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摸青春的肌理：訪桃園電影節焦點影人菲利浦・勒薩吉

2019年桃園電影節邀請來自北國的加拿大魁北克導演菲利浦・勒薩吉（Philippe Lesage），作為本屆影展的焦點影人，放映他的五部長片作品，除了放映他最知名、也最具代表性的兩部自傳成分甚高的劇情片作品《惡魔》（The Demons，2015）與《少年初長成》（Genesis，2018）之外，也將放映難得一見的早期紀錄片《心跳奏鳴曲》（The Heart That Beats，2010）與《十七歲的魁北克夏天》（Laylou，2012），還有親自演出的劇情片《哥本哈根愛情故事》（Copenhague - A Love Story，2016）。

初看勒薩吉的影像，即知紀錄片與劇情片的傳統分類框架，無法輕易套用在他的作品上。不管是紀錄片或劇情片，攝影機看似總與角色們保持一段觀察距離。可是作為一部紀錄片，觀察者的客觀倫理教條緊箍咒老早拋之腦後，匠心獨運的場面調度與音樂使用，翻攪出超越表面真實所見的潛在混沌。作為一部劇情片，其觀察之耐心與給予角色的主動性又近乎一部紀錄片，進而建構出角色的複雜、非樣板肌理，等待觀眾細細觸探琢磨。而這些複雜性，經常聚焦於「青春」，每一位觀眾都曾經歷或者正在經歷的必經階段，既羞澀又莽撞，既慘綠又無畏。

本期放映週報以筆訪採訪了勒薩吉導演，以下為訪談紀要。

——你的早期紀錄片，拍攝對象似乎都是「他者」。例如，第一部紀錄長片《Can We Live Together?》（2006）是關於社會學家阿蘭・圖賴訥（Alain Touraine）與巴黎郊區危機；《How Can You Tell If the Little Fish Are Happy?》（2010）是關於一群北京的人們；《心跳奏鳴曲》紀錄醫院裡的病人與醫生之間的關係；《十七歲的魁北克夏天》捕捉兩個年輕女孩的生命瞬間。當你開始轉向劇情片拍攝，至今三部作品《惡魔》、《哥本哈根愛情故事》、《少年初長成》都有一定程度的自傳成分與自我指涉。當你在為你的紀錄片與劇情片選擇主題時，是否有意識到這一個從「他者」朝向「我」的轉向（turning）？

確實是有發生，我過去在談論自己從紀錄片到劇情片的大方向移轉（shift）時，亦曾用此說法。不過如果你挖得夠深，你會看見在這兩種電影形式上，包括主題和風格，其實有更多共通點存在。「青春」出現在所有這些影片裡，即使是《心跳奏鳴曲》這樣碰觸老病死的醫院電影，也是以勞倫絲這位有心臟毛病的年輕病人做收尾，而她成為我下一部片《十七歲的魁北克夏天》的主角。

另外，《心跳奏鳴曲》在很多方面有些貼近我的生活與恐懼。我從童年起就有胃部毛病，因此惡名昭彰（你可以從《惡魔》看出這點！），所以對我來說在醫院拍片，像是在面對我的最大恐懼。我會拍這部紀錄片，還因為我從出生就被醫生診斷有心臟毛病，後來進行了手術，我在醫院待了一週，服用了一款超級棒的嗎啡類藥物，然後我很驚訝也很興奮地發現，醫院是多麼生氣勃勃啊！當我們想到醫院，想的往往是死亡與疾病，可是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熱鬧與活躍的環境，充滿生命力。於是我決定帶著攝影機回到這裡，跟拍我的醫生們。

不過要到我開始製作劇情片，我內在的創作魂才終於比較被滿足。創作對我而言是一種很私密的狀態。我必須鑽入我自己生命裡的光明與黑暗的角落，去到受傷最深之處，因為在那底下藏著某種真實。無可避免地，電影變得非常自傳。此外，這些電影橋段來自現實，唯有當你真的運用屬於你自己的想像力，才會讓這些橋段變得更加獨一無二，某方面來說也更具原創性。

——為什麼青春這麼吸引你？

因為青春同時讓人感到希望與悲慘。青春不會令人失望，因為青春擁有尚未定型的未來，對未來可能性有無限展望。然而悲慘的是你還年輕，很可能因為沒經驗而做下錯誤決定，對生活造成傷害。你可能交了壞朋友，接著開始自我懷疑，陷入這種不太好的情緒。你的自我毫無防備。你可能愛上不該愛的人，而這是一個關鍵時刻，你開始領悟到人生來就是孤獨的。某方面而言，這些領悟是重要的。你是孤單的，但是你又總是同時倚賴他人來讓自己快樂與滿足。站在正面的態度，我認為要安然度過青春得做到幾件事。例如，保持開放的心靈。例如，避免因為害怕受傷害而感情用事。

——對你而言，紀錄片跟劇情片有何異同？拍攝紀錄片的經驗，對你的拍電影方式，包括技術與哲學，有什麼影響？

我唯一感興趣的，是這兩種形式的共同處。身為一位兼做劇情片與非劇情片的導演，我侍奉同一個神——那就是電影。因此，我拍的紀錄片看起來像劇情片，而劇情片有時看起來像紀錄片。這也是為什麼我的所有影片之間有一個強烈連貫性，讓我在過渡到劇情片時特別容易上手。紀錄片的拍攝經驗，確實改變了我看待劇情片的方式。當你不再覺得只是在拍一部電影，而是真的身處在另一種現實時，我學習到要有耐性，尋找當中的魔幻時刻。我也只對創造氛圍與尋找某種原真性（authentic）時刻有興趣。當然這確實影響了我如何拍攝和指導演員。一旦我察覺演員們不夠自然或太過自然，會再拍另一顆鏡頭，直到我察覺不到他們在演。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紀錄片，只是我無法拍另一顆鏡頭，只好把我覺得角色們意識到攝影機存在的毛片，都丟進垃圾桶內。

——在你的電影裡，不管是劇情片或紀錄片，攝影機總是與角色們保持一段觀察距離。怎麼決定你的攝影機與你的角色們的距離？你試著把你的觀眾放在什麼樣的位置？

對於那些需要特寫鏡頭、快節奏剪接來幫助他們進入情節或親近角色的觀眾，我會建議他們不要看我的電影。我不會因為鏡頭有時跟角色有段距離，便覺得跟這些角色有所隔閡。相反地，有時你需要跟角色有些距離，才能更理解他們，並感受當中的張力；有時，一個擺錯地方的特寫鏡頭，也可能毀了我們對於角色的移情（empathy）。不過我也要強調，貼近角色和以一種廉價方式操控觀眾——讓你以為你貼近角色，但實際上只是用一種非常淺薄的方式貼近——這兩種作法是不一樣的。我藉由我拍電影的方法，給我的角色保留一些神秘感，這份神秘感容許觀眾運用他們自己的感覺與創造力，去拼出電影的全貌。

——音樂在你的電影裡扮演關鍵角色，多跟我們聊聊電影裡的音樂使用。

對我來說，一切始於音樂。有些導演受空間啟發，我則是音樂。音樂提供了故事以及電影製作的氛圍與方向。我在開始拍攝之前，就已決定好大部分會用到的音樂。我在寫劇本時會聽音樂，大多數聽的音樂會被放進電影裡。電影對我而言，就是由聲音與影像構成的「音樂」，尤其對於像我這樣一個不襯職的音樂人，當我坐在剪輯台前下了一個剪輯決定，將兩三年來透過某些音樂想像出來的一批影像，組合起來確實有效時，這種感覺真是太棒了。

——你的下一個拍攝計畫關於什麼？

一個16歲少年有機會跟一位他所欽佩的知名電影導演共度一週。接著他慢慢發覺，這位導師變成一個渣男——更糟糕的是，變成一個競爭對手。這部片不再是關於青春，而是關於一個年輕人如何看待成年人彼此之間的行為。這是一個關於好色之徒（satyr）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