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法國國際「真實影展」當中的「後」真實

本文將以兩部在今年2019「真實影展」當中入圍國際競賽單元的影片，一長一短兩部影片都是出自南美洲導演之手，來談談近來導演Ben Russell所談的「迷幻民族誌」（Psychedelic Ethnography）的概念，與介於虛構與紀錄，真實與再現的老話題在「後真相」時代的新思考。

看似極度不真實的「真實」

阿根廷短片《Parsi》，片名在非洲幾內亞是「它看起來」、「它似乎是」的意思， 導演Eduardo Williams¹與阿根廷年輕詩人Mariano Blatt合作，並在非洲幾內亞街頭用VR攝影機拍攝了360度的鏡頭。由「被」拍攝者自己拿著攝影機在街頭不斷壓馬路，如直排滑輪，自行車和汽車，大量流動的畫面。從頭到尾畫外音是一系列以「這看起來」開頭的詩句，不斷行進的詩歌和影像形成強烈節奏²。人物，記憶，風景，短語，想法等，不斷的身體移動，影像運動與催眠音軌中大量的意象。

⋯⋯這似乎是一個悲傷的冬日， 你好像很生氣，它看起來像一個俱樂部，這聽起來像病毒，好像病毒的相簿， 你好像累了，你好像不愛我了⋯⋯

透過在非洲街道的影像，觀眾慢慢了解到這是非洲現實的主人公「自拍」的畫面。一大堆意象，一大堆影像，都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發生，元素之間沒有確定關係，只有大量的不確定性，令人焦慮不安。

同時，我們體驗一種新的電影形式建構的世界，流動的和開放的冒險，這種流動可能性的關係擴展到所有元素之間。另一方面，這個可能性是深藏在電影技術機制當中的，也就是VR攝影360度的畫面，除了給予「自拍」人物大量高度的自由，畫面當中更是容納數不盡的可能性，導演是在事後才在VR畫面中，製作拍攝出較傳統（非360度）的影片畫面。帶360度「自拍」攝影機上街，如同用更大張更全面的網補捉「現實」，是保留了千萬個驚喜，「觀點」的選擇相對發生在拍攝之後，閒逛穿越現實，穿過非洲幾內亞的街道更顯得瘋狂，因為，我們高度意識到這個真實世界「看來，似乎」是遠遠超越我們可以理解的複雜和多樣。

而智利導演René Ballesteros的長片作品《城堡的夢》（Los sueños del castillo），這座城堡實則是智利南部鄉村一個青少年監獄。這是部莫名「奇幻」偽裝成社會「寫實」的影片，這兩部作品形成一組微妙的對照。心理分析背景出身的導演起初把鏡頭對準青少年們的惡夢，影片開頭看似專注於社會問題。生活在監獄的，等待審判的年輕人，這些習慣沉默的少年發聲講述自己的犯罪自己的謀殺，更試圖逃離他們自己的恐懼，但在同一時間也嘗試過正常人的生活，像一般年輕人一樣，看電視，打球，聽音樂。

我們觀眾也在腦中不斷地想像，他們所「述說」的各式各樣的噩夢憂慮，如何從那些可怕的故事中尖叫醒來。不過，似乎不只是受刑人受到噩夢困擾，在這裡工作的人們也口耳相傳，也都知道這個地方不怎麼「乾淨」。困擾著城堡的夜晚，實際上與當地過去的印地安歷史有關。這是監獄看守所，與周圍的放牧農場，印地安土著墓地之間的故事， 到底是誰在城堡的牆壁之間決定夢境？影片不斷地追問這個似乎極為邏輯的問題，監獄夜晚的噩夢氣氛，與青少年們不斷夢見死亡或被追趕，夢境和這片土地之間似乎有很強的關係，導演運用大量的劇情電影的敘事語言，大量畫外音建立視覺敘事，音畫不同步創造「虛構」的空間指涉，用百分百的「真實」素材，敘述這個發生在智利青少年監獄的「超自然」現實。

迷幻民族誌中的主體歷程

上述兩部南美作品雖然風格極為不同，但都明顯可見在紀錄和劇情之間面對真實的問題，以及「民族誌」和「迷幻」的成分。對同是導演，藝術家，策展人的Ben Russell而言，「迷幻民族誌」的「迷幻」是通過主觀體驗對自我的理解。而「民族誌」則是通過對不是自我的人的客觀記錄來理解自我。他自己電影作品的特殊力量正是在於這兩個不同狀態之間，產生某種力道強大的短路，產生催眠的，有時甚至是幻覺的體驗。觀看他的電影意味著要進行一場極為儀式化「體感」的，跳脫敘事的旅程。

他特別感興趣的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在世界各地不同人類文明中類似的儀式，在非洲，亞洲，南美洲化身為特有文化，在不同的恍惚儀式之後的本質卻是普遍共享的。主題經常是穿越極限和意識狀態的改變，儀式與恍惚的實踐。這種旅程是發自內心的主觀迷幻，與客觀的民族誌之間的相互作用。對他而言，這個「轉型體驗」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同時是對電影機制及其歷史性限制的批判性自我意識。因為迷幻民族誌的作用正是一種對自我的認識，一種理解的動作，而其中的「旅行」同時是手段，也更是目的。

當然，打出「迷幻民族誌」這個概念的Ben Russell，身邊還有同一陣線的一大群創作者，例如曾與他共同執導演筒的Ben Rivers，而他們也對上述的兩位南美後輩年經導演有相當的影響力³。我們更是無法不聯想到鄭明河所說的「紀錄片這樣的東西並不存在」，又或者德國導演荷索（Werner Herzog）所說的「狂喜的真實」（Ecstatic truth），我們只能製造和想像這個更深層的真實，因為不可能在現實中就觀察到⁴。當然我們更想到，阿比查邦（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和荷索，他們虛實恍惚的電影「世界」。在這個邊界領域耕耘多年的創作者們，都在今天的後真相時代更顯得立場鮮明。

後真實，複數真實的時代

如同過去科學認證的「客觀」現實不斷被推翻，不斷更新版本，絕對客觀早已不復存在。當早期研究科學家工作過程，並認為即使科學研究都含有「人類」的主觀角度的法國哲學家Bruno Latour，被紐約時報稱為「後真相」的哲學家，我們相當確定川普的「假新聞」，「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現象只是最後一根稻草。人們今天真的不再相信任何奇蹟或真相，現實並不存在。如同長久以來在電影紀錄與虛構之間的辯論和討論，在過度複雜與多重的世界中，複數敘事實際上是一直共存且相互矛盾的，我們都各自製造並相信各自的真相和現實。

當然我們也早已不是電影初生之際，相信影像是單純現場證人的觀眾。在電影院裡，在電影機制中，在電影的集體儀式中，人們學習暫時接受相信不存在的事物。電影一如宗教，恰恰反應出人類「創造」敘事以及集體相信「虛構」造就的力量。電影史這一路走來，有導演說，所有的電影都是紀錄片，也有導演說，紀錄片並不存在。而「製造」真相及共識， 也更一直是紀錄電影實踐最鍾愛的話題。一方面，紀錄電影是探索這個過度複雜的真實世界最適切的創作實踐，另一方面， 電影自最初不正是「拾取」⁵真實世界中的現成片段，編織出一個現實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