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在紐約MoMA：專訪《醫生》副導藍雅玲

「凝視一個人的傷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管是凝視者或被凝視者，都需要去忍受那種揭開傷口的苦楚。」(鍾孟宏導演)

二○○六年秋天，當台北街頭因著不同的政治理念而喧鬧時，《醫生》給了台灣的觀眾一處靜默，坐在與世隔絕的電影院裡靜靜地傾聽著一位父親的聲音。

二○○八年春天，當台灣忙著總統大選，各家候選人忙著全台走透透時，《醫生》到了紐約MoMA，參加了紀錄片影展。這次，輪到紐約的觀眾坐在那兒接受來自一位父親的感動。

今年紐約MoMA的年度紀錄片影展將主題鎖定在攸關人文及自然環境的議題上。從經濟危機，到自然環境災害（水資源、過度墾林問題）、到為促進環境維護而出現的生物建築（biotecture）改革，甚至是人類心理層面與外在環境互動關係，只要有關地球、有關人類，這裡全都包辦！在十來天的展期中（2/23-3/03），總共帶來了三十多部來自世界各地的紀錄片，除了於館內進行放映，同時也安排各片導演與觀眾進行座談。

這次《醫生》在MoMA的放映座談會是由本片的副導演，藍雅玲導演代表出席 。《醫生》前年在台北上映時口碑與票房都甚佳（台北一百八十萬），影片相當特殊的影像風格讓一位成功外科醫師在鏡頭前闡述自己生命故事的過程異常動人。由於影片中主要人物溫醫師的家庭原本就是定居美國，全片幾乎也都是在美國攝製，因此，這次《醫生》受邀到MoMA放映，除了是國內電影作品受到世界級展館的肯定，值得國人為鐘孟宏導演喝采外，美國紐約觀眾對影片的觀影反應如何，也令人好奇。我們特別簡短訪問此次代表導演出席盛會的藍雅玲副導演。請她分享此番帶著《醫生》紐約行的感想。

這次《醫生》受MoMA邀請參展，對於影片的最大意義是什麼？

很高興能代表鍾孟宏導演參加紐約MoMA所舉辦的紀錄片展。這次參加影展以及座談會後的最大觀想就是：每個人都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接近自己的要求。當影像工作者的作品能speak for themselves，影片本身的感染力便是無遠弗界、超越國籍、文化、種族的。

從當初鍾導對《醫生》一片做了很多的堅持和努力，到現在片子可以到外國放映，當然是一種很大的鼓勵。影片出發點不能都以商業考量，因為觀眾是善變的，只要做出自己想要的，努力使它能表達影片背後的人所想要傳達的概念，就會有人欣賞。

不知道您在前往MoMA參與座談會之前，有沒有預想《醫生》會帶給紐約觀眾什麼樣的衝擊或想法？或者導演原本覺得紐約觀眾會怎麼定位自己和《醫生》的關係？結果和設想的是否有什麼出入呢？

其實並沒有做太多的設想，頂多稍微想像一下出席率。也因為如此，片子放映完後聽到觀眾的鼓掌聲，看到下面近滿座，再加上其中包含許多外國面孔，倒是嚇了ㄧ跳，當然也是很開心的。

《醫生》在台灣也在很多不同的地方舉辦過導演座談，這次到了紐約的MoMA參展，紐約觀眾的反應與問題，跟國內觀眾有什麼明顯的不同嗎？

其實觀眾的問題都大同小異，大多是「鍾導為何選擇拍攝這樣的題材」，或「一開始如何取得溫醫生信賴」這類的發問，也有觀眾身同感受，直接和溫醫生討論。

在觀眾反應上，也許是因為《醫生》是在美國拍攝，片子中的語言和生活習慣和美國的觀眾比較接近，因此一些在台灣放映時觀眾沒有引起笑點的地方，反倒是在MoMA放映時產生了很大的迴響。

另外，在台灣放映時，很多觀眾都已經知道片子的內容，或是某些特定團體，反應上多帶有比較大的情緒性（多是悲傷）。反觀在MoMA的放映，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距離」產生了「影片」和「觀眾」間的化學變化，感覺上美國那邊的觀眾觀賞「電影」的態度多於觀看「紀錄」，這種感覺其實蠻好的。

這次溫醫師夫婦也前往出席放映，他們的感覺如何？

每一次的觀看，對溫醫生夫婦都是一種煎熬，也是一種甜蜜的回憶。這部份我想我無法代替溫醫師夫婦回答。

此行還有其他行程嗎？有沒有其他觀感或是遇到什麼有趣的事情呢？

此行最大觀感是：政府應該好好正視國內文化推廣。MoMA這樣一個國際級美術館不斷地推陳出新，藉由展覽或其它方式（如紀錄片展等）介紹本國或其它國家的藝術，這是歷經長期經營深根下來的。在紐約的人也習慣了看表演、看展覽。我注意到觀賞《醫生》的群眾以外國人居多，在《醫生》放映完後接下來放映子，一樣吸引了很多的觀眾，可見欣賞表演展覽在這城市的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