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邊緣走向邊緣——訪「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藝術總監黃明川

台灣影展多如繁星，從盛大的國際觀摩展到小眾的學生短片創作展，各自擁抱不同的價值與美學，呈現影音創作如何記錄並反映時代的廣闊光譜。「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是諸多影展中的異數，所有形容非主流的語詞都適合用來描述它：邊緣、小眾、另類、前衛、孤高。然而，它的精神是深闊的，它深明主流之外的豐富與寬廣，從邊緣帶有文化性的影片到極端前衛的藝術實驗創作，以影音翔實記載屬於這個時代的脈絡與痕跡，值得也需要被呈現被看見；它還有一種志氣——直視主流，不卑不亢，從容的挖掘被隱蔽的影音，探索重新定義台灣的可能。

「這個世界太多元，沒有一種教條可以一直約束我們。我們有沒有勇敢面對歷史，還是一直在接受別人給予的歷史觀點？主流就是慢慢被強勁的對手所淹沒了，淹沒你的變成主流。」藝術總監黃明川如是說。

核心不移，邊緣開放

紀錄片是電影類型的邊緣，藝術紀錄片又是紀錄片類型的邊緣，質言之，在小城策劃藝術紀錄片影展是從邊緣走向邊緣。首屆「嘉義國際藝術紀錄片影展」在2014年舉辦純然是意外，原意初衷是承續嘉義市的美術傳統，創立一個與美術或藝術相關並涵蓋當代文化面的影展；可以在艱困中屹立七年是因為在堅持核心精神同時，能夠適時呼應時代變化，及時調整策展方向。

黃明川在影展肇始之初，開宗明義揭櫫中心思想：「核心不移，邊緣開放」。核心是被忽略的台灣影像，從來沒有被國內影展所吸納的影像工作者，把他們納入這個文化藝術紀錄片類型，讓觀眾可以開放地去認識陌生邊緣的世界，不管是島內的邊緣，或者是他國的邊緣。例如去年與今年為蘇匯宇、崔廣宇這兩位重要的當代藝術家做「焦點導演」回顧，開國內影展先河。

另一核心思想是「主軸清晰，界線模糊」：主軸清晰，才能有所依歸不討好，有所堅持不從俗；模糊了界線，才能保持彈性，適時反映藝術風格的遞變而吸納各式作品，進而重新定義「藝術紀錄」。「藝術紀錄影展是要提供很困難才看得到的影片，或者對地方菁英意義非凡的影片，你才會構築一種眺望，是根據此地需求的一種眺望，能夠產生這種拉力很重要，不要去討好。」黃明川悠悠言道。

質疑與困境

影展策劃之初遭遇一些質疑，專業人士直入核心詰問：「藝術紀錄影片的數量，足夠到可以成為一種類型嗎？」黃明川反問：「好萊塢的類型是怎麼產生的，是因為拍了很多題材類似的片子，之後關於這種類型的思考跟邏輯歸納才出現，沒有拍片前怎麼會有類型？這都是後設的。」影展前三年，場場放映觀眾都爆滿，而且參與度很高，所以到第三年之後，批評者就完全安靜了，因為他們看到一個邊緣他方居然長出一片樹林。

然而，政權更迭，新市長對藝文的態度，影展預算挪用刪除泰半等等，都是現實的大挑戰，只能縮小影展規模，以小而美的策略應對財務縮減，突破具體與抽象的困境，在挫折中再生。

變與不變

第四屆第五屆觀眾突然大量變少，主因是影音串流平台興起，MOD也發展躍進，改變人觀看的態度與習慣，加上全球大量網路短片蔚為風潮，在在降低觀眾參與影展的意願。面對觀眾流失，影展從善如流擬訂新策略，開始納入藝術性短片與極短片，也於2017年（第四屆）將影展名稱從「藝術紀錄片」改為「藝術紀錄」。

黃明川解釋道：「我們察覺到整個影片的拍攝，以及年輕人習慣的網路串流，已經讓更短或更有趣的影片變成他們的喜愛，因此我們引介更多短片進到這個影展，這個影展的紀錄片我就把它縮短一個字叫紀錄，藝術紀錄，英文Documentary變DOC，因此能中英文對稱，就變成藝術紀錄影展」。

2018年，影展增設全英文國際論壇以及國際紀錄片大師單元。今年則首度將「行為／藝術紀錄」當成臺灣意象，成為「自拍行為錄像」進入國際影展的先鋒。除了行之有年的十五分鐘短片競賽，本屆還有一個特別獎助：三分鐘影片大賽。黃明川指出，過去六年來，嘉義國際藝術影展累積了足夠的能量讓中央看到實力，所以文化部撥款給地方的競爭型專案計畫，今年就撥款給嘉義。

多年來除了放映女性主題影片，影展也邀請台灣以及國際的重要女性創作者參展並座談。黃明川說：「選擇女性主題電影，將女性視角作為出發點檢視內心，著重自身經驗，創作者或創作題材並不局限於女性才得以成立。」在專制國家，例如中國，獨立導演手持DV（數位攝錄影機）創作，釋放了被禁止的影像。在民主國家，例如台灣，輕便的DV則讓更多人投入影片創作，尤其是紀錄片的拍攝。因為工具取得極為便利，青年導演不一定要向過去的大師學習，用自己一隻手撐著就可以拍紀錄片。輕便的工具更解放了女性，她們一個人就可以肩負DV獨立作業，不需要雇用男性攝影助理扛沈重的機器。科技的進步降低門檻，打破限制，精神以及體能的限制。

但無論如何微調改變與時俱進，不變的是國際、南方精神與嘉義的三位交叉鼎立。黃明川闡釋何謂南方精神：「精神的區隔遠比地理的分野重要，地理完全無法百分之一百屈服心靈，也絕對不代表心靈，『南方』不僅僅是地理的位置，也是精神歸屬的『南方』。」南部小城嘉義，正是這種邊緣精神寄託之所在。

革命精神以及精神的革命

一個邊緣之城開疆闢土，為藝術紀錄影片奠立了基礎，將台灣整體的藝術教育文化拉高一個層次。黃明川表示，藝術影展鼓勵許多導演，形成更濃的在地氣候，建構一種在地的關係，五六年下來引發歸鄉潮，不少拍片的人也回到嘉義縣市，雲林、彰化、台南也有，可能就是父母親留下來的房子，在周遭找個夥伴一起拚搏就開始創作。落寞被忽視的創作者努力拍片，可以在故鄉找到安頓身心的家，作品可以在這個影展找到放映交流的空間。

「我可以說，這個影展其實對台灣文化的貢獻，比較是精神性的。其實我是用另外一種觀點看事情，我在經營那個氛圍，其他影展從來沒有過的，鼓勵在地創作者去描述被忽略的精神經驗，不僅止於藝術經驗，也含括民俗、文學、建築、城市美學等等，進而涵蓋社區的集體生活。」

黃明川說了很多，做得更多，他言簡意賅，常巧妙運用動詞，賦予全新意涵。「台灣不想關注的，我們佔領！」他在今年三月十三日的開幕晚會上強悍的說。所謂「佔領」是一種革命精神，也是一種精神的革命。「藝術紀錄影展如果會有意義，不是因為台北人南下嘉義看展，而是發展到一個程度以後，譬如說台北人、高雄人會辦類似的影展，規模更大或更小都沒有問題。」

中心是一切邊界的邊界

很多城市因著藝術而成就文化美名：坎城影展之於坎城；德國新電影之於歐柏豪森；烏帕塔舞蹈劇場之於烏帕塔。台灣自己的文化小城——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之於嘉義。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Adonis）說：「中心是一切邊界的邊界」。「畫都」嘉義首創亞洲第一個藝術影展，敢於在邊界平視中心，從邊緣走向邊緣，憑藉的是精神與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