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灣到大陸，從演員到導演——專訪《後來的我們》導演劉若英
曾經，台灣的乖乖虎蘇有朋演而優則導，和同樣來自台灣的導演連奕琦，在大陸拍了一部賣座電影叫做《左耳》；《左耳》是金馬影后馬思純首度入圍金馬獎的作品，影片質感與故事都禁得起細看，但電影受限於台灣進口陸片條款，所以沒在台灣院線上映過。如今，奶茶劉若英也當了導演，完成她的首部作《後來的我們》；此片讓她成為繼李安之後第二位電影作品票房破60億台幣的台灣導演，可是一樣不能在台灣院線映演。
不知道劉若英和蘇有朋、連奕琦是否認識，但他們都遇上了相同的問題，那就是：身為一個台灣導演，但他們執導的電影作品，回不了台灣院線。不過奶茶沒有放棄讓台灣鄉親看見自己作品的機會，6月22日起，打開家裡的網路串流平台Netflix註冊，即可欣賞。
台灣故事，移植大陸貼近原著精神
《後來的我們》改編自劉若英撰寫的短篇故事，原為兩位台灣南部同鄉情侶北上打拼的故事骨幹，移植到大陸竟毫無違和地接起地氣，呼應了大陸北漂青年的情感記憶。劇中一句「你覺得北京有家的感覺嗎？」，道破遊子定居城市後的失根。事實上，《後來的我們》原本是要在台灣拍的。
劉若英坦言：「一開始是我先寫了一個大綱，然後我跟編劇何昕明兩人在台北寫了一個稿，當時我是想要在台北拍的。連台北的預算都打了。但是這故事有一個問題，就是我當年寫的時候，交通還沒那麼方便，可是現在算一算，來台北打拼的人五六個小時就可以回到家，已經不足以構成那麼遠的回家路途。讓我決定去大陸拍的關鍵，可以說就是現在台灣年輕人的回家路程已經很快了。」
奶茶笑說她做劇本研究時，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相信音樂問：「請大家告訴我，回家最遠的人要花多久時間可以到家？」最久的答案是7小時，而且是從出發那一刻算起，到踏進家門，加總才7小時。「這樣就不會有跟另一個人要經過雪、經過轉車、經過千山萬水之後，才能回到家的感覺。沒有。」原本的故事放在台灣已不那麼符合現況，於是他們決定把台北變成北京。
而後，《後來的我們》劇組場務裡，一位1994年出生的年輕人告訴奶茶，他從劇組回老家西寧，要坐上63小時的火車。
兢兢業業，劇組承受零下40度低溫
出道踰20年，劉若英坦承20年的累積，有一拍片就備受關注的幸福，也有一開始就被唱衰的壓力。所以她戰戰兢兢，比誰都認真。「監製張一白幫我們找了各種北京的觀點，加上北漂議題，我們劇本是來來回回地在改。一開始都是我跟台灣做一稿寄過去，他們北京做一稿寄過來，最後我們講好每幾天一次。後來我們飛過去大家一起開會，他們再飛來台灣一個禮拜，每天從早餐一直吃到晚餐，來來回回⋯⋯」談起漫長的劇本孵化過程，彷彿歷歷在目。「直到開拍的前兩天，決定了幾乎是現在這個電影的定剪版本。」
奶茶本來打算帶著三歲兒子一邊拍戲，可是小孩水土不服，哭到只好把他送回家。開拍後，又遇到巨大考驗。為了拍攝設定為過年時下雪的故鄉場景，劇組前往海拉爾這個近乎零下40度、保證有雪的地方，可是演員幾乎凍僵，根本無法順利使喚臉上的肌肉與表情。春運回鄉的復古綠皮火車只能在發動行駛時才能開暖氣，在沒有發動的火車上拍攝，奶茶形容劇組人員在車廂內工作像是「放進冷藏庫裡的隔夜菜」，多位病倒。
從公路片到愛情回憶電影
《後來的我們》描述男女主角十年後在返鄉飛機上相遇，意料之外的大雪讓班機停飛，兩人受困飯店聊起往事，最後決定一起開車回家。過去與現在，兩條敘事線交錯呈現，記憶點滴憶起，舊情險些復燃。
原先，《後來的我們》是一部公路片。劉若英說：「我很喜歡公路電影，尤其葉如芬、塗翔文等人都跟我說『當然是要拍公路電影啊！』所以就一直想把《後來的我們》拍成公路片。但是現實的情況是，要在公路上拍，又是雪地，要演員又是開車又是演戲，會讓拍攝工作產生一些危險。然後賓哥（攝影師李屏賓）覺得拖板（車）會有高度的問題，用KEY板又會有光影不夠真實的問題⋯問題各式各樣，所以我最後只好讓電影裡的車行部分變短。」
若說劇本Ａ版是純粹的公路片，故事裡沒有飯店，兩人從飛機場出來後就全部在公路上發生整個故事，那麼Ｂ版就是只有飯店的情節。奶茶笑說：「最後的電影拍出來變成ＡＢ合併版，就是也有開車、也有酒店，後來才會有他們在路上說『我們還回得去嗎？』的那一場戲，那是為了Ａ版拍的。」等到廖慶松廖桑做後製剪接時，又再做一些挪動。此即《後來的我們》製作過程。
台灣電影人有一份真心愛電影的純粹
第十屆兩岸電影展方在台灣落幕，廖桑在其中一場映後座談，提到自己的心願是「將兩岸電影圈各自優勢融合在一起」，《後來的我們》某程度上落實這份理念。廖桑說台灣團隊的製作與拍戲氛圍讓井柏然心馳神往，拍了《後來的我們》以後很想再跟台灣團隊合作。台灣團隊究竟有著怎樣的軟實力？奶茶說，她只是找來一群愛電影的人一起工作。
「我覺得是這一群人的特別吧。不管是廖桑、杜哥（杜篤之）、小湯（湯湘竹），或者是賓哥⋯⋯這一群人都還是真心愛電影，拍侯導戲的這些人，他們真的是心無旁騖、這麼專注的在做電影。他們尊重自己的工作以外，也非常尊重每一個（工作人員）⋯⋯不管是推軌的、扛東西的，到最小的場工，幫我們拿東西，我們都會說謝謝。這次拍戲，大家真的都是很緊密的在一起，像一個大家庭。」
不過劉若英同時也認為，「我們有我們的純粹，我們有我們的專業，但對我而言，我真的沒有很去分你我。像我美術用的就是大陸的美術，這部電影是要用大陸的美術的，否則我們全部的人都搞不清楚十年前的北京該是長怎樣的模樣。我們劇組裡面還有香港的髮型師吳里璐，或者是馬來西亞的場記。說起來，我們就是一個國際團隊。」
從演員身份轉換成導演
奶茶回憶，在拍《後來的我們》前，她很認真地問多年好友李屏賓：「作導演的態度應該是怎麼樣？」賓哥回，成功的導演都很狠，思考要天馬行空，並不擇手段達到目的。當電影拍到一半時，賓哥也告訴她有預感電影會成功，因為感覺她夠狠。
但演員的感覺不太一樣。男主角井柏然在電影書序裡寫著：「後來她變成了我最愛的女導演，沒有之一！」他說唯一一次看到奶茶在片場發脾氣，是對著製片，因為天氣太冷，奶茶明白演員無法順利演戲，於是不管連不連戲，讓井柏然穿上三雙最厚的襪子去演，貼心舉動讓他身心皆暖。若非從演員轉行當導演，很難為演員設想如此之深。
在奶茶的理想中，《後來的我們》該是一部成熟穩重、屬於大人的愛情故事回憶錄，她希望全片都能呈現沈穩的感覺，把一個歷經十年的故事好好說完。但男女主角都是非常年輕的演員，為了讓他們的外表沈澱出角色經歷的滄桑，包括井柏然的白髮示人、周冬雨的濃眉裝扮與女性身材線條打造，皆助其變身。
「還有攝影方式也是」，賓哥確實用黑白畫面幫忙捕捉、也再加深了兩位角色在「後來」的一份靜定感。為了維持全片的「定」的感覺，角色即使在年少時代，奶茶也希望他們別太躁動。可是周冬雨平常活蹦亂跳，連和她合作過《喜歡你》的陳可辛都說，要把她定住沒那麼容易。奶茶表示要讓年輕演員定下來的方式其實很多，她笑稱：「他們一起住的那個合租房那麼小，其實也動不到哪裡去。不然就把他們卡在車子裡、卡在床上，都是卡在那邊不能動。」然後，屬於年輕演員的躁動感，自然就被導演抹除。
劉若英，她真的用屬於自己的方式，當成一位稱職的導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