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討論、改變政策－－環境紀錄片導演柯金源持續創作的動力。

編按：6月6日，全台8縣9市大串連，發起「全國反空污大遊行」，訴求大家在PM2.5威脅漸增的今日，為自己「爭一口氣」。訴求議題讓人想到柯金源導演2013年探討空污的《空襲警報》，柯金源一向致力拍攝環境紀錄片，透過長期嚴謹的田野調查，以及資料蒐集，告訴觀眾孕育萬物的大地所面臨的危機。本片與柯另一部討論水污染問題的紀錄片《黑》，同時入圍2014年的台北電影獎紀錄片類。而在今年的台北電影節，柯金源新作《命水》再度入圍。前後共計四度、六部影片入圍，他的成就不言而喻。趁這個機會，我們特別回顧柯金源導演的《黑》與《空襲警報》，也請導演和我們分享他對環境紀錄片傳播與呈現手法的種種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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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是紀錄片導演柯金源持續記錄、創作、生產的動力。

柯金源2014年的兩部紀錄片，講述農地危機的《黑》與空氣污染的《空襲警報》，在今日食安、霾害及PM2.5空污議題等攪動不安的台灣，更顯清明及遠見。前者以感性及道德訴求，後者則是控訴跟憤怒的氛圍，帶出同樣的質問，台灣人真的「窮得只剩下錢」？如果空氣不能呼吸、水不能喝、糧食受到汙染，我們要用更多的錢去換取生存的基本，最後呢？

《黑》與《空襲警報》的追溯

「其實不是一開始就是黑的」…在柯金源的《黑》，顏色，是最重要的視覺印象。在台灣西部重金屬嚴重污染的農業區，諸如彰化縣和美鎮、台中市大里區、桃園黃墘溪流域、新竹市香山區、台南官田濕地以及高雄後勁溪流域等地，仍有黃澄澄的稻田，「那金黃閃耀的光，是大地給予農人豐收的回報」。而電鍍工廠等工業廢水潺潺流入田埂，怵目驚心的則是強烈對比暗紅色、噁心的白色泡沫，之後留下的便是一片黑。農民的心血化為烏有、有的已送進五臟廟，一如《黑》所述：「農地出現危機，不只是農民的痛，被染黑的甚至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我們」。

《空襲警報》將鏡頭轉向了另一項危機。在石化工業區、違章工廠集中區與飽受境外長程傳輸空氣汙染的環境下，自由呼吸乾淨的空氣，難道會成為奢求？《空襲警報》以24小時的時間軸概念，拼接各汙染區居民所面臨的問題，也記錄這些居民突破困境的努力，包括自組空污巡守隊，採取科學採樣與舉報的雙軌模式，監督廠商與相關公部門做好防汙。

土地的危機、環境的汙染，總不是一天、一時的。《黑》或《空襲警報》的質問，來自1990年來、20多年來台灣工業化高度發展，侷限的經濟價值觀下的後果。柯金源說，《黑》的中心主題扣連農地污染與糧食生產，而從未考慮空氣品質承載量、造就大量污染的產業政策，則是《空襲警報》的控訴。

兩部片都是從1990年開始進行長時間的田野調查及記錄，這些田調報導資料陸續登載於「環境田野報導」（部落格及臉書），直到2010年土地污染、整治及學術界的研究進展，開啟了紀錄片的進程，但在2013年底才等到一些答案才完成了 《黑》。

《空襲警報》紀錄片的起程更早，在2006年計畫開始，便陸續蒐集各地空氣污染案例。柯金源說，因為空氣污染除了台灣全國之外，同時受到長程傳輸的影響，包括來自台灣北方的中國、韓國、日本污染。另外還有季節變遷的因素，在冬天。台灣的污染會影響到南方的菲律賓，夏天則是中南半島的汙染影響到台灣。「其實我們都是吸同一口空氣、承受著汙染」，因此《空襲警報》同時呈現不同區域、不同年齡層，試圖翻轉一般人的概念，即便東台灣吸不到污染的空氣，但還是會吃到來自西部、污染物沉降而影響的食物，首善之區的台北或中台灣大都會區，同樣承受來自工業區的空氣污染。即便是離島，同樣因長程傳輸的影響，呼吸來自其他區域飄送而來的惡質空氣。

紀錄片的美學思考與呈現

除了長時間的調查、記錄功夫，柯金源在紀錄片呈現策略上同樣有其深思熟慮。以這兩部片為例，他很清楚地以採取不同的呈現策略。《黑》的第一線受害者是土地、農民，然後是消費者，所以他以較感性和道德的訴求呈現，感性是要讓大家去看糧食生產土地和第一線的農民受到汙染；道德部分有點像是在對汙染者跟公民作訴求：汙染者難道要持續排放廢水？或大型工業區難道以為排放的廢水符合國家標準就是安全的嗎？用道德性提出訴求，也讓大眾了解，你若不去關注此議題，最後也會變成受害者，因此此片音樂不多、全片只在中後段及片尾用了農村武裝青年阿達的歌加強氛圍。而《空襲警報》則有較強烈的音樂或影像節奏，因為空氣污染是全面性的，所有環境及人都是第一線的受害者，而呈現控訴及憤怒的調性。

以電視播放為主要目的的紀錄片，相對而言便與電影所追求的美學不同。柯金源說，相對而言，以電視播映為主的紀錄片得要求更高的影像強度，因為電視觀眾需要較多的節奏、情緒，因此要考量如何跟觀眾更靠近。看電影的觀眾則是有備而來，是把所有雜物拋開、專程去看電影的，則可更多一些美學考量，在其中累積、醞釀情緒。

以多年實踐經驗來看，他認為，電影院或電視兩個不同的平台各有優劣，而「紀錄片最好的播映平台還是在電視」，因為一部上院線的紀錄片，要有五萬個觀眾買票入場，要有一千萬的票房，這樣的紀錄片記錄不多，紀錄片太侷限在電影院時，會限縮其廣度。當在電視播映時可接觸到更多不同階層的觀眾，一個晚上有五、六萬觀眾觀看那一小時，「相對是很平常的」。如果希望紀錄片關注的議題有更多人知道、更廣的傳播，他會選擇電視這個平台。在他二十幾年來的作品中，他認為《森之歌》是同時兼顧深度及影像美學的作品。

對柯金源而言，環境、社會議題的紀錄片，第一個考慮的因素是「如何呈現才能『再現』，發生這個議題，要用什麼方式能讓它再現，這是最重要的」。一如空氣污染重點在味道，要運用許多不同的情境呈現，包括動物、農民耕種、污染受害民眾的抗議等，為了呈現空氣污染對人健康的影響，也透過家庭生活、父母帶孩子去看病等方式再現議題。農地污染雖然看的出工廠排放的五顏六色，但要想辦法去把污染水的問題再現，很重要的工作反而是等待，因為工廠是等假日、晚上或人們不注意的時候排放超標的汙染水。環境污染的主角也包括森林、空氣、地下水等，都是不容易再現的。

用鏡頭創造改變的契機

台灣環境污染的核心因素，柯金源說，其一是「一般公民價值觀的選擇」，再來是「公民核心價值的選擇」，跟「國家領導者與公部門政策性的選擇」的問題。

他進一步問，創造更高的GDP、收入是公民的價值觀嘛？追求財富不是該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環境，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獲得的若是空氣不能呼吸、水不能喝、糧食受到汙染，還要用更多的錢去買健康的食物、乾淨的水，那最後呢？另一個關鍵問題是，當環境受到汙染與破壞，受害者通常都是弱勢族群，不是有錢人，不是這些企業主。回頭看應該照顧多數公民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規時考慮的是財團，就是根本核心的問題。

「紀錄片工作者也是公民運動的外圍組織、公民運動其中一個支線」，這是柯金源對紀錄片工作者的定義，而紀錄片的確「經常成為公民運動討論的引言」。

柯金源說，花費心力時間在環境紀錄片上，希望能讓更多人了解議題、形成討論的可能性，這是一種進步，而更進一步是希望政府去改變政策，從政府、政策改變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進步是相對緩慢、有限的。甚至在資料蒐集上，往往最大的阻力是來自公部門，例如空氣污染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在學術界的研究後，希望藉由國家公部門研究對應，但公部門顯然做的很少，甚至還不願拿出來，更嚴重的，甚至限制學術部門公開相關資料。

「為什麼我們二、三十年來不會氣餒？」他說，如果不做，就沒有機會，做了，這個機會就看得到，那改變就有可能。「所以我們不會氣餒，我們覺得要持續做，而且要加大力量去做」。他從1990年開始寫專欄「環境報導」，後來遇到年輕學者回饋，知道他高中因環境報導的影響，也遇到紀錄片導演、老師、學生因他們的紀錄片，受到啟發、影響因此而在不同的實踐道路上。「這都是我們寫專欄或拍紀錄片的時候期待發生的事情，而後真正地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