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DF】重複與差異——記憶與重演的共通性

編按：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將在5/6起進行為期10天的放映，從上屆影展起，TIDF確立的每一屆影展單元的基本架構，刺激、拓展我們對於「記錄」與「真實」意義的思考，今年的觀摩單元「記錄X記憶」聚焦探討紀錄片中的「重演」手法，我們特別分享TIDF活動統籌吳凡為此單元撰寫的導讀專文，提供讀者做為觀影選片的參考。

「重演」是紀錄片的常用手法，因為過去已不復見，為了還原記憶，讓觀眾能「目擊」到事件發生的過程，導演有時會選擇以重演的方式來呈現。重演的功能是將記憶變成「現在進行式」，提供觀者更多影像和聲音細節；更多時候它的功用在於製造出與劇情片類似的戲劇張力，吸引並增加觀眾對影片的情感投射。

在紀錄片的論述中，重演時常引起爭議。顧名思義，這種透過「戲劇性」的演出，達成重現的方法，不可避免地被認為和「虛構」畫上等號，如此一來，影片的真實性和真誠度就會受到懷疑。因此，重演有時反而模糊了真實與虛構的界線，挑戰觀眾對「真實」的認知。

然而，記憶的真實性本來就是模糊的。哲學家柏格森認為：「記憶乃是心靈的當下，而非過去。」也就是說，過去存在於人們的心中，記憶其實是現在對於過去的再詮釋，無論是用訪問、口述或其他手法，記憶原本就已經與過去有了差異。紀錄片學者尼可斯曾延伸德勒茲的概念：「重演在時間中製造出一個皺摺，使過去的經驗變得鮮活。重演讓過去發生在當下，讓現在與已然過去的時間重疊。」重演所提供的「當下性」，恰好與記憶的「當下」的本質相符。

因此，當一般紀錄片的重演試圖「盡量貼近過去」時，在這一屆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中，「記憶×記錄」單元的七部影片，卻刻意地去凸顯「現在」，利用重演的虛構特性，企圖呈現現在與過去的差異。《無知時刻》（A Moment of Innocence，1996）中，以麵包和花來取代20年前的刀跟槍，明白表示了主角心境的轉變，以及對過去的再詮釋。《再見孟克》（Edvard Munch，1974）刻意選用非職業演員，以當代的挪威語而非古挪威語來演出，將演員個人的生命經驗與孟克的生命重疊，反映出不同時代的挪威社會。《探訪、回憶與告白》（Visit, or Memories and Confessions，1993）藉由彼時的現在、現在播放著的過去、過去所形成的當下，交織成一部時間的三重奏。《河流和我的父親》（Rivers and My Father，2010）更刻意地並置不同人物、不同時間的故事，讓影片成為一個立體多維的空間，並以後設的手法呈現影像的虛構性。

而當下性所提供的另一個功能，也是重演和記憶另一個相符的特性──「政治性」。李有成在《記憶》（2016）一書中提到：「記憶是重建經驗和生命故事的方式，這些經驗與生命故事原本可能在歷史中消失殆盡，記憶提供我們理解造成忘記、遺忘與煙滅的權力結構，因此記憶也介入種種修補與矯正的行動。」而「行動」（act）正是「重演」（re-enactment）的字根；和記憶一樣，重演也具有這樣的政治意涵。

《正義難伸》（The Thin Blue Line，1988）的重演，重現了不同人、不同版本的記憶，提供案件中髮型、衣領、奶昔掉落的位置、警員行動的時間點等記憶細節，最後翻轉冤案。《智利，不會忘記》（Chile, Obstinate Memory，1997）和《柬埔寨傷痕》（Scars of Cambodia，2013）則運用了類似的手法，讓主人翁重新表現在智利政變與紅色高棉時期經歷的肢體經驗，現在的他們臉上仍看得到對過去的恐懼與傷痕，導演以雙重的時間性建構出一段段受到箝制而不能言說的歷史。而《再見孟克》則試圖打破孟克在挪威人心目中被「神化」的形象，重新詮釋孟克充滿社會性的生命經驗。對這七部影片來說，重演並不是為了重現歷史，更重要的目的是，如何透過演出的行動，重新詮釋歷史、倡議正義。

綜合以上所述，重演不僅是一種重建現場的手段，透過創意性的處理，更可以利用重複與差異創造出尼可斯所謂的時間皺褶。這個皺褶提供了一個空間，不僅讓導演能重新詮釋這個過去的事件，讓被攝者得以從現在的角度回應過去，甚至提供了觀者一個去比較過去與現在的機會，得以經驗且思索關於記憶和真實的多重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