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我夢故我在，夢想與現實的距離——專訪《我的新加坡夢》導演雷遠彬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於全球蔓延，而在2020年4月，原本為防疫初期模範生的新加坡，當地確診病例卻急速飆升破萬，成為東南亞地區確診病例最多的國家，病例多半來自外籍勞工。根據新加坡勞動部資料，目前在新加坡的移工約140萬人，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一，近30萬移工住在43間大型宿舍。他們生活在擁擠的宿舍空間中，不到30坪空間居住著10-12人，顯然難以達成室內社交距離，感染的擴散速度可說一觸即發。儘管他們撐起了新加坡的經濟，但惡劣的生活條件卻始終被政府忽視。今年於柏林影展電影大觀單元放映，由新加坡導演雷遠彬執導的紀錄片《我的新加坡夢》（I Dream of Singapore），也將視角放在新加坡的移工議題上。

回憶選材過程，在與監製討論過後，雷遠彬決定要拍攝關於移工的紀錄片，他花了一年的時間做田調，卻逐漸於過程中感受到新加坡當前移工的緊迫現狀。「很多時候，我們以為移工是沒有學歷背景的，但其實很多人不僅是中產階級，甚至還具有大學文憑。所以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必須問的是『他們為什麼想來新加坡？』」他接續談到核心的原因：「主要是他們的國家環境不好，不僅很難找到工作，如果你沒有相關的人脈，更別說擁有好的社會地位，加上國家也有貪污問題。基於種種累積下，作為亞洲貿易中心的新加坡，繁榮城市的印象，就成為他們離家賺錢的嚮往。」

《我的新加坡夢》中，雷遠彬跟隨主角Feroz，與他一同檢視在新加坡工作的勞工處境。一次意外受傷的Feroz，只能在避難所（Shelter）等待傷口復原，在這期間，他既不能馬上返鄉，也不能接續工作，只能靜靜躺在床上，偶爾與朋友聊聊天，歷經遙遙無期的等待後，Feroz最終選擇離開新加坡，回到家鄉過著自在的農耕生活。談起選擇Feroz作為主角，雷遠彬提到一開始也曾考慮過不一樣的方式與管道去接觸勞工朋友，於一次探視避難所的機緣下，偶然認識Feroz這位大男孩。在雷遠彬的眼中，Feroz是一個很爽快親切的男生，經過交談後，很快與他成為朋友，認識六個月後，便拾起攝影機拍攝他的生活。這已經是Feroz第三次來新加坡工作，前兩次雖然有賺到一點錢，最終都被裁員回家。

在新加坡，移工同樣無法久留，來一次只能待上兩年，如果失去工作的簽證身份，就必須立即遣返回國；然而，更鮮為人知的，是來到新加坡的移工們，一踏上土地，都得先償還近一萬元的美金。雷遠彬提到這樣的系統就像是一間仲介公司，很多中間人會通過介紹在過程中賺一筆，勞工不僅要花錢進行一個月的訓練，還沒開始賺錢，就得先還錢。「這無疑是一種剝削（Exploitation），很多勞工回去後，還被黑道追債，只能向家人借錢。這些故事都是我們不曾知道過的，不僅很少聽過，甚至都不願意去了解。當然，如何去拍一個非常私人的故事，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但我仍希望找到一個方法，去呈現我想讓大家關注的議題，從影像觸動觀眾，讓他們感受到這群移工們可能面對的問題。」

雷遠彬總共花了近一年半的時間拍攝，與Feroz共處的日子，有三個月都處於等待的狀態。由於Feroz的傷勢，讓他不能做任何事情，法律上明定不能工作，同時有傷在身。沒有錢賺，也沒有地方住，只能在提供給移工住的小小避難所中，過著平凡的生活，獲得三餐的配給零用錢，吃飯睡覺、吃飯睡覺的無限迴圈。「這種無奈的感覺，就是他被困在避難所的感受，卡住一年的生活，也讓他意識到發財並不是想像中這麼簡單。即使他跟我們一樣，也想賺更多錢 有房子，有好的職業，只是他最終仍選擇放棄一切，做下離開新加坡不再回來的決定。」雷遠彬感慨道。

同一種新加坡夢，不同種的現實落差

「其實他們很多都是純真的農夫，懷抱著一種新加坡夢，不停嘗試來新加坡賺錢。在他們的印象中，新加坡就是一個來賺錢的地方，如同在《瘋狂亞洲富豪》的印象，高樓大廈林立，繁華景象在眼前陳列。但來到新加坡之後，卻感嘆為什麼自己要做這麼辛苦的工作，以為可以舒適開心地賺錢，一切卻並非他們所想像，單初的美夢都瞬間變成噩夢。」雷遠彬舉例，不只是受傷的Feroz，亦有許多勞工患有憂鬱症，為了賺更多錢，不惜非法工作，勞累加上超時工作，往往讓他們身心俱疲，也導致不少憾事的發生。

雷遠彬在電影頭尾，剪接了Feroz的特寫側臉，讓觀眾細細看著這張擁有黝黑膚色的臉孔，當他大大的雙眼似放空般的睜著，凝視著觀眾，觀眾也油然自省，有多久沒有好好觀察身邊為我們辛苦工作建設的勞工們面孔？「我覺得這樣的設計是向觀眾拋出了問題，移工有什麼夢？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夢，美夢也好，惡夢也好。」然而，所謂「新加坡夢」，究竟是美夢？抑或是惡夢？當Feroz的面孔在頭尾呈現，美好的返鄉是現實的走向，還是只是如同生活般的無奈幻想？

對此，雷遠彬也趣味地將片名中的「我（I）」主體模糊，不只是Feroz的新加坡夢，通過雷遠彬的取景，他不再只呈現新加坡的光鮮亮麗、七彩霓虹，反而將他眼前所見的新加坡，真實紀錄在他的鏡頭中。雷遠彬的新加坡，是讓魚尾獅佇立於灰濛濛的煙霾中，眺望深藍色的夜空，於喧囂中留有一絲靜謐的空間。談到如此的設計，雷遠彬說：「我有想過要以怎樣的方式拍新加坡，當新加坡總和魚尾獅連結在一起，我希望透過影像做出一個反差（Twist）。2019年9月，東南亞國家正好遭受到印尼森林大火的霧霾，當時我就記錄下來新加坡該時的面貌，便想把這樣的檔案（Footage） 放在裡面。我所拍攝的新加坡影像，都是我想像主角想像新加坡究竟是怎樣，一開始第一顆鏡頭看起來是很美的城市，像是初初踏上土地的欣喜，受傷後就逐漸變得黯淡，失望伴隨而來，迷失於霧霾之中，一切如同夢境般朦朧虛無。」

當雷遠彬想像著Feroz心目中的新加坡模樣，而作為新加坡人的他，是如何看待腳下這片家鄉土地？而新加坡人的「新加坡夢」，又生長出什麼樣的姿態？過去雷遠彬的電影作品，都藉由周遭生活的啟發，圍繞在「夢想」的命題上。如2009年首部長片《白色時光》（White Days），聚焦在三名青年身上，以無劇本紀錄片的拍攝方式，讓他們聊著各自的夢想，有人開始進行哲學思辨，探討生活的意義，有人則想實現台北的電影朝聖夢。雖有夢想的嚮往，但青春的稍縱即逝佐以黑白影像下，仍讓這股壓抑且前路迷茫的生活氛圍無所遁形；2014年的紀錄片《03-FLATS》則探討新加坡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組屋，當八成新加坡人都住在組屋裡頭，根據新加坡政府建屋發展局（HDB）的住宅計畫，唯有結婚組成家庭，才可被分配組屋。因此在新加坡，為了房子而結婚變成一個普通的現象，雷遠彬也運用空間，進行對單身女性的探討，而當《白色時光》的個人夢想實踐、當擁有房屋居住權是一種夢想的《03-FLATS》，到《我的新加坡夢》移工的溫飽夢想，新加坡或許成為眾多年輕人的夢想藍圖，卻往往在追夢過程中碰壁，體會到現實的殘酷與失落。

經過這十年的感受，雷遠彬談起他對新加坡的想像與觀察：「我想像新加坡是一個很美的地方，也有人情味，我認為人是非常重要，只可惜新加坡發展過於快速，在短短五十年內，就成為已發展國家，一切都向『錢』看齊，卻少了聽見人民的心聲。在我看來，新加坡現階段的方向，應該關注在『人』的發展，關心我們周遭的社會問題，關心勞工面臨的現狀。當他們來我們國家，為我們建設美麗的建築時，我們是不是也該照顧他們，提供他們更好的協助？」

「所以當Feroz說再也不回來新加坡，要回去做一名農夫，我就覺得我們可以跟他一起回鄉，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不知道勞工其實有家庭，也有愛人，他們的夢想其實跟我們一樣，簡單平凡。因此，我想把它拍成影像給觀眾看，藉此讓我們反思，領悟關於勞工的背景，了解每個人獨特的故事。儘管我不認為Feroz可以代表每個勞工，但他的故事依舊可以觸及不同的面向，而這不僅是一個普世（Universal）的現象，也是一種當代命運，許許多多勞工的故事，其實就與Feroz無異。」

無須語言、以影像先行，單純熱愛電影的人

當然，關於移工題材的影像作品早已不計其數，不只在亞洲地區，雷遠彬也深知在新加坡也有許多關於勞工的影片。所以要如何與他人作出區別？又同時能探討到議題的核心，談起影片風格的選擇，雷遠彬說：「我也想做一個不一樣的紀錄片，它並非是深具探討性的，我更傾向往較為詩意及人性的層面，進行詮釋性的探討。」觀察雷遠彬一直以來的電影風格，都是以影像先行，少有過多的旁白作為輔助，儘管拍攝期間也有訪談不少移工與相關人士，但雷遠彬更喜歡用鏡頭說故事，以畫面來驅動豐沛的情緒，打破紀錄片的框架，延伸到類似於劇情片，添加故事性的元素，製造詩意性的敘事。

攝影師出身的雷遠彬，認為他的語言就是影像，不用過多話語，單以影像便可闡述許多無法言語的東西。有如此的風格誕生，身為蔡明亮粉絲的雷遠彬，也不諱言受到蔡明亮的電影啟發許多。曾在《臉》擔任美術助理的他，那時便看著蔡明亮如何不用語言，展現電影的敘事與張力。所以從《白色時光》開始，蔡明亮與其電影語言便影響著雷遠彬（片中一主角的設定，就是嚮往著去台北看蔡明亮的電影場景）。這一點，也在《我的新加坡夢》中能清晰感受。此外，台灣新電影時期的侯孝賢跟楊德昌等人，也都在他學習電影的成長路上，給予極大影響。

不過，在新加坡的電影工業中，獨立製作總是極其困難，尤其又是關於移工的題材。對此，雷遠彬反而享受一個人獨立完成的工作節奏，從《白色時光》、《03-Flats》到《我的新加坡夢》，獨立執導的三部片都是由雷遠彬自己導演、攝影、剪輯，2009年，他也與身邊熱愛電影的朋友們——王明安、許瑞峰、陳美添、楊修華、廖捷凱，成立「十三小品」（13 Little Pictures）。公司成立十年多來，推出不少備受國際讚譽的電影，如楊修華同樣以移工為主題，著墨新加坡填海造陸工程的《幻土》（A Land Imagined, 2018），於2018年盧卡諾影展勇奪金豹獎；許瑞峰的《星魔》（Demons, 2018）、廖捷凱的《紅蜻蜓》（Red Dragonflies, 2010）都先後入選柏林、釜山等知名國際影展。許多電影的製作，也是朋友間互相幫忙而成，像是雷遠彬即是《星魔》的攝影，楊修華與許瑞峰也在《白色時光》中擔任演員。

「小品，就是小電影（Little Pictures）的意思，我們都是一群單純喜歡電影的人，從沒想過要靠著拍電影賺錢或藉由電影出名。我們只想專注在我們關心的議題上，及我們所熱愛的電影。」雷遠彬闡述著成立的理念，儘管既沒有資金也沒有大型的劇組，雷遠彬也樂於這樣的「Small Cinema」製作模式，他形容就像作者用筆書寫般，親自持著攝影機拍攝，總有實在自然的感覺，他也引用阿巴斯所言「當有了數位電影，數位電影已經給我們一種自由，用手機也可以拍攝，那為什麼我們還需要這麼大的劇組？」

為此，雷遠彬也開始學習一個人慢慢紀錄，通過觀察，清晰深刻理解自己所要拍攝的主角。「其實這也是向侯孝賢學習的，自然的感覺非常重要，我希望我可以隱形起來，這樣朋友與我交談時，才不會感受到攝影機的存在，才能像平常一樣自然的對談。因為有些時候，我也是電影的一部分。」他接著分享杜可風曾經所說：「攝影師是跟演員最接近的一個人，演員如何與攝影機互動，展現其最真摯的一面，其實就取決於攝影師。因為你所看到的，就是攝影師眼下的畫面。」

在《我的新加坡夢》中，雷遠彬很多時候沒有打開攝影機，只是單純與移工朋友們吃飯聊天。一年後，成為他們的朋友的他，形容拍攝的感覺，就像是拍攝家庭錄影帶（Home Video），朋友隨意輕鬆地拍攝，不用任何掩飾，也不像訪談般，看見攝影機而開始表現一種角色。自然真實，對雷遠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電影元素，他自認是一個觀察家居多，喜愛觀察多於言談。「影像其實可以看到很多東西，為什麼我用這樣的角度？為什麼我會這樣拍？我的剪接中已經說明很多事情。這也是我覺得電影有趣的地方，它是跨越語言的媒介，很多時候是一種情感的觸動，將我眼睛感受到的，通過鏡頭分享給觀眾。我也始終相信，要先觸動自己，才能感動他人。」

夢想破滅後，移工未來何去何從？

從《幻土》以移工的失蹤審視新加坡國土議題、《我的新加坡夢》則追隨移工的漫長返鄉，探究夢想與現實的差距，到近期外籍移工宿舍爆發武漢肺炎群聚感染，讓新加坡再次重視移工艱困的生存環境。不少熱心的志工與NGO團體，如電影中志工Ethan所屬的移民勞工權益團體「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TWC2)，也開始為移工們募款籌資，只為讓他們有更好的對待與協助。

然而，回顧過去新加坡的移工處境，就雷遠彬所見，移工仍舊受到不小的歧視，甚至被社會所隔閡。「就像我們說巴格達人，其實是一個不好聽的代稱詞彙，那是因為很多人不認識他們。在新加坡，雖然有小印度區、小孟加拉和甘榜格南（Kampong Glam），但本地的新加坡人卻很少去那個區域，移工平常也不會到新加坡人一般去的購物中心購物，因為他們也沒有錢。如果你去到他們位於郊外的偏遠宿舍，才會清楚意識到那裡就像是一座監獄般，擁擠且狹小。雖都大家都身在新加坡，卻像兩個平行世界，平常的互動非常鮮少，彼此也不了解彼此。」

2013年12月，一名印度裔勞工因在小印度區被巴士撞倒後喪命，而在該區引發兩小時的騷動。這場「小印度騷亂」（Little India riot），是新加坡自1965年獨立後第二起暴動，也因此次事件，從原先對宿舍區域的酒精販售管制，到讓新加坡政府規定晚上十點半至早上七點，所有零售商禁止販買酒類飲品，只因害怕暴亂事件再次發生。雷遠彬直言，這樣的規範確實也有些許針對性，但向來重視保安、規定嚴格的新加坡，安全的優點也是這群勞工願意來的原因。

不過，他仍希望能藉由《我的新加坡夢》，反映新加坡的現代景況，以一名異國外來者的角度，想像著新加坡的模樣。從夢的發芽到夢的破滅，也藉此提醒眾人重視，正有一群與我們相同的人，需要我們伸出援手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