功案例，背後石沉大海的信件不計其數。

一旦聯絡好，就等拷貝運來。高肖梅說這段期間是最焦慮的等待，因為拷貝坐船，有些「問起來，你找不到，都不曉得船到哪裡去了」，而拷貝到了之後還要趕快做試片、燒字幕等，時間緊湊。當年有些影片未必有VHS，要等拷貝到了，經過試片才知道內容。

有次放映安哲羅普洛斯的《塞瑟島之旅》，拷貝直到放映前一小時才送達，非常驚險，打開底片盒上面都是希臘文，大家不認得只好先放再說，結果沒想到送來的是《獵人》的拷貝。¹兩部片長差了半小時，放到後面很疑惑，怎麼還沒結束？！所幸觀眾都沒有抗議，回憶當時，「大家就是很安靜的去看……那種態度，就是不會給你找麻煩，很誠服於那樣的氛圍下」，因為不論哪一部影片，對長年受壓抑的飢渴台灣影迷而言，都是新東西。

金馬影展於2012年回顧安哲羅普洛斯時，即有部分作品是過去影展放映過、存放於電資館的舊拷貝，燒烙在膠卷上的中文字幕，邊緣有著糊糊的灼熾感，是那時代留下的印記。製作字幕亦是一門學問，一開始他們找會英文的人，看影片同步翻譯成中文，可是這樣既累、出錯率也高，後來改成從劇本著手，翻完再拿到字幕公司處理。高肖梅形容這種燒字幕的公司有股特殊氛圍，「每次去都覺得有點像五金店，可惜當時沒有拍下來」。

她也特別提到「著作權法」對辦影展有很大影響，在此之前，只要找得到、買得到拷貝，就可以燒字幕，想放就放，後來做事情都要得到所有權人同意，整個辦影展的流程變得繁複又龐大。

媒體宣傳小史與熱情奉獻的影迷

擇定片單後，還要製作特刊、撰寫片介。龐大的文字產出，單靠電圖人員與策展人難以達成，於是他們找了「台大視聽社」協助，請社員到電圖書庫等地找英文資料，翻譯導演與劇情簡介，成為特刊內容。這群團隊包含王浩威、李尚仁、但唐謨、王麗莎、李迪才等人，是支撐影展運作的重要外環人員，他們後來也都成為有名的文化人士，持續與電影圈有深淺不一的交集。

在沒有手機、email的時代裡，新聞稿要發到各家報社，靠的是現今已消失的「中央通訊社信箱」。中央通訊社從1924年開始，在報社一樓設置一整面的媒體信箱牆，上面一家報社配一信箱，供各機構公司投遞新聞稿及採訪通知等。

高肖梅會將新聞稿全部裝進信封，寫上各報社影劇版記者的名字，算準報紙截稿時間，投至各別信箱，回到辦公室近六點時再打電話，確定對方有無收信，並趁機多介紹幾句。「只要用心判斷，你就知道哪個東西該給誰，什麼是最好的時機」，她亦摸清記者工作狀態，知道週末供稿最合適，因為記者週末想休息，有現成的就會登，倘若平日供稿，記者在外跑到大新聞，自然不需要他們的稿。

通稿之外，她也兼顧報社想要獨家的心態，會找出每部片最好的劇照、當紅女星的明星照、適合較學術性質版面的導演照，針對影片特色一一分類，分別給三、四家影劇版。

為了吸引更多目光，高肖梅也將腦筋動往報紙副刊。她形容影劇版是看熱鬧，副刊是看文化，要吸引讀者，關鍵在於把對的影片交給對的人。例如她知道蔡康永喜歡林黛，或是找奚淞寫尤敏的《桃花淚》（1960），果然遇上愛片，文思泉湧，一寫就是一大篇。再如那時劉森堯正在法國唸書，窮學生沒有傳真機，她仍問他要不要寫雷奈，並約好他去咖啡廳的時間，將資料傳真去店家，接著他亦從咖啡廳把寫好的稿件傳回台灣，完成跨國邀稿。

高肖梅形容這些過程很好玩也很感人，「那時候的人真是可愛，大家覺得這個事情很值得做，就通通聚在一起了。」還包括賴聲羽、賴聲川兄弟與王文興等人，也經常為《電影欣賞》寫稿。

如此發展出以策展人為中心，周圍有寫稿的人、翻譯資料的台大視聽社支援，再外一層還有影展工讀生搬拷貝、執行現場，眾人皆因影展而凝聚。她回憶蔡明亮、麥大傑年紀輕輕來當工讀生，有次她稱讚他們有心不怕苦，他們回說，「我們都用著一個朝聖的心情來看這個影展」。

傳說中的賣票現場

一端是影迷集結起來辦影展，另一端是影迷徹夜排隊買預售票。

當時放映場地主要在統帥與新生戲院，一個場地有七、八百個位子，一天六場，連續兩週，幾十萬張影票跑不掉。原本曾想用自由入座，不過館長認為該給觀眾保障，於是全館動員加上工讀生十幾個人，每人一大疊影票與一張座位表，就在電圖四樓窩成一團，不做別的，花上二至三天劃完所有位子。

這些影票一半在電圖預售，一半在現場販售，票價不像今日影展分早鳥票，純粹是先買到有保障，免得現場想看向隅。高肖梅回憶，預售當天，原定八點半開門、九點開賣，沒想到一早來就看到排隊人龍。隊伍後來從青島東路七號四樓排到一樓，樓梯滿滿都是人，再沿著馬路排到另一頭忠孝東路的來來飯店（現喜來登飯店）門口。

接下來幾天，電圖四樓會議廳橫放二張長桌，工作人員手拿節目表，排排坐好，嚴陣以待。排隊民眾會拿著寫好欲購場次與張數的節目表，等輪到自己時交予工作人員，接著前排核對場次、張數與總價，後排的人就要從一落一落的票山中撿票，收集完讓最後一人做檢查，再回到前排櫃台的人一手交貨，一手交錢。過程如生產線，還另附一名專門處理疑難雜症的人，解決拿錯、算錯等問題。人潮擠滿電圖，高肖梅說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大家幾乎沒有喘息空間，一張票七十元，每天結餘有三、四十萬元入帳。

根據1989年的影劇新聞報導²，要拔得排隊頭籌，需得前一天清晨六、七點報到才有機會。排隊長龍有百餘人，多是青年學生成群結伴，不但組成防止有人插隊行為的臨時自治組織，附近店家也跟著受惠，販售零食與撲克牌等「補充包」，形成電影青年們所譜出的次文化奇觀。

彼時日片禁映，影展不只吸引年輕影迷，也因每次都會放映四部日本片，吸引到喜愛日片的老觀眾。黃牛票最猖狂的也都是日本片，每場一票難求。高肖梅會把自己的兌換券分送給同學父母，兩位本省老人家來看電影時，總是打扮得整整齊齊，慎重其事。有時她在戲院外繞，會碰到周夢蝶、陳映真夫婦，還有好些買不到票的藝文界朋友，隔年她就會先問他們需求，趁預售票時段幫忙排隊購票，或分享買票撇步。

那些年，看國際影展是一種朝聖

回溯時代氛圍，1980年代台灣社會正歷經不一樣的風景。除了1987年政治解嚴，藝術活動更是風起雲湧，前有雲門舞集、新象文教基金會、《漢聲》雜誌中文版創立，後有當代傳奇劇場，以及1989年誠品書店出現。電圖從1980年首辦「金馬獎國際影片觀摩展」到1990年交棒「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執行，短短十年間，扮演文化力量的重要一環，影展凝聚所有愛電影之人，亦培育未來的影迷。

回顧曾規劃過的專題，高肖梅說，其實有些電影未經訓練與養成不易看懂，然而觀眾懷著對未知的強烈渴求，仍擠破頭想進去看，「放《去年在馬倫巴》時，大家一群人在那邊看，我在想，哪裡會有這麼一個社會，有這麼多的人如朝聖般地來，看那個你可能根本看不懂的電影。」這是1980年代電影圖書館為影迷打造的聖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