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金馬】在歌舞之間,聽見渴望被愛的聲音──專訪《歌舞的我們》導演盧盈良

820 期
2026-11-16
  • 採訪
    蕭紫菡
  • 文
    蕭紫菡

編按:《牧者》、《神人之家》導演盧盈良新作《歌舞的我們》,於 2026 台北金馬影展進行亞洲首映。本片於 2026 捷克伊赫拉瓦影展世界首映,記錄兩位原住民年輕主角的故事,與他們位處族群、家庭與性別認同間的生命軸線。本期《放映週報》專訪導演盧盈良,從拍攝源起、長鏡頭判斷,談至如何將被拍攝者的故事與狀態向觀眾傳遞的導演思維。請見本篇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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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盈良導演的最新紀錄長片《歌舞的我們》,在第 30 屆捷克伊赫拉瓦國際紀錄片影展(Ji.hlava IDFF)的主競賽「Opus Bonum」單元中,一舉榮獲評審團特別提及獎及最佳剪輯獎兩項大獎肯定。

從《牧者》(2017)、《神人之家》(2022)到《歌舞的我們》,盧盈良持續走進信仰與個人生命相互牽動的現場。這一次,鏡頭來到屏東部落,陪伴牧凡與陳薇,看他們如何在家族期待、宗教信仰與自我認同之間,尋找安放自己的位置。

拍攝起於 2018 年《牧者》的一場映後座談。當時,一群年輕人前來介紹 Adju 音樂節(又稱阿嘟音樂節,全球首個以原住民族多元性別 LGBTQIA+ 為主體的音樂節,由排灣族人董晨晧與「原住民族多元性別聯合陣線」於 2018 年創辦),希望藉由歌舞向部落傳遞自己的聲音。盧盈良在與兩位主角陳薇及牧凡多年相處之後,音樂節停辦,舞台上的熱鬧逐漸退去,盧盈良也看見兩位主角慢慢地封閉對生命的熱情,慢慢地消磨對未來的期待。直到他們分享日記中的自我對話與為抒發心情所創作的歌曲,電影才找到通往內心的入口,從活動的記錄,轉向那些日常生活難以承載的情緒。

阿嘟原本是排灣族對女性好友的稱呼詞,類似中文的「姐妹」之意。部落中性別氣質不符合主流期待的多元性別者,也會借用這個詞彙,以阿嘟相互稱呼。

《歌舞的我們》沒有以訪談交代衝突的來龍去脈,而是讓日常、歌舞與內心獨白彼此交織。對盧盈良而言,如何說故事,始終連著另一個問題:當電影完成,這個屬於她們成長的切片,該如何守住他們那壓抑失語的狀態? 

──你在《牧者》高雄的映後認識牧凡與陳薇,當時是什麼吸引你,讓這次相遇發展成長期拍攝?

盧盈良(以下簡稱盧):那是我第一次碰到他們。他們來了一群人,我原本以為會分享觀影感想,結果是來宣傳自己的音樂節,很有趣。他們說,希望透過音樂,用比較溫柔的方式,跟部落開啟對話。我很佩服他們,也覺得自己或許能幫上一點忙,例如拍影片、協助宣傳,就這樣開始跟他們相處。

深入認識之後,我發現他們在信仰上的困頓與拉扯很劇烈。這跟《牧者》,也跟我自己的生命經驗,有很強的連結。為什麼人在信仰底下會這麼痛苦?這個問題一直牽引著我。

──你提到自己的生命經驗,這份共鳴如何支持你持續拍攝?

盧:我年輕時,看別人來家裡問事,好像都能得到幫助,但我們家的經濟、生活卻一直不好,彷彿被詛咒一樣。我對信仰有很強烈的質疑,也有很強的自卑感,不敢跟人講,也不知道能跟誰講。當你認知到自己像個異類,又不知道怎麼跟世界溝通,那些東西就一直擠壓著你,讓你想逃離。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電影接住了我;某方面來說,音樂也接住了牧凡與陳薇。因為,當外在否定的力量,一旦變成內心對自己的質疑,有時候會摧毀一個人。我在他們身上看見年輕時的自己,也把他們當成弟弟妹妹,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生命連結,支撐著我完成這個作品。

──作品最初著重音樂節,也曾完成短片。什麼契機讓你決定繼續發展長片,並改變敘事重心?

盧:一開始確實比較著重音樂節,拍他們怎麼組織、討論、規劃。後來活動因為經費等因素停下來,那時短片剛完成,我也不確定接下來要做什麼。

但音樂節停辦是個分水嶺。他們失去一個重心,也失去原本的熱情與發聲的機會。相處時,我常感覺他們人雖然在,卻好像不在現場,尤其獨處的時候更明顯。我察覺得到,卻不知道該怎麼描述。


(圖/《歌舞的我們》電影劇照;盧盈良提供)

後來其中一位主角經歷很低潮、混亂的時刻,跟我分享了他長年記錄心情的日記和寫下的歌曲。我才強烈意識到,自己年輕時也是這樣:對這個世界有很多不理解,說不出口,只能退回心裡,把感受寫下來,透過跟自己對話慢慢梳理。那時我才明白,他們看似不在現場,其實是回到內心。我想把那個狀態拍出來,因為那才是他們真正想發出、也應該被聽見的聲音。

──這麼長的拍攝,資金與製作如何支持?提案過程又帶來什麼幫助?

盧:前幾年主要靠自己工作賺錢,再支持拍攝。因為是我自己想做,也沒有人逼我,就想能做多少是多少。短片階段很幸運得到新北市紀錄片獎的支持,才能開啟這一路的緣分。

決定做長片之後,資金是很大的問題。我想拍內心世界,影像質地與拍攝方式跟前期不一樣,所以先跟攝影師、小團隊嘗試不同攝影機和鏡頭,先定調影像風格試拍出片花,再拿去找資金。後來透過金馬創投,以及公共電視《紀錄觀點》、抓馬文化、文化部等支持,才慢慢往前走。

提案一方面是找資金,一方面也是想知道別人怎麼看這個故事。有人願意支持,或得到提案獎項的肯定,會讓團隊更有信心。我們人少,分工也很複雜,從執行腳本的討論、現場場務、收音、燈光、後期與影展聯繫,都可能輪流落在所有人身上。我的工作則是盡量幫忙,也讓大家理解,我為什麼想這樣說故事。

──作為外來的拍攝者,你如何理解「Adju」?又如何避免用既有的性別分類定義主角?

盧:對我而言,理解 Adju,要先看見他們的原住民認同,再談性別。我跟他們相處,很少聽到他們用跨性別、同志、雙性戀等分類來解釋自己。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我理解的是一種多元、流動的狀態,很難用簡單的話定義,也不應該由我替他們決定。

從陌生人變成朋友,是很長的過程,跟家人也是。家人會好奇,為什麼有人跑來家裡拍攝,這很正常。我只能在相處中不斷讓他們知道,我為什麼關心、為什麼想用影像說這個故事。我很感謝他們接納團隊,至於他們怎麼理解這整個過程,我自己沒有太多想像,只是把自己誠實的交給他們。

──你形容部落是「很有愛的地方」,但這份愛也很複雜。電影想呈現的是什麼樣的困境?

盧:部落的愛很濃烈,彼此都不喜歡撕裂、衝突。就我觀察,不能簡單說族人都會對他們指指點點;很多時候,大家會用玩笑、比較輕鬆的方式化解差異。但問題是,關係與理解可能就停在那裡,沒有再往下談,他們真正的感受還是說不出來。

我很確定家人愛他們,但不一定知道怎麼一起面對。我的主角告訴我,自己跟家人保持距離,是因為不希望家人承受異樣的眼光。那個距離其實也來自愛,想保護對方。

──片中有不少長鏡頭,也沒有用訪談直接解釋人物處境。這樣的形式如何形成?

盧:因為我感覺他們被困在重複、單調且緩慢的生活裡,無處可逃也無力改變,我想把那種無奈的感受與觀眾分享。每每日常三餐、部落聚會、教會活動的那些禱告,大家都在歌頌著上帝的愛,似乎也不斷提醒他們與旁人的差異,這份愛對我來說是什麼?別人的愛情可以被祝福,我們呢?當全家人星期天去教會,自己一個人留在家裡,那個被遺落的孤獨感反覆出現。即使走進教會,也還是在想,自己在信仰裡該如何自處?是這些經驗連結到他們為什麼寫下那些文字、那些歌曲。我想呈現的是這個狀態。

我們其實做了很多訪談,但看過日記、聽過歌曲之後,我覺得用訪談呈現會把他們的歷程描繪的很單薄,而且會變成是由我引導出來的內容。他們不是會滔滔不絕,主動告訴你以前在教會,或這一路上發生什麼的人,他們把所有的感受都藏在了心底。在家裡,有時常常拍一整天,他們說不到幾句話。只有跟姊妹聚在一起時,才會出現很不一樣的狀態。

當然,我可以透過訪談交代很多往事,讓資訊更多、衝突更明確,但那不是他們。而且,他們還住在部落,我們也不希望電影成為控訴或相互指責的載體,讓他們跟部落重新產生衝突,而是回歸到早年他們想舉辦音樂會,透過歌舞,用一種溫柔的方式向世人傳達生命經驗的初衷。


(圖/《歌舞的我們》電影劇照;盧盈良提供)

長鏡頭是我找到適合與他們一起沉浸生活的方式,讓觀眾停留與感受他們,並在許多時候減少剪接與鏡頭語言的堆疊,也是呼應那種失語的景況,而不是把他們描繪成我想像中理想的電影角色。

──日記、歌曲與歌舞段落,如何轉化成具體影像?預先寫腳本,又如何與紀錄片的拍攝連結?

盧:旁白和歌舞的基礎,都來自主角寫下的內容。他們的日記很詳細,許多很黑暗,跟死亡的感受連結很強。我必須先確認,那些自我對話是在什麼日常經驗裡產生,才能透過生活對映到他們的內心。

所以我們先寫好拍攝時的執行腳本,再跟兩位主角核對,也讓家人知道要做什麼,之後才找場景、執行拍攝。我不想過度詮釋,也不想過程中有任何的勉強或擔憂,如果現場有些事件讓他們感覺不對,我們就會討論更換方式或放棄。

我希望透過他們的自我對話、自己寫的歌,讓觀眾理解壓抑的內在。至於別人說影像有詩性,我自己不敢這樣講。我只是面對主角的生命狀態,找一個覺得合適的方式表達。人生很長,作品很短;如果把他們的生命故事當成一本書,這部片頂多是一個序章,希望後面還有更多討論與書寫。

──片中熊鷹的意象,如何從拍攝現場進入電影?

盧:有次在陽台拍其中一位主角練舞,剛好有老鷹飛過,他突然很感動,流下眼淚。他與我分享,他們也很在意自己有沒有被傳統文化接納,希望被祖靈認同,能自在地做自己。那一瞬間,很多感受湧現,我就直覺想把這部分放進電影。

然而,在野外要拍攝到熊鷹的難度很高,我們後來找了全臺灣,才到了屏科大,看見籠子裡的救援而來的熊鷹,當下有一種被牽引的感覺:那個受困的生命狀態,跟主角很像。

當下就感覺有些東西不必講很多,可能一個鏡頭就能傳達。我們去了兩次,才拍到覺得能透過影像跟觀眾表達的畫面。

──剪接時如何安排兩位主角的比重?又如何判斷電影已經完成?

盧:剪了一年,改過很多版本。有時偏重這一位,有時偏重另一位,兩個主角看的感覺也不一樣。導演、剪接師當然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最後還是要回到主角身上。他們可以說也是我們的剪接顧問,我們會依照他們的意見修改。

我想把故事停留在牧凡到了臺北之後。陳薇身為長子,必須承擔家族責任,阿嬤是很重要的精神支持;牧凡則選擇出走。但出走就一定比較好嗎?離開意味著放下熟悉的生活,重新探索,外面的世界也未必如想像美好。我沒有刻意替兩條路下結論。

就這樣,團隊內部與主角不斷看片溝通調整,直到最後一次,我記得是在三地門文化館的放映空間,請兩位主角看。看完後他們說:「導演,這就是我們的生活,這就是我們的故事。」我才覺得,電影應該完成了。接著還要給家人與家族看,因為故事公開放映之後,他們仍要一起面對生活,要一起面對別人的反饋,他們必須知道電影到底乘載了什麼。家人看過也沒有問題,我才真正確定完成這個作品了。

這八年的過程中,我沒有正式訪談家人,因為不想再撕開一次傷口。他們願意讓我們多年進出家裡,已經是一種支持。我寧願記錄日常說了什麼、做了什麼。拍攝倫理對我和團隊而言,永遠是把他們放在第一位。

──從《牧者》到這部片,你對信仰的理解有什麼變化?又如何看待片名中的「我們」?

盧:我覺得本質是一樣的,只是發力點不同。《牧者》處在社會對信仰與性別議題討論激烈的時候,有很多內在、外在的衝突;《歌舞的我們》則是在那些歷程之後,看見角落裡還有一些人,內部正在崩塌,卻很難被察覺。而究竟信仰是什麼?對我而言應該是一份價值,而不是教義。


(圖/《歌舞的我們》工作照;盧盈良提供)

在捷克世界首映之後,有觀眾希望電影提供更多背景,也有人說,雖然資訊不多,但感受很深刻,完全能理解。而我回想這一路,仍慶幸面向被攝者,從他們現階段願意分享的人生切片中完成作品。

以前我以為,「我們」指的是他們那一群人。後來聽見國外觀眾突如其來的擁抱時說「我懂,我真的懂」,才覺得,這個「我們」也包括你、包括我。只要經歷過那種獨處時退回內心,突然被一首歌觸動,想宣洩情緒、希望有人陪伴,願意聽自己說話的狀態,就可能理解。那應該是每一個希望愛與被愛的人吧。■
 
.封面照片:《歌舞的我們》電影劇照;盧盈良提供

蕭紫菡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現就讀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創作博士班。悠游於劇場及文字之間,長期從事人物深度採訪與文化書寫,關注影像創作、青年世代與身體及性別文化認同等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