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實驗影像為環境發聲 看見「看不見的台灣」 ——專訪林泰州導演

任教於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的林泰州導演，是一名不拘泥形式的資深藝術家，舉凡劇情、紀錄、實驗、動畫皆有涉獵，並將多種類型融合成難以歸類的獨特作品。曾獲三次金穗獎、兩次台北電影獎、威尼斯影展未來電影協會首部長片獎，2009年在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辦「林泰州數位影片個展」。

去年年初，林泰州開始投入環保抗爭運動，並和一群受不了中南部空氣污染與石化產業危害的影像工作者，串聯成「脫口罩・找藍天」影像行動計畫，希望喚醒大家正視空污問題。由他執導的兩部環境紀錄短片《看不見的鬼島》與《好美麗的煙囪啊！》，將在台北光點的「看不見的城市」影展放映。

《看不見的鬼島》沒有人物，沒有訪問，用空拍鏡頭、震懾音樂與鐵錚錚的數據，讓台塑六輕廠對雲彰投一帶的傷害，無所遁形。《好美麗的煙囪啊！》透過三段結構追溯三起重大的高雄環保事件，包括1992年大林浦發生鎮暴警察毆打村民的五二六事件、2005年林園工業區擴廠隱匿污染、2008年潮寮毒災事件，林泰州透過匠心獨運的音畫分離，及動畫、刮痕、疊印、灰斑、化學彩影等手法，讓不易看見或經常視而不見的空污，在視覺上極度可感，彷彿能引發刺鼻臭味。這兩部形式特異的「環境紀錄片」，既讓我們看見「看不見的台灣」，也成為環保運動新的發聲武器。

導演過去經歷和環保關係不深，在何機緣下投入這麼大的心力？

林泰州（以下簡稱林）：2009年在台北當代藝術館開完最後一次個展後，其實不想再創作了，因為我覺得已經沒有話要表達。2014年我開始弄臉書（FACEBOOK），2015年二月看到黃淑梅導演在臉書轉空污消息，看到窗子外面都是灰茫茫的，我的小孩、我的太太和我都住在雲林，每一口都在吸髒空氣，後來也看了《穹頂之下》，很受震撼。

我一開始是參加環保團體，因為我不是一個有名的導演，我拍片子不會有任何影響，所以問很多檯面上有名氣的導演跟視覺藝術家來拍，想說他們發聲會比我有力，可是很多人有其他創作在身上，無法關注這塊。我只好自己拿起攝影機來拍，我也聯絡（蔡）崇隆跟淑梅，慢慢串連起「脫口罩！找藍天」影像行動。

《看不見的鬼島》幾乎都是空拍鏡頭，為何選用這樣的「觀點」？

林：很多時候，污染的地景難以看到，若要全面看到，只有用空拍。另一方面，污染工業根本不讓我們進去拍，即便進去拍，也是讓我們看好看的那一面，只能用空拍機做全視野的掃視。如片中很難拍到的毒石灰倒在農地上，由地方特殊人士經營，根本無法進去，這類場合會用鐵皮牆圍住，寫類似「環保生技公司」或「爐窯業者」，唯有記者揭露或利用空拍，才知道裡面在幹嘛。

片中拍到毒石灰或濁水溪上游裸露的地貌，是用非常扭曲的廣角鏡頭，希望觀眾得到什麼感覺？

林：教科書上看到的台灣，好像都是美麗的寶島，雲林是農業大縣，濁水溪是台灣的母親之河，塑造成非常正面、風光的官方景點，可是在我們的鏡頭底下，要揭露的是官方的謊言。這一點很重要，也是紀錄片工作者必須做的。很多主流媒體被污染工業收編，所以獨立紀錄片工作者才必須挺身而出。我們無論是拍集集攔河堰、六輕工廠外圍、爐渣，即便是拍許厝分校，有人看到我們空拍都會來關切。片中引用的每一個數據都經過考證，有部分數據是公共電視的柯金源導演跟〈我們的島〉製作人于立平提供的。

這部片沒有訪問，基本上是空拍鏡頭和充滿數據的字卡，如此一來，音樂變得很重要的引導，請導演談一下音樂設計。

林：有些人說這部片沒有觀點，其實觀點在音樂。若配正面的音樂，就很像幫工廠作宣傳，所以音樂刻意配得有點緊張、危機感與不安情緒。最初有想過用環保團體或環境災民的控訴聲音，後來想想，想更純粹一點，因為希望除了讓影展觀眾、環保團體看之外，也可以拿到雲林偏鄉給環境災民看，可能就要一邊放片，一邊用台語講解。剪接時，我是設定片長20分鐘內，先選定幾組音樂，鋪好音樂再鋪影像，接著根據每個段落下重要字幕，字幕重點太多了，所以我盡量刪到不能刪為止。

《看不見的鬼島》容易讓人聯想到《看見台灣》，導演會怎麼看待您這部片跟它的關聯，以及這兩部片之於台灣這塊土地的關聯？

林：《看見台灣》有溫情的筆觸，有正面的台灣意象，但我這部片完全是負面的、政治不正確的，不是官方想看到的。《看見台灣》全面檢視台灣的地理，對污染只有呈現，沒有講得非常深入。我這部片規模比它小，集中在污染，而且聚焦在雲林。因為雲林是台灣最貧窮的縣市，簡直是台灣的非洲，罹癌率最高，佔政府補助的比例很少。我住在這兒，能近距離看到這裡的問題跟盲點，希望能讓全台灣或都會區的人，知道這個農業大縣、全台重要糧食產地，污染有多嚴重。

導演另一部片《好美麗的煙囪啊！》聚焦高雄，為何選擇這三起事件？找這四位受訪者？

林：有高雄的環保團體跟我接洽，希望我去拍一下。高雄的PM 2.5雖然沒有比有六輕和中火（台中火力發電廠）的中部嚴重，但還是很嚴重。我其實很想拍一小時，因為我訪了十幾個人，可是受限於「高雄拍」的資金跟規定的25分鐘片長。最難過的是，必須捨棄後勁反五輕的前輩劉永鈴先生，他當年爬上高雄五輕的燃燒塔抗議，非常勇敢，這段很有名，綠色小組拍過，那時感覺不用我再處理，可是我現在很後悔，因為他最近過世。

最後呈現出來的三段都是環境災民的心聲，分別代表高雄五大工業區的三個最嚴重地區，第一段是仁武、楠梓一帶的五輕廠，第二段是大林浦，第三段是林園。第一段的咳血媽媽我蠻心痛的，她不願具名是不希望親人知道她病得這麼厲害，她幾乎每十分鐘咳一次，這個咳對我來說很震撼，我刻意不修飾，直接放入影片，比她講的話還有力量。

後來帶出她拿一坨衛生紙的畫面也很震撼，雖然都沒有帶到臉。

林：那一刻我拍到起雞皮疙瘩，懷疑我的攝影機是幫她？傷害她？還是剝削？腦袋出來很多問號，可是她既然願意讓我這樣拍，就大膽放進來，雖然看了真的很不忍，這是我拍過最不忍的一個段落。希望高雄環境災民的親身經歷，能讓北部或其他都會的人看到，中南部真的犧牲很大。

第二段是環保團體介紹我認識這位小港區的里長洪富賢，里長私下說了很多，包括南星計畫用廢爐渣填海，也提到1992年五二六事件的警察打人、政府鎮壓，這是一段被湮沒的歷史，很多人被打後不想講，連很多大林浦的子弟都沒聽過，覺得該放這段。可是里長當年也沒參與到，由他介紹了當年有參與抗爭的中油退休員工邱清潭受訪。第三段是地球公民基金會的王敏玲，瞭解她對高雄環境運動有持續的堅持。

《好美麗的煙囪啊！》在形式上跟導演去年獲得台北美術獎年度優選獎的《我身體就是空污監測站》相似，都以某人的受訪或發言聲軌為底，但在影像上揉合多種視覺語言，請導演談一下為什麼採取這樣的形式？

林：台灣的環境紀錄片很多都是控訴、抗議，我繼續這樣拍，只是多一部這樣的片，所以我希望我能用不同的手法，透過動畫或插畫、視覺上的轉場或疊溶等視覺語言，模擬懸浮微粒的顆粒感或音效，做台灣紀錄片比較少見的嘗試，有點像是面對同樣的敵人，他們用拳頭攻擊，我出腳。也希望讓這部片除了環保團體一定看到外，電影圈或研究視覺美學的人也會看到，拓展關注度。我迴避一般以臉孔說話為主的方式，讓這些人先講出聲音，等大家認同後，再露出他們的臉孔，讓觀眾記住他們，我覺得這比一直拍臉好。而且每隔三到五秒就一個剪接點，我希望節奏快一點，因為紀錄片有時讓人覺得沉悶。

導演採取的形式除了髒污、斑點外，還有像是油污折射出來的虹彩，這些是怎麼發想的？

林：我很多時候刻意半夜去拍工業區，我要聞聞看，環保團體所說的半夜偷排有多嚴重。那地方在林園，燃燒塔半夜排出的氣體很濃，像是瓦斯味加上燃燒塑料的集合，臭到沒法形容。我聞到兩邊太陽穴很痛，躲在車上，不開空調，悶著拿攝影機繼續拍。拍一陣子實在受不了，趕快開去一公里外呼吸新鮮空氣。這些是攝影機無法紀錄的，紀錄片能紀錄到真實嗎？我覺得很薄弱，像你要拍環保議題，毒氣拍不到，有化學專家跟我說，最毒的可能是你聞不出來的。所以我盡量用特效、顏色等製造出毒氣感。

有一次我在林園的石化二路那邊拍，拍到一半下毛毛雨，我趕快躲到車內，因為我知道這是酸雨，我看到雨刷上一點油脂卡在那兒，車外積水都有一層薄薄的油的彩色，就以此做油污彩色的發想。

在這一刻，我看到窗外石化一路，有老師帶著小朋友騎單車過去，沒有戴帽子或口罩，我看了非常難過，他們是習慣了？無所謂了？與石化業共生了？還是贊同石化業對當地的經濟改善？我不知道是哪一種，但小孩是無辜的，淋這樣的雨，吸這樣的空氣，我看了非常難過。那時我沒開機拍下來，這是台北的環保署、經濟部、工業局，他們在決定開發案、擴廠案時沒看到的一幕，如果看到這一幕，他們還希望繼續為了台灣經濟這樣擴廠嗎？

最後請導演總結一下，看完這兩部片會希望觀眾得到什麼？

林：希望大家多注意議題本身。「脫口罩，找藍天」一位觀眾媽媽說得很好，「產生PM 2.5的燃燒工業為什麼燃煤，是因為背後的利益，這些利益由少數工業或財團獲得，而空污造成的疾病後果要全民健保來承擔，這是分配的不正義；這一代的PM 2.5下雨落在地面、農作物或河川上，整治是下一代來承擔，這是世代的不正義；中南部燃煤發電往北送，污染疾病由中南部居民來承擔，這是區域的不正義。」

我每次演講也會對觀眾提出這四個問題：第一，台灣的工業經濟發展，如何跟自然環境取得平衡？第二，工業總在邊陲地帶落腳，處在這些犧牲帶上的少數人，就應該被一筆勾銷作犧牲嗎？第三，每個煙囪排放檢查都是合格的，當很多合格的煙囪一起排放，比如六輕接近400根煙囪、高雄119根煙囪，全部整體排放，是否能讓每個市民的身體與環境承擔？第四，當我們沒有住在工業區附近，空氣、水源、食物的污染，就跟我們沒有關嗎？希望大家能思考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