庖解黑暗人性的大衛芬奇
大衛芬奇出身於Propaganda公司，在1992年拍攝第一部電影《異形3》之前，已經累積出大量拍攝廣告和MTV的經驗與成熟技巧，因此在他的每一部作品當中，都可以看到五花八門的商業元素，諸如華麗繁複的構圖、流暢快速的剪輯、精彩緊湊挑戰情緒張力的敘事、富解奏感的配樂以及絢麗的顏色配置。大衛芬奇對於電影畫面的處理與挑剔，幾乎如同裝置藝術的創作者。因而我每次重看他的片子都要艷羨於那些類巴洛克式細緻複雜的場景，建築物必然雜多窗門，無所不在的菱格紋鐵網，翻覆姿勢各異的廢棄車，深長的階梯，曲折的過道，多層次的室內建築彷如微型化的城市迷宮，以及樣式重複物件對稱的辦公室與圖書館佈景，特別是Morgan Freeman身在館內，被昏暗的空間、深色方木桌與瑩光綠檯燈層層疊疊地包圍，那一幕，真是詭異極了。更不用提七宗罪裡頭不同色調的安排，例如貪食罪之嘔黃，淫慾罪之腥紅，懶惰罪之穢綠，驕傲罪之蒼白等等。
這些高密度且高度風格化的畫面配置，完美地呈現了大衛芬奇企圖傳達的，布爾喬亞都市中物質爆炸，所導致的擁擠、焦慮與精神上的危險。帶著一種黑色電影的基調，大衛芬奇穿梭於各種類型，亟欲庖解人性黑暗的內裡。所以有科幻片《異形3》(1992)裡，懷了異形之胎的女子，異形進入人類的身體以後，在這場大戰裡，我們要面對的不再只是異形，而是善惡莫辨的人類。有偵探片《火線追緝令》(1996)對於善惡與暴力充滿矛盾與質疑的深沉探源。有劇情片《鬥陣俱樂部》(1999)具象現代都市人精神分裂的毀滅傾向。有驚悚片《顫慄空間》(2002)關注美國中產階級社會，密閉空間之中，一道避難室鋼門切割出兩造人性的信賴與猜疑。那麼，下一部電影，大衛芬奇打算如何解析人心呢？我們拭目以待。
《火線追緝令》：黑暗而漫長的道路
──「道路漫長而曲折，地獄一出即光明。」《失樂園》
火線追緝令顧名思義是一件緝兇行動，其英文片名SE7EN則點出與基督教的宗教關聯，摩西五書即以七日創世為首，兇手遂挪用聖經典故精心策劃一樁為期七天的連續謀殺案，七天之內接連發的生七件命案，又各別扣合了聖經中的七大原罪：暴食(gluttony)、貪婪(greed)、懶惰(sloth)、淫慾(lust)、驕傲(pride)、嫉妒(envy)與憤怒(wrath)，而這七天恰好也是員警沙摩賽(Morgan Freeman飾)屆臨退休前最後一段時日。沙摩賽與米爾(Brad Pitt飾)一路緊追兇手故意留下的線索，直至第七天的上午七點，他們被迫跟著罪犯杜˙約翰(Kevin Spacey飾)前往一處不可能有埋伏的郊區，揭開最後兩件命案的真相，才赫然發現他們已經深深捲入約翰設計的殺戮陷阱之中，無力抗拒，不可自拔。
大衛芬奇總是能將城市拍得無比潮濕陰暗，彷彿整個都會空間充滿污穢、霉腐與病菌，並處處隱藏著日照無法觸及的黑暗角落，輾轉喻示文明都市如同萬惡淵藪，再嚴密的法律與警政似乎也無法滌清社會於犯罪的塵泥。在警力不足的惡劣環境下，沙摩賽與米爾這樣單薄的力量，就像他們緊握的手電筒發出有限的光束，穿梭探查於光線嚴重不足的命案現場和兇手的秘密基地，只能一部份一部份地曝照可能的證據與事實，捉襟見肘地試著拼貼真相不可得見的全貌。
然而使沙摩賽無奈失望的不單純只有源於自身的無力感，更關鍵的是整個社會的冷漠與價值觀的扭曲：法紀敗壞，匪徒猖獗，因而人人自危。這是一個不再有目擊證人的社會，僅離警局四條街的地方也能發生兇案。這也是一個不再能憑藉體貌特徵來確定身分的社會，如果一雙手以刀片剝除指紋，身體的任何部位都能任意變形。那麼，在都市興起，人口密集聚居，陌生人的概念定義絕大部分的都會人際以後，我們對於犯罪者的指認途徑，也就永遠亡佚了。而城市生活中的匿名之易與藏身之便，正好為暴力提供絕佳溫床。
正是文明社會，助產了這樣一個恐怖至極的殺手。「如果我們抓到杜約翰，發現他就是惡魔或撒旦本身，我們也不覺得意外，可是他不是惡魔，他只是人。」約翰非但不是所謂瘋狂變態的殺人魔，相反地，他的驚人舉措恰恰是熨貼在我們習以為常的智識、條理、宗教與藝術的那一邊，他只是現代布爾喬亞都市人的極致：經濟富裕，高等教育，冷靜狡黠，善於言語，並且熟悉法律。他細讀援引聖經、但丁、彌爾頓、喬叟與莎士比亞等文學與宗教的巨著，反覆劃線塗覆，摘要筆記，宛若知識狂熱的學者，那些盈架充棟的筆記本具象化他閱讀書寫時的野心與高度自覺，他將所有的準備與實踐都視為他的創作，他的暗房中四處懸掛罪人的照片，親手穿針引線縫製的簿本裡剪貼了他的重要成就，被害者慘遭凌虐的屍體，眾人的驚呼，那些，都將使他的作品在歷史上列入經典，繼承或超越早先的其他典籍。因此，真正使人不寒而慄的不是血腥殘忍的暴力場面，而是暴力的核心，整座城市的現代性理則如何餵養出一套精緻縝密的殺人計畫，一套如果罪犯不打算現形就只能成為懸案的計畫。真正的罪惡與瘋狂，就來自於極度理性與文明；想像中的變態與魔性，都源於日常生活。
如約翰所述，他並不特別，他與沙摩賽、米爾，(甚至坐在觀眾席的我)，各有相近的特質。他對時間精準計算，而沙摩賽習慣在睡前撥下節拍器，答答的聲響切割時間的單位；他與社會疏離的人際關係，沒有銀行帳戶，無就業紀錄，離群獨居，對照於原來對社會絕望，準備離開都市隱居田園，保持單身的沙摩賽；他自以為是上帝的選民(chosen by the God)，合理化自己對社會的憤怒，正如過度自信的米爾，採取正義使者的姿態，極為諷刺地，米爾最後竟也因為個人的憤怒不顧法理槍殺了約翰，坐進了囚車原本約翰坐的那個位置。於是，做為一部偵探片或類型化恐怖片，《火線追緝令》超越俗套，巧妙托出是非黑白二元對立之曖昧與批判之艱難，拉開電影在處理社會議題上的層次與縱深。當約翰坐在隔壁的審問室裡，沙摩賽倚著玻璃窗討論案情時，他的臉朝向約翰，玻璃便反映著自己的倒影，是約翰的出現，使沙摩賽必須和自己面對面，重新反省性格中某些類近於偏執的部份。
大衛芬奇鏡頭下的城市空間是無以為家的，因它那樣不適與多病(dis-ease)。米爾夫妻自紐約北部的郊區搬遷而來，卻住進一棟不時地震的房子，丈夫依舊忙於出勤對妻子疏於照顧，原先對城市的期待最後變成焦慮與痛恨。至於渴望逃離城市的沙摩賽最終也還是沒有離開，即便他真的能夠離開，結局也很可能就像米爾夫婦一樣，期望落空。他們都無處可逃。第一日，沙摩賽和米爾第一次共同出現的推軌鏡頭(tracking shot)，大雨傾罩，他們邊走邊談，背景的綠色窗櫺如牢網，一路跟隨，無所不在。最後一日，縱然他們一路西行，深入都市之外的枯黃荒野，罪行依舊一路跟來。第七日，陰雨連綿的氣候難得放晴，一件驚心動魄匪夷所思的案件也總算告一段落了，但這七日也許只是一個大結構的單位循環，接下來還有另一個七日，城市還有消化不完的犯罪，唯獨沙摩賽選擇留下，繼續走這條黑暗而漫長的道路。
《鬥陣俱樂部》：一場死而復生的夢
探討現代文明生活中的人心，一直都是大衛芬奇慣常的創作命題，到了《鬥陣俱樂部》則更直接貼近地描寫白領階級面對日常生活充斥的焦慮、不適，因而引發斷裂和矛盾的人格問題，透過泰勒這樣一個由精神分裂創造出來的想像角色，精采呈現傑克做為一個標準都市人病態的心理世界，一如片頭奇詭的腦內梭遊畫面。
《鬥陣俱樂部》描述一個汽車保險公司行員傑克(Edward Norton飾)，為了對抗百無聊賴的生活與嚴重的失眠，四處參加各種癌症的關懷團體尋求慰藉，直到某天他在飛機上認識專門製造肥皂(其實是製造炸藥)的泰勒(Brad Pitt飾)，才意外地加入(或根本就是發起)了一個名為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的組織，入夜以後男人們聚眾搏擊，藉由精力宣洩與肉身痛覺，一方面釋放法治社會造成的內心壓抑，另一方面重新尋回物質年代裡遺失的自我存在感。然而，這個組織卻日益壯大演變成「大破壞計劃」，進行著一樁顛覆社會體制的龐大密謀，此時傑克才發現一切因他而起，恐怖份子泰勒竟是他分裂出來的一支人格，失去控制。
泰勒與破壞軍團瘋狂且充滿毀滅性的行動，如砸碎咖啡店、炸毀電腦銷售站與十棟商業大樓，旨在控訴資本主義以物質麻痺與奴役人們的生活意義。長期失眠精神恍惚讓傑克眼中的世界像是拷貝出來的，特寫的星巴克紙杯隨影印機的掃描光束滑移聚焦，抬頭望去，人人都喝相同的咖啡做相同的工作，日復一日過相同的生活，每逢星期二主管必定繫著同一條藍色矢車菊領帶，量化的商業產售將所有人的日常都打造成樣式統一的罐頭，統一的平凡無奇與極度空虛。傑克翻爛IKEA目錄，不斷添購傢俱用品以表現他的個人特色，那些項目逐一顯像、註解，填入私人家居空間，然而完成以後看起來也不過就是某張眼熟的廣告圖片的立體翻版，私生活也就在消費的往返之間被公共化了。激進地說，這些資本主義的霸權似乎也還真的應該被丟棄如垃圾，當鏡頭以特效處理在垃圾桶內偵察檢視，而傑克漂浮在外太空的意識旁白，對「IBM星球」、「微軟銀河系」與「星巴克星球」一一點名。
了無生趣的傑克一週七個晚上出席七個臨終心理輔導團體，使用不同的假名，暗示了他的精神分裂傾向。在傑克親口道破泰勒就是他自己以前，觀眾大概都很難相信那個在螢幕上有血有肉精力旺盛的人只不過是幻像，(除了那些早早就開始懷疑何以傑克做為一個角色可以跳出來瞭若指掌地報導另一個角色，宛若作家勾勒筆下人物；除了那些長於與導演鬥智並察覺傑克泰勒兩人從來不曾並存於一個景框同時與另一人說話的機警觀眾)。於是大衛芬奇又安排了停車場和樓梯間的攝影機為觀眾之外的第三隻眼睛，馬不停蹄在監視畫面與現場畫面之間來回切換，強而有力地證實了對傑克暴力毆打與追逐玩弄的那個位置，都是空的。
如此就完成了導演對觀眾的逗弄與嘲諷，他要觀眾懷疑自己的視覺，懷疑那些幾乎天衣無縫且迅捷俐落的剪接與畫面交錯之間，總有看不見或根本視而不見的東西，鏡頭/視覺既是事實的掩蓋也是真相的揭發，如果你也在電影散場後懷疑自己是不是眼花，是不是真的看見幾幕瞬間插入又立即消失的布萊德比特以及大尺寸的陽具影像。大衛芬奇本身就像是戲中的布萊德比特，扮演著訓世者的角色，差別只在後者以爆破的炸藥，他以爆破的電影語言。然而布萊德比特最後也還是被做掉了，若不是我會錯意，或許導演也希望在電影映畢時自己的聲音能一起被做掉，留給觀眾獨立思考反省的空間。
精神一直處在混亂狀態的傑克，不斷自我詰問：「我有睡嗎？我睡過嗎？」日常生活一直彷如夢境，在他清醒以前，生命只是一具行屍走肉的軀體，泰勒是一縷鬼魂，自他壓抑的潛意識出竅，陰魂不散。影印機的光束掃過傑克的臉，這座城市還有成千上萬像他一樣的人，活在夢靨裡，或者，根本不曾真正活過。面對病入膏肓的現代文明，心理輔導團體、鬥陣俱樂部與大破壞計劃都不是可行的解決之道，而大衛芬奇提供的救贖似乎又有些過於保守與浪漫，那便是談一場奇異的戀愛。傑克為了保護他的戀人瑪拉，因而得到勇氣與力量，消滅自己危險的分身，重新將象徵肉體與衝動的泰勒收回自己的理智管束之下。
「我們相遇，在我生命最詭異的時刻」，黑暗中，他牽起瑪拉的手，並肩看著眼前的摩天大樓一棟棟爆炸崩塌，濺開的花火似在慶祝他們，愛在天搖地動時。最後，《鬥陣俱樂部》也就縮小成一則為愛而自夢中復活的故事。
(本文由中大電影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