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導演:金銀島(Taiwan Film Directors: A Treasure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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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05

就在新一集的《神鬼奇航》這個夏天又在世界各地大量吸金之後,這本書副標題中的「金銀/寶藏」讓我忍不住想起迪士尼樂園中,滿溢著珠寶和金幣的木箱子。《台灣電影導演:金銀島》的作者指出,電影工作者陳國富和一些香港導演常常想像台灣是一個犯罪與掠奪之島,一個充斥著舞動手槍、商業合約和手機的現代海盜大本營。但是對於葉月瑜和Darrell William Davis來說,『寶藏』這個字卻另有深意。他們的書收錄了一系列嚴謹的研究論文,主題含納台灣許多電影工作者,以及他們富有高度藝術與文化價值的作品。他們這種詳盡分析影像構圖和剪輯模式的研究,如果不是因此能帶出特別的知性收穫,或是讓讀者發現某部影片或某個導演的作品先前被匆匆忽略的面向,那如此鉅細靡遺的過程終將白費。《台灣電影導演》提供相當大的閱讀收穫。本書除了是檢驗近年來台灣電影與文化的試金石之外,也可作為電影學者以歷史觀點研究藝術電影的重要的參考。本書將這些珍貴的作品放置於錯綜複雜的產業脈絡之中,在好萊塢鉅片帶來難以想像的龐大財富之際,重新衡量當時台灣新電影運動所生產極大的貢獻。



本書著眼於『寶藏』,而非無所不在廣受歡迎的全球流通影像,凸顯本書既是傳統的研究做法,也是極其重要的一種介入。本書大架構裡的前兩章耙梳了1949年以前的台灣電影歷史,並且概述當時台灣文化研究的論戰。接下來的四章以數十年來被不斷採用的作者論為基礎,分別討論楊德昌、侯孝賢、李安以及蔡明亮。但是《台灣電影導演》也讓不少看似過時的早期重要電影研究方法再次被注入活力──個別影片的詳盡分析,所謂的「類比模式」 (analogical mode)(Eric Rohmer的用語),包含在一位導演的創作生涯當中找出特定主題的發展,以及理解電影生產乃是一種特定媒介的詩學(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edium-specific poetics of cinematic production)──闡明這些研究方法不會與對電影產業經濟和大眾媒體政治的深刻關注格格不入。在電影研究的領域當中,從歷史學、社會學以及文化研究所借用的研究方法已經大量取代1950年代所建立的作者論模式,並且迅速被隨之興起的學界所採用。藝術史和文學研究傳統上只關心少數的曠世傑作,唯有一群識貨的鑑賞家能夠鑑識出這些希世珍寶的價值。而當電影研究希望被視為一個專門的學科時,電影史需要建立一套以電影作者為主體被珍藏的經典作品,做來作為將電影從大眾媒體提升到藝術領域的工具。三十年前一部著重某個國家電影傳統裡「特定」導演的專書,會收納標示為一種行家或鑑賞家的著作,然後順理成章地成為某些藝術家已經被奉為經典的技術證明。但是《台灣電影導演》只是早期作者論研究的遠親而已。因為其主要的研究對象,也就是1980年代的台灣新電影運動,是較晚近的現象,更重要的是,作者非常清楚台灣知名導演的產生乃源自於特定的歷史時刻,是以創造國際知名藝術家為目標的文化政策的產物,同時也或多或少受到當時電影文化所薰陶。換句話說,《台灣電影導演》以導演為中心的論述,已經無法不與1949年後的台灣文化研究糾纏在一起,尤其是在最近這四分之一個世紀。關於侯孝賢,公認台灣最卓越的電影工作者,葉月瑜與Davis寫道:「在操作的認定上,我們將主要的作者論信條拋開,不討論他獨特的藝術感知力,而是將焦點放在侯孝賢的代表性或者典型性上。就像避雷針或是變色龍一樣,侯孝賢的視野和技術隨著一群藝術家和文化工作者一起演變。二位作者的目的在於「將官方的歷史寫作(institutional historiography)與作者論融合,反之亦然。」《台灣電影導演》呈現一個特殊的案例,在至少十年之間,台灣的電影產業努力投入創造「寶藏」,而不是創造經濟收入。於是電影只在影展以及藝術電影院流通,也許得幾個獎,在國際間獲得注目,用以平衡1970年代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孤立。因此建立起一個低成本小眾市場產業,無法在商業上與其他勁敵競爭(1980年代的香港電影,以及之後的好萊塢電影)。以台灣的例子來說,發展以作者論為基礎的電影是官方的產業策略和政府政策,一方面孕育了新電影,卻也同時扼殺了當時以受歡迎的類型與本土明星得以自給自足的國片產業。



前兩章處理不算短的台灣電影史,包含國語片和台語片並存發展的時期,還有現在常被忽略的健康寫實片類型。不過本書大部分還是關注從新電影早期到現在,主導台灣電影的特定導演。每個導演都已經有大量的文獻討論,於是葉月瑜和Davis並沒有針對每個導演的生涯作品作統合的分析,更遑論個別影片的分析。他們的論點結合了歷史觀點和導演個人的生平資料,以補足已存在的文獻資料之不足。這些篇章著重每個導演在形式和敘事上的特殊取向:楊德昌的深窄空間;侯孝賢的(自)傳記式風格;李安的全球化儒家寓言;還有蔡明亮充滿敢曝美學(camp aesthetic)的冗長鏡頭。



在選擇《台灣電影導演》要談論的導演時,無可避免的要回答下列問題:怎樣才算是個「台灣導演」?誰才有資格代表台灣?在台灣出生?目前居住於台灣?或影片資金主要來自於台灣本土?這些都沒辦法成為唯一評斷台灣導演的標準。第一項標準會排除本書主要探討的三個導演作者。楊德昌出生於中國大陸,侯孝賢小時候才移民到台灣來,而蔡明亮生長於馬來西亞,直到念大學才來台灣。而如果採用最後一項標準,也就是資金來源,本書也將會變的非常不一樣。台灣大部分的重要導演將不夠格被稱之為「台灣」導演,反而稱他們為法國、日本或者好萊塢的公民比較恰當。因為這些台灣認同的問題正是許多台灣電影的核心,葉月瑜和Davis規避這些涉及確實性(authenticity)的問題,以容納更多台灣身份認同的可能性。有些讀者也許會感到失望,因為本書低調處理爭議性的政治議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家和政治的獨立)。另外也許會有讀者因為某些影片只被匆匆提過而感到失望,如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對於這些已經有大量文獻探討的主題(如台灣的身份認同政治以及楊德昌和侯孝賢的影片),讀者可以直接閱讀重要經典文獻和晚近的評論文章,並且閱讀本書作為補充(葉月瑜和Abe Mark Nornes關於《悲情城市》的線上文章便是一篇重要的參考文獻)。舉例來說,有關楊德昌的《恐怖份子》的評論文獻就像是影片中貼滿照片的套房,只有被視為充滿並置和矛盾的整體時,才能完全被看見。閱讀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探討楊德昌和新興的全球後現代情境關係的〈重繪台北〉("Remapping Taipei")是個很好的開始。張誦聖在一篇較近期的文章(收錄於由Chris Berry和盧非易所編輯的Island on the Edge: Taiwan New Cinema and After)認為楊德昌對非常本土的台灣文藝競賽這種事的迷戀,因此她抗拒那些高深理論的純粹化作用(the rarefying effects of high theory)。最後,《台灣電影導演》中談論楊德昌的篇章不但重新思考且回應了詹明信的論點,也再次將楊德昌置於現今的台灣歷史當中來討論。但是Davis和葉月瑜的獨特的觀點並不是要取代,或和現存的學術研究斷絕關係,而是如一張地圖,讓讀者可以在龐雜的近期台灣電影和相關文獻當中按圖索驥。



葉月瑜和Davis在書中兩次形容他們的研究方法為「稠密描述」(thick description),這個從人類學領域發展出來的方法提示了電影研究正朝著什麼樣的方向前進,並且也提醒我們什麼不該被遺忘。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的著名引言中發展了「稠密描述」的研究方法,這個名詞挪用自哲學家吉爾伯特‧萊爾(Gilbert Ryle),來回應人類學家對於日常社會互動渴望的瞭解,並試圖捕捉其複雜性。例如男學生之間的互相眨眼,他提供了一個有限且表面性的解釋—一個人看另一個人。同時若使用「稠密描述」則可以發現一個簡單的小動作或表情可以充滿很多言外之意。每一個眨眼意謂著溝通者、觀眾和旁觀者都處於一個社會關係的網絡中,在一篇精細的觀察性人類學寫作當中,可以看到其網絡的密集性。Davis和葉月瑜採用紀爾茲的概念令人感到有點吃驚,因為以電影作者為中心的評論正是電影學術界企圖與社會科學領域劃清界限的方法。如人類學會認為,溝通的媒介乃是生產社群企圖與多樣化的觀眾溝通的產物,而非特定藝術家的作品。《台灣電影導演》借用人類學方法,但並非民族誌,呈現了台灣新電影時期的「稠密」氣氛,而且也讓我們看到當時針對台灣的某些特定觀眾而呈現的電影示意(cinematic gesture),然後還有海外一群非常不同的都會觀眾。從這些電影示意當中,本書重新建構了當時的社會關係網絡:從一個看似簡單的眨眼,到精心編排的華麗迴旋,還有新電影所捕捉的日常生活瑣事。本書同時也理解影像本身就非常「稠密」,每部影片都像是紀爾茲所描繪的劇情(scenario)的累積,所以都值得精確的分析其歷史脈絡、剪輯和場景調度。作者認為胡金銓的電影很「稠密」,因為其中充滿了仔細調查過的細節。而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電影的紋理相當稠密,必須全神貫注投入才能好好欣賞它,尤其如果你想要捕捉住微隱的歷史指涉。(93)」因為稠密的歷史指涉和複雜的場面調度,侯孝賢的電影可說是當中最濃縮且最頑強的。透過葉月瑜和Davis對台灣電影詩學的瞭解,他們可以重新建構出一張電影和社會的糾結網絡,重現台灣文化在島上追尋根源並且被全球經濟收編的時刻,而當時這些電影工作者突然將鏡頭轉向台灣的本土政治的景況,還有許多來自海外的盛讚。在一本貢獻良多的書裡,那些經過深入而精確的觀察才得致,但在描述時卻略顯得含蓄的文字,可能才是最珍貴雋永的片段。




編按:本文原於2007年發表於MCLC(《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資源中心網站(MCLC Resource Center Publication):http://mclc.osu.edu/rc/pubs/reviews/tweedie.htm。感謝主編Kirk Denton授權翻譯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