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危機為轉機，開拓華語電影的嶄新視角：從2019金馬獎的中港撤片潮說起

編按：本文轉載自即將上線、影視聽中心發行的《2020台灣電影年鑑》，聚焦討論的是2019年的台灣電影大事。2019去年年底的金馬獎，如影評人鄭秉泓於本文中所說，勢必會在華語電影發展佔關鍵地位，文中回顧金馬獎歷來撤片史、確立「金馬價值」之所在。即使在2020年底閱讀，依然可溫故而知新，轉載此文，以饗讀者。

2019年第56屆金馬獎，注定會在華語電影的發展長河中佔有一席之地。重點不在於哪些影片報名、哪些不敢報名、哪部片得獎或哪位得主日後會如何，真正的關鍵只有兩個字：政治。報名跟參與是政治，入圍是政治，得獎是政治，就連頒獎典禮也是政治，只不過濃度高低有別罷了。

打從以台澎金馬的「金馬」命名開始，金馬獎就確認了自身最原生、最揮之不去的政治性。從最早獎勵國語片到1985年因應本土化潮流將「國語影片」精簡為「國片」以擴大包含面，再到1997年定位為全球華語影片競賽而正式廢除「獎勵優良國語影片辦法」；由早期個人獎項資格限定台港人士才可報名，到1990年後逐漸放寬，接受加入台港兩地之電影團體者的華裔人士報名（但外籍人士需參加三部以上國片製作且加入台港兩地相關電影團體才可報名），再到1996年只要以華語為主要發音語言的影片（包括閩南語與其他方言），不限出品國、資金結構或演職員國籍，皆可報名參賽，並首度將中國電影納入參賽範圍。1999年起進一步取消報名影片須獲准演執照、中國電影須獲中國有關單位認證的資格限制；2007年則是因應跨國合作之趨勢，放寬為導演加上半數主創人員為華人的影片（不再受限於必須以華語為主要發音語言）即可報名。

這匹奔向耳順之年的金馬，無論是語言限制方面，還是主創人員國籍和出品單位國別的認定，競賽規範和參賽資格依據都是逐年放寬、擴增的，這既是政治時勢和市場資金版圖的大脈絡變動使然，亦與中港台及其他華語地區長達半世紀的國族認同、歷史文化變遷攸關。

回顧金馬獎的「撤片史」

由金馬獎變革來看2019年第56屆金馬獎的中港片撤賽事件，其實只有一個結論——所有曾經對於金馬獎抱持「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想法，期許這是一個就片論片、只談影像美學不摻雜其他因素的真空環境的人，未免過於天真無邪，太一廂情願。

有關第56屆金馬獎的中港片大舉撤賽事件，最直接的連結是前一年《我們的青春，在台灣》（2018）導演傅榆上台領取最佳紀錄片獎時所發表的得獎感言：「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台灣人最大的願望。」由於被認為是傾向台灣獨立的言論，隨後前屆影帝中國演員涂們上台頒「最佳女主角」時，遂以「特別榮幸再次來到『中國台灣』金馬獎頒獎」及「我感到了兩岸一家親」作為回敬。

2018年頒獎典禮上的政治風波，直到2019年金馬獎徵件之際，效應開始浮現。2019年6月17日，中國電影家協會宣布第32屆中國電影金雞百花電影節的日期，有別於前幾屆在九或十月舉辦，頒獎典禮訂於11月23日，恰巧與第56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同日，此舉被解讀乃是來自中國官方的「間接」抵制。8月7日，中國國家電影局「正式」宣布暫停電影和人員參加金馬獎，原已報名金馬獎的中港片隨即爆發撤賽潮。儘管謠傳仍有少數中國獨立電影堅持報名，但在10月1日公佈的入圍名單中，並沒有任何中國片。

金馬獎基於保護參賽片的一貫立場，表示不會針對「入圍片以外的個別作品」，說明其參賽及撤賽狀況。值得注意的是，除九月中旬宣佈頂替因電影投資方製作合約限制而婉辭杜琪峯擔任評審團主席的王童之外，以往隨入圍名單公佈的三階段評審名單，今年將延至頒獎典禮當天揭曉，以免評審過程受到外界干擾。拒絕報名、無法報名、在初審會議開會之前撤片、進入初審後退賽、入圍名單公佈之後才退賽，背後原因各異，可能是政治因素（如電檢審查），可能是市場考量、參展布局或配合上映檔期，也可能是其他私人原因。

翻開金馬獎的撤片史，2006年田壯壯執導的《吳清源》獲得最佳男主角等四項提名，卻因「獨資中國影片只可參展不能參賽」的理由，片方只得忍痛退賽。表面上原因是《吳清源》雖有部份港資，但並未申報合拍，少了這道流程，只得以中國獨資影片處理。陰謀論的說法則是，2006年金馬獎把「年度最佳台灣電影」及「年度最佳台灣電影工作者」更名為「福爾摩沙影片獎」及「福爾摩沙個人獎」，被中國官方認定有台獨的嫌疑。此外，同年與政治無關，退賽的還有《黑眼圈》，因不滿評審會議上對於自己作品的批評言語，蔡明亮宣佈退賽，女配角及音效兩項提名從此消失在金馬獎官方資料中。

2007年，在入圍名單上大有斬獲的《圖雅的婚事》、《蘋果》及《盲山》三部中國片宣佈退賽，前兩者轉為觀摩，後者卻連觀摩都沒參加。何以談論女人和性慾的《圖雅的婚事》和《蘋果》仍可參展，挖掘中國山區非法拐賣婦女問題（為了向電檢交待，結局還分兩種版本）的《盲山》則是退賽且放棄參展？此舉是否與中國官方面對爭議題材的態度有關，導演李揚僅以「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低調回應。此外，金馬執委會因應上述三片退賽後的入圍名單空缺，最終以增額方式在影片、導演、女主角及原著劇本項目進行了遞補。

2008年起，和中國關係密切的中國國民黨取得政權，兩岸情勢漸趨和緩，中國電影對金馬獎的參與感相形增強，獨資純種中國影片紛紛報名參賽。值得注意的是，雖偶有商業大片如《集結號》在獎項上有所斬獲（入圍或得獎皆算），但真正獲得金馬獎評審青睞的多半仍是小眾獨立作品，一部分乃是因為金馬獎所採取的菁英評審團賽制對藝術取向作品較為有利，另一部份則是評審組成使然。

金馬獎現分成初審、複審和決審三個階段，台灣評審數量佔了一半，其餘則由中港星馬及海外華人、與華語片關係密切的國際影人組成，近年諸多中國獨立電影如《神探亨特張》（2012）、《推拿》（2014）、《一個勺子》（2014）、《塔洛》（2015）、《路邊野餐》（2015）、《八月》（2016）、《嘉年華》（2017）、《大象席地而坐》（2018）在金馬獎鎖受到的重視與得獎後續效應，以及2015年新加坡電影《爸媽不在家》打敗蔡明亮和王家衛作品獲獎，從金馬得獎史的大脈絡來看，金馬獎即便評審團組成年年不同，但在台灣籍評審過半數的情況下，每年得獎結果所透漏出的訊息，絕對不只是把獎項頒給誰、為何台灣人辦的電影獎「以前輸香港，現在輸中國」之類的訴諸民族情感這麼簡單。每年的得獎名單，是由台灣影壇的立場去觀察全年度華語電影發展趨勢，去評論、去總結其年度成果和定位，它是台灣觀點、台灣角度，但是沒有獨厚台灣電影，甚至比中國的「金雞百花獎」更急切地肯定不是那麼主流且勇於做出批判的中國獨立電影，此舉也更加確立了金馬獎在華語電影界的影響力及指標性地位。

多元平等、公開自由的「金馬價值」

戒嚴時期，金馬獎曾經是以意識形態為依歸，由台灣官方主導的政策性獎項，但是台灣和中港之間特殊的政治經濟關係及文化情結，令這匹奔騰了超過半個世紀的金色悍馬，成為兩岸三地電影產業此起彼落的見證者。雖然在賽制與參賽資格上偶有爭議，但可貴的是它有所堅持卻也有雅量廣納諫言，針對趨勢進行評估以做出細部修正，所以即便它非常難以預測，入圍和得獎名單往往未必服眾，但如同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所言：「我們不說謊，沒有技術性原因」，對於所有華語片始終保持開放與公平，尊重評審結果，榮耀所有入圍影人，這正是所謂的「金馬價值」——而傅榆領獎時一番「真正獨立個體」之說，以及涂門上台頒獎時以「兩岸一家親」還以顏色，都是在「金馬價值」之下，最多元平等的一番展現。

沒有機會上跑道，就稱不上是運動員。生活離不開政治，文學藝術離不開政治，電影運動也離不開政治。所謂的「金馬價值」，其實就是一種普世價值，從比賽的角度來說，就是提供一個開放的跑道，讓每個運動員都有公平參賽的機會。在這個跑道上，你不會因為各種「技術問題」而遭到責難或是霸凌，你的名字不會因為種種政治敏感而被以「XX」兩字屏蔽起來，一旦你得獎了，你可以在台上盡情發表你的想法，也許有人會因為討厭你的發言給你噓聲，但這個價值會確保你的安全，你不會因此被趕下台。參加這個競賽的你是自由的，在這個賽場上的所有參與者都是。

所以當有人說，王小帥的柏林影展得獎片《地久天長》（2019）、刁亦男入圍坎城主競賽的新作《南方車站的約會》（2019）、金馬老朋友婁燁的威尼斯主競賽入圍作《蘭心大劇院》（2019）以及楊凡在威尼斯影展獲得最佳劇本獎的動畫片《繼園臺七號》（2019）沒有參賽，稀釋了第56屆金馬獎的含金量，這其實是不存在的假議題。奧斯卡獎不會因為坎城、柏林、威尼斯得獎參不參賽而失去公信力，冷戰時期西方自由地區的影展評獎結果從來也不會因鐵幕國家的參不參與而改變。同理可證第56屆金馬獎，沒有了中國片及中港合拍片固然可惜，但是由入圍名單不難看出金馬獎把危機化為轉機的應變能力，評審團在總計588部（劇情長片91部、動畫長片2部、紀錄片86部、劇情短片353部、動畫短片56部，就總數言是史上第二高，但劇情長片相較去年的228部短少了137部）的報名影片中，為華語電影找到另一種切入角度。

化危機為轉機，開拓華語片的嶄新視角

在五部最佳影片的入圍者中，電玩IP改編的《返校》、鍾孟宏和作家張耀升合作的《陽光普照》，分別象徵2019年度台灣電影在產業與藝術兩個面向的最高成就，曾以新加坡電影《爸媽不在家》（2013）驚喜獲獎的金馬嫡系導演陳哲藝帶著第二部長片《熱帶雨》重返金馬獎，HBO亞洲與馬來西亞電影公司合製的文學IP《夕霧花園》則是集結台灣、馬來西亞、日本主創團隊的「亞洲力」強大展現，異軍突起的香港獨立電影《叔‧叔》則是近年屢屢在金馬獎獲得青睞（《阿莉芙》、《翠絲》）的LGBTQ題材又一代表。

恐怖類型片、家庭劇情片、歷史文學小說改編、師生戀、老年同志議題，構成了第56屆金馬獎的多元臉譜。也可以說，這樣的「多元」，是金馬獎在1997年轉型為全球華語影片競賽，費心布局二十餘年後的終於收成。

其他項目方面，出生馬來西亞的蔡明亮以《青少年哪吒》（1992）、《愛情萬歲》（1994）中的凜冽台北映像成名，他曾帶著跨國團隊回到故鄉拍攝《黑眼圈》（2006），也前進法國完成《臉》（2009），今屆以在日治時期建造的台北中山堂內拍攝的《你的臉》（2019）入圍紀錄片項目。已歸化台灣的趙德胤，過往以多部緬甸題材作品成為影展當紅炸子雞，2019年首度走出緬甸，完成刻劃台灣影藝圈潛規則的《灼人祕密》；還有新加坡導演楊修華，以懸疑黑色類型點出移工與階級問題的《幻土》（2018）一鳴驚人，已成台灣女婿的馬來西亞導演廖克發，則是分別以回顧50年前大馬種族衝突的紀錄片《還有一些樹》（2019）和帶有自傳色彩的首部劇情長片《菠蘿蜜》（2019）（與陳雪甄共同執導）獲得最佳紀錄片及新導演雙料提名。

此外，以《熱帶雨》和《夕霧花園》入圍金馬獎的星馬台前幕後人員，連同入圍劇情短片的馬來語發音作品《蒼天少年藍》、入圍動畫短片的大馬僑生作品《隱匿的方寸空間》、以及在《樂園》中飾演叛逆吸毒少年獲新演員提名的馬來西亞演員原騰，這些名字出現在這份入圍名單上，是非常有力的宣示，彰顯了金馬獎對於中港台以外、尤其是星馬華人影像創作的長年關注。

電影獎項的目的可分成下列兩種，其一是對於電影本質及影像美學的重新思索和定義，其二則是針對產業趨勢和市場方向提出觀察和歸納，它們可以擘畫願景，也可以精心回顧，兩岸三地特殊的歷史文化因素以及本世紀以來環環相扣的市場和產業依存關係，致令「政治」成為金馬獎最不穩定的變項。政治可能裂解金馬獎的原先規劃與追求，但也可能提供新的切入角度、開創新的版圖局面。香港電影和中國獨立電影過去30餘年以來，在金馬獎是連番有出色表現，如今這個作為本世紀主流華語片發展核心的龐大政經結構體系，因政治之故告別了金馬獎，暫且不論是否復合或回歸有望，兩岸影視交流幽暗未明依舊，如何從危機裡頭去找到轉機，如何從與往年相較整體參賽片量下跌的處境中去拉出一個來自台灣角度的華語片視野名單，是接下來幾年金馬獎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