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島東路七號】與膠卷同行，黃庭輔的「工頭」紀事

編按：青島東路七號四樓，鄰近捷運善導寺站的一層舊辦公大樓，自1978年3月29日籌設以來，至今歷經43年，從「電影圖書館」、「電影資料館」、「國家電影中心」，再到如今「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不管名字如何改變、定位如何調整，對不同世代的影迷、相關從業者，始終是一個熟悉的地址。

今年十月，影視聽中心即將從青島東路現址，搬遷到新莊副都心，並有一個更大的空間，肩負起更多任務。值此前夕，《放映週報》將採訪一系列與青島東路七號有深厚關聯的人們，有資深員工，也有資深常客，請他們講述自己跟此空間的故事。

本文將採訪《指月記》導演黃庭輔，他不單是非常重要的台灣紀錄片工作者，取材與風格均獨樹一幟，也是電影資料館的影片管理人員（1989-2016），從28歲做到退休。本文將請他為我們回味與膠卷、與中心的長年淵源。

「問我小時候看電影的事，這跟中心有關係嗎？」

黃庭輔雖然一開始這樣調侃我們，卻依然侃侃而談，繪聲繪影。

他出身金門縣金城鎮，金門不像台北有許多其他娛樂，據他印象，野台戲大概十幾年才有一次，但光是金城就有三間戲院，有專門在金門發行的片商，不一定與本島映演同步，除了當紅大片外，時常是引進舊拷貝，一週換一次，有香港武打片、台語片、日本怪物特攝片，還有他印象深刻的大熱韓國片，中文配音版的《淚的小花》（1968）。

戲院環境不只鬧熱也很鬧，滿地是嗑過的瓜子等垃圾，走路沙沙響，還有「上廁所都就地解決啊！像看恐怖片，就更不敢自己去以前戲院外的開放式茅坑，所以尿會沿著梯廳大斜坡一直流下來。」不知是真是假，他描述得很起勁，我們聽得一愣一愣。另外，那個時代一份拷貝在各地放一輪，來到金門已經多輪，膠卷變很短，也常出問題，「膠卷一斷片，阿兵哥就吹哨起鬨，放映師得快速剪掉、接回去，可想而知，留下來的膠卷很多『跳接』，很『現代主義』。」

他原本想走美術，未考取而轉讀國立藝專廣電科（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彼時藝術電影資源少，老師上課也無法放片講解。他加入了電影社，社長是電影科的蕭明達（亦是目前服務於中心的資深員工），熱心地幫社員去青島東路申請電影圖書館的甲種會員，因為有些電影放映只有相關科系專業的甲種會員可看。

不過黃庭輔說那時只有去過一次青島東路，自己「不是中毒比較深」的那種影迷，沒有特別衝金馬影展——電圖自1980年起是金馬影展的主辦方，一代深受啟蒙、為之瘋狂的文青們，來此排隊搶票。他比較會利用的是電圖租在中華路196號的放映室，因為那裡放映的除了片商送的舊拷貝外，有許多法國在台協會的珍貴16毫米拷貝，不過有的是英文字幕，有的甚至沒字幕，更讓「這些冷門的大師片很好睡」。

搜片青春

後來，讓黃庭輔做了近三十年典藏修復、搜片修片工作的線頭，也繫於此。他在中華路放映室的佈告欄看到徵人啟事，加上蕭明達通風報信有人離職，黃庭輔離開藝專畢業後工作11個月的映像觀念工作室，經館長徐立功面試，在1989年成了電資館的「影片管理」正職。

1989年，正值電圖轉型，不只更名為「電影資料館」，原本共用同樓層的電影團體在前一年遷出，讓書庫與片庫空間擴大，也增設66人座位的電影教室，並經重新裝潢，「跟之前什麼都咖啡色，昏昏暗暗的空間不同，煥然一新，很清爽」。不過也正是在這幾年，只比黃庭輔晚一個月到職的新任館長井迎瑞，漸漸將八〇年代電圖主辦金馬影展的重擔卸下，相較前館長徐立功對於典藏採取的被動立場，新館長井迎瑞重整館內人力、經費等資源，主動扛起另一沉重責任——投入搶救老電影的長期任務。

很快地，從廟會、義工總隊、電影公司倉庫等各處來的舊拷貝堆積如山，很油、霉味很重，櫃子也越來越多。整個空間在短時間內產生很大變化，「一邊是片庫，一邊是書庫，兩邊都很重，所以有一次中間的地板還裂開！」為了整修，休館一個月並分流上班。另一起災難是1992年的火警事件，書庫一小部分的合訂本燒起來，消防隊馬上趕來，可是「比起火災，救災比較可怕，門被撞開，書被噴水，但好在片庫區沒有受害。」

隨片顛沛

其實黃庭輔有不少工作時間不是待在青島東路，而是待在各租借片庫。

拷貝在哪裡，黃庭輔就在哪裡，隨其流離。1991年電資館在員工親戚標到的中和自強游泳池，便宜租借了看台下的空間，架起角鋼架即成拷貝存放地；1993年改租新店遠東工業區近200坪的空間，但空間變大，片子來得更多，很快又擺不下，還面臨房東台商在大陸投資失利，甚至落入得借房東錢周轉但還是轉不過來的窘境；1997年又轉遷至樹林新加坡工業區，承租至今。

搶救老電影的重要行動者「台語片小組」，起初由黃庭輔擔任「工頭」，和鐘點工讀生們一起工作，同時進行影人口述資料整理。但研究與典藏同樣阻礙重重，也是做了一年多年就沒經費，直到辦了「正宗露天台語片巡迴影展」，才申請到經費繼續做下去。

雖說黃庭輔多隨拷貝於外租片庫，不過《國影本事》第一期提到的黃庭輔陽春重組《天字第一號》（1964）的故事，發生地點正是在青島東路七號。他從前沒有在戲院看過這部片，於是用四樓的平台式電影膠卷剪接機，比對兩三個拷貝來做重組。因長年從事拷貝的修復與檢查，可算看全所有現存台語片的極少數人之一。問他印象最深刻的台語片，他說是林摶秋導演的《阿三哥出馬》（1959），明明是殘片，「竟然可以靠預告片把劇情補起來」，若要說哪部拍得最好，他認為是辛奇導演的《危險的青春》（1969）。

搶救無數片，哪一片是刻在他心底的名字？多次表示修復與典藏都不是多偉大工作的黃庭輔坦言：「其實許多拷貝，比如（1991年）去香港（元朗紡織工廠）帶回來的片子，很多因濕、熱而壞掉，花兩個禮拜整理壞掉的片子，更像是宣示作用：我們在修復電影。而從義工總隊來的片子、或中影寄存的片子品質不錯⋯⋯但真的要說，整體好片很少，《戀愛與義務》（1931）算還不錯了。」他還補充了，曾幫忙修復台大人類學系日治時期攝製的原住民紀錄影片，然而因對方有優先研究使用的權利，在他們遲遲未發表下，珍貴影像仍無法面世。

睡覺與義務

作為紀錄片導演，問黃庭輔若要以「青島東路七號」主題，會怎麼拍？

本以為擅長捕捉獨特氛圍（如《指月記》所拍的龍山寺）的他，會往此空間的氣味與人的痕跡發展，沒想到他說這沒有辦法拍，因為重點在於電影政策與環境，更決定了人們與舊電影文化的連結。無奈的總是制度面：多年來，蓋一座比較像樣「國家級」中心的承諾，經歷許多籌建地提議、預算不足、首長人事更動，不斷跳票；修復與蒐集影片的資金來源也一直輾轉於各種短期專案申請，問題可說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話鋒一轉，作為熟知中心藏品的前員工，也談起目前台灣電影研究的侷限。「不要一天到晚講那幾部巡迴影展放的片，錄影帶有那麼多，幹嘛不來看？」黃庭輔率直的詰問，正是寄望有更多研究者們能親歷原始素材，發掘更完整、更多樣的老電影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