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談的不只是死亡，還有希望
《生生》是導演安邦自編自導的第二部劇情長片，談起為什麼會開始寫這個劇本，安邦告訴我們，雖然前一部《兒子老子》確實是寫給爸爸的，但這一部並不是那麼明確的為母親而寫，他並沒有那麼眷戀於一定要寫出家庭幾部曲什麼的，《生生》事實上只是一個安邦長久以來就想要處理的題目，關於人怎樣面對死亡的故事。對安邦而言，這段創作過程是他到目前為止最痛苦的經歷，因為這也是一次挖掘自己記憶深處的過程。
安邦小時候曾經跟一位女同學吵架，生氣起來弄傷了對方的臉。安邦害怕極了，怎麼自己把漂漂亮亮的女生傷成這樣呢？隔天當然就是她母親來學校處理，要求道歉之類的，好像事情就這樣結束了。過沒多久，開學第一天，老師告訴大家，那個女同學過世了。安邦聽到之後心裡很亂，想到是不是自己害的？但是小孩子其實並不是那麼清楚死亡是怎麼回事。在告別式上看到女孩的母親哭到暈過去，安邦並不明白她為什麼會這麼難過。
關於死亡，真的是隨著人漸漸長大，體驗到身邊親密的人離開，才漸漸明白的。安邦念世新時，有個住在附近熟識的長輩過世了，母親交代他每天要去第二殯儀館看一下，幫阿公上個香，換換花。安邦印象很深刻，雖然不是有血緣的長輩，但從小就很親近，於是他每天都會挑一束自己覺得最特別的花，他要阿公靈位前的花是那裡最多最漂亮的。每天，換上了鮮花，安邦就在那裏看著，等阿公向他講話，每天就這樣試著思索死亡到底是什麼？其實應該很理性去看待的，跟出生一樣是自然法則，但為什麼人會難過？安邦後來摸索出來的答案是：因為親近，因為有了前面的相處，有了感情，所以會難過。
面對死亡，是人生難題，這樣的故事並不容易處理，安邦寫了好幾個版本都覺得不對勁，光是分場大綱階段就有超過十個版本，也請了另一位編劇張英珉來幫忙。其中一個困難之處是起初沒有把握該怎樣設定女主角（莉莉奶奶），他想創造一個非常有個性的人物，安邦觀察了身邊認識的所有年長女性，別人的媽媽，但是找不出適合的典型，這時候製片保保姐提醒他，為什麼不寫自己的母親呢？安邦的母親就是計程車司機，射手座的個性，很喜歡接觸新東西、交朋友，去年開始跟他學著玩臉書。過了這一關，莉莉奶奶的形象就清晰起來了。
但這關只是個開始，發展故事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安邦承認這是他最痛苦的寫本經驗，很想逃避，好一陣子每天早上都不想起床繼續寫下去。拖著拖著，保保姐約他出來見面，告訴安邦：「成熟的導演要能夠拍很多很多不一樣類型的東西，這個本子可能不是你喜歡的，但是你可以練習把這個故事完成，做到了，就會更進步，你一定要試試看。」安邦說，保保姐是催生這部作品的重要推力。
《生生》是由小男孩視角講述的故事，安邦和保保姐對整部作品的調性有共識，唯獨為了莉莉奶奶這個角色爭執了好多次。安邦起初總是糾結於自己找不到莉莉奶奶最重視的事情是什麼？為什麼重視？為了找出「合理的動機」而陷入痛苦之中。於是保保姐拿了很多資料給安邦看，讓他知道真的很多人不是一輩子執著於追求一件事，人有各式各樣，是很瘋狂的，什麼都有可能。
面對死亡，並不是每個人都一樣
即使面對死亡，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安邦在田野調查階段拜訪了許多地方：安寧病房、癌症協會、兒童心理諮商師、去學校找小朋友交談……安寧病房的護士長告訴安邦，並不是每個人都是在很難過很悲慘的情況下躺著被推進來等死，有一些老奶奶是自己走進來，等待了一陣子，發現死亡還不想來找她，又自己走出去了，像是逛菜市場。世界很大，人真的是各式各樣，安邦逐漸明白這一點，那就試試看吧，雖然自己身邊並不存在這樣的典型，但是透過塑造莉莉奶奶的過程，安邦愈來愈清楚自己可以理解這樣的人。
《生生》中飾演莉莉奶奶女兒的嚴藝文，接到劇本之前不久才經歷了父親過世。在父親離開前後那段時間，藝文幾乎沒有拍戲，心裡有種掙扎，甚至對工作反感。作為演員，在鏡頭前什麼都可以演，什麼話都可以說，編劇寫好東西讓演員去演去講，好像什麼問題都能想清楚都能化解；但是在真實生命裡，很多事情根本無能為力。這樣的斷裂，讓她突然很討厭這個工作，不想再當演員了，想要轉到幕後。這種情緒其實並沒有完全消失，即使到現在還留著一點。
嚴藝文的經紀人先看過劇本，一邊看一邊掉眼淚，說：「藝文你一定要接這個戲。」嚴藝文當下覺得很不安，父親剛走，在心裡留下的東西不知道會不會有影響，很怕會把戲搞砸。對演員而言，那樣的生命經驗有時是助力，有時是阻力，很危險的東西，她不知道怎麼拿捏。
其實在藝文加入劇組的第一天，導演就感覺到了她的不安。安邦知道自己要更加小心，不能讓她把發條上太緊。有幾場戲很殘忍，譬如醫院那一場。拍攝的前一天，大家很小心地準備，安邦和劇組討論，這場可能只有幾個take的機會，但他不希望演員知道有過這樣的討論。攝影師陳麒文很聰明，很會讀故事，完全清楚導演考慮的是什麼，討論的結果是先拍近鏡頭，因為收比放更難，藝文會愈演愈累，愈逼近崩潰，不希望到後面才拍近的。
飾演小男孩生生母親的蔡亘晏（爆花）同樣有過面對死亡的經驗嗎？況且她在戲中的角色剛失去了大兒子，如果沒有類似的背景經驗，她要拿什麼樣來轉化詮釋？
蔡亘晏完全是從另一個角度切入。她在真實生命中有個五歲的女兒，「其實有小孩就夠了。當你有一個生命從你肚子裡出來的時候，你就會知道，原來我有多麼愛她跟害怕失去她，這個東西在我還沒有生小孩之前是完全無法理解的。」亘晏繼續說：「以前看到電影裡一些親情的段落時，並不會很在意。可是自己當了媽媽之後，以前無感的片段，現在看起來就是會很痛、很恐怖。這其實對我在表演上有很大的幫助，讓我可以感知到過去無法感知的東西。」
亘晏其實也曾面對親人過世。念高中時，外婆住進了安寧病房，每天只有固定一小段時間可以進去探望，天蠍座的她平常不會把愛和喜歡掛在嘴上，完全沒辦法，愛只會藏在行動裡，藏得連旁邊的人都看不出來。但是到了外婆臨走前，亘晏才趁著一同來探望的母親先離開後，獨自在病房裡很努力很努力地對外婆說：「我愛你。」一邊後悔為什麼自己要到這個時候才能說出來。對於心愛的人，害怕他消失的那個心情，捨不得，其實是一樣的。
訪問到這裡，安邦自首了：「我也是天蠍座的……藝文你也是吧？」原來，今天受訪的是這部戲裡的三隻天蠍，難怪……
天上掉下來的鮑姐
為什麼會邀請香港資深演員鮑起靜演出呢？安邦很久之前看了鮑姐主演的《天水圍的日與夜》，當時在臉書上寫了一段話：「誰能拍到這樣的演員，真的是一個很幸福的導演。」事隔多年，當這個故事逐漸成形時，安邦詢問製片保保姐，是否可以探探鮑姐的意願？
實際接觸後，發現並沒有想像中困難，安邦談起當時接洽的過程，片酬並不是鮑姐考慮的重點，她覺得第一次接拍台灣電影，劇情是最重要的考量。聽說鮑姐的女兒給了一些建議，沒多久就答應接下這個角色了。而且鮑姐不像許多資深演員有很多眉眉角角，連個助理都不帶就飛來台灣，自己一個人來劇組敲門，咚咚咚，門開了之後看見鮑姐站在那裡說：「你好，我是鮑起靜……」安邦成了最幸運的導演，不是另外找一位他自己的鮑起靜，而是真的拍到了鮑起靜。
鮑姐答應接戲之後，安邦將莉莉奶奶的設定做了修改，改成一位從香港遷來台灣多年的奶奶，也在親自感受到鮑姐對劇組團隊滿滿的愛之後，讓莉莉奶奶變得更溫暖更活潑。
和鮑起靜這樣的資深演員合作，導演該怎麼應對？安邦告訴我們，鮑姐帶來的劇本畫滿了線，到處標註重點，她會一邊化妝一邊跟導演聊，覺得這場戲我們可以怎麼樣怎麼樣，而不是強勢地說導演你應該怎樣怎樣。如果安邦提出了一些她沒有想到的東西，鮑姐也會說：「這個可以喔。」她開放的態度讓安邦更相信，這世界上真的有莉莉奶奶這樣的人。
嚴藝文回憶起跟鮑姐合作的過程，那是一種在猶豫不決時被推一把向前走的經驗。有一場關燈的戲，安邦說，那場戲看起來很平靜，其實是全片最恐怖的，張力最強。藝文在這場戲裡有複雜的走位，還要幫鮑姐蓋被子拉窗簾什麼的，又不能看起來是很設計的東西；關鍵是最後要不要讓她在關燈後轉過身來說出一句台詞，安邦知道藝文很在意這句台詞，它很可能變成壓垮一切的最後一根稻草。
正式拍攝的前一天，先練習走位，安邦告訴藝文，今天先不要帶太多情緒，如果感覺不舒服，過不去，可以不要說那句話。藝文記得當時在換鏡位的空檔問過鮑姐，鮑姐聽明白了之後，很認真地看著她：「要說，我覺得要說。」就這樣推了藝文一把，走位到最後，關了燈，藝文轉過來對著母親說：「我愛你。」
嚴藝文告訴我們，當時能夠走出這一步，或許是想要彌補吧。她曾在深夜陪伴病重的父親，安靜無聲的房裡，母親睡了，父親還醒著，藝文心想，應該要跟他說的，反正暗暗的看不到我的臉，應該可以說出來，但是她發現自己終究沒有講出來：「為什麼？為什麼在表演裡妳說得出來，妳為什麼在現實生活中妳說不出來，有時候會氣死，真的會氣死，可是妳就是說不出來……」
訪談到這裡，已經記不清三人是第幾次伸手抽面紙了。這三隻天蠍……
古靈精生生
《生生》是一部以小男孩視角敘事的電影，很可惜，因為上課的關係，這天無法邀請飾演生生的吳至璿來電影中心接受訪問。但媽媽（亘晏）為我們描述了生生的靈活表現。
吳至璿第一天來劇組報到，就跟大家玩成一片，很活潑很放鬆，好奇心很強，每天都會要人家教他玩這個玩那個的，還常常踩風火輪，演媽媽的亘晏跟在後面一直追。
有一場母子坐在沙發上吃早餐的戲，試了好多個take，演到後面，有幾次亘晏沒有照劇本來，自己加了台詞，至璿也沒愣住，每次都可以接住，回話。真的是個很靈巧，很放得開的小演員。
還有一場戲，亘晏倒在房裡床上哭，安邦告訴生生，只要走到門口，不要走進去，就站在門口看著媽媽啜泣。那場戲也拍了好幾個take，可是其中有一次，生生沒有理導演，自己默默走進來，然後坐在床邊，把手放在母親身上。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哇，原來所有小孩都是這樣的，都會這樣。」亘晏說：「小孩子是很敏感的，有時候我在家裡心情很差，自己倒在床上，過沒幾分鐘，我女兒就會咚咚咚咚爬到床鋪旁邊，我是側躺的，她也側躺，面對面跟我說：『媽媽，妳不要生氣了，妳剛剛講話太快了，妳要講慢一點，妳太急了。』妳就會發現，不管在電影裡或現實生活裡，小孩真的是最重要的鑰匙，會直接點出你不想面對的實情，我愛面子，口氣不好，但我不想承認，她這樣一講，我就會覺得很抱歉。」對照生生和自己女兒貼心的舉動，亘晏說：「真的小孩和媽媽之間的感情，他確實沒有辦法就只是站在那邊看著媽媽哭，他真的沒辦法把媽媽自己丟在那邊。」
安邦也補充了自己對至璿的印象。前面已經提到，這次創作對安邦來說是段痛苦的過程，他記得曾對兩個人說過，這次拍完，就不要再拍電影了。一個是場記，安邦剛看完病回來，眼睛是腫的，他一邊塗眼藥膏一邊對場記說：「我覺得我好爛，我不會拍片，我跟你說我拍完這部就不拍了。」另一個就是至璿。
那一場是至璿的哭戲，安邦先走過去跟他說：「其實啊，哥哥我們拍片也不是這麼順利，這個可能也是哥哥最後一部片啊，那我希望我們現在可以一起加油，一起做到一件事情，以後留一個紀念。」這段話全被至璿用手機錄下來。安邦說，這場戲一個take就成功了，雖然知道並不是這段話讓生生流下眼淚，但是一起加油這幾個字確實讓他感受到了。
安邦說，最近拍另一部戲，那個場記來探班，問安邦：「你不是不拍了嗎？」安邦笑笑，說起最近開始寫一個怎樣怎樣的故事，場記告訴他：「你看吧！這樣就對了嘛！」
打造安心的工作環境
安邦將這部戲順利完成的功勞歸於製片保保姐。除了前期發展故事階段就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到了開拍之後，保保姐更加注意劇組人員的身心狀態，規定每個人回去要休息10小時以上，這是非常正確的。休息時間必須足夠，讓每個人在現場可以有比較舒服的精神狀態，才不會有太多情緒。那是一個安心的環境。
安邦和保保對電影的調性有共識，希望走進電影院看的人不會難過。有些觀眾有類似的經驗，不要他因為看了電影而加深沉重的感覺。希望他看完會掉淚，但是哭完會覺得還是有希望的。可以繼續活下去沒問題。
這樣一個處理如何面對死亡的故事，或許就該由安定的劇組在放鬆的情緒下完成才適合吧。在籌拍階段組織團隊時，安邦和保保姐就特別注意選人的原則，要選那種能讓人安心工作的，譬如有些人會很注重學長學弟制，會給工作同伴壓力，那樣緊繃的情緒一定會感染到演員，會很難處理。
鮑姐加入劇組更是帶來一種非常輕鬆的氣氛，在她眼中劇組每個人都是大孩子，欠照顧，每天下戲之後吆喝大家去喝下午茶，離開台灣之前還留下一筆錢，足夠劇組繼續吃下午茶吃到殺青。
離開台灣那天是安邦去送機的，臨上機前，鮑姐告訴安邦：「昨晚我睡覺前想了很久，原來我們拍了一部有影響力的電影，我覺得自己的生活也受到一些影響了。」我相信這幾句話是讓安邦能夠很快放開痛苦經驗，繼續思考下一部電影的重要推力吧。
劇本裡原本有一句話：「人死如燈滅。」但終究沒讓這句話出來，換成嚴藝文關燈那場戲來呈現。
後來燈又被打開了，重新開始，這就是希望。■
編按：本文轉載自近日即將發行的《FA電影欣賞》175期，請密切注意國家電影中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