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死去」到重新成為自己──導演陳冠君談《一生二命》的跨性別旅程與紀錄陪伴

入選 2024 年 CCDF 及 IFG 紀錄片提案大會，今年（2026）於西班牙馬德里 Cineteca Madrid「QueerCineMad」世界首映，並在桃園電影節進行臺灣首映，拿下本屆桃園電影獎最佳影片。紀錄片《一生二命》跟隨拍攝跨性別男性 Birdy，記錄他從平胸手術、荷爾蒙治療，到面對家庭、重新成為自己的歷程。

導演陳冠君以多年陪伴式拍攝，將性別轉換，延伸至每個人都可能面對的命題：當自己想成為的人與他人期待不同，該如何選擇自己的人生？在本篇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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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為什麼會想拍攝跨性別者的故事？

陳冠君（以下簡稱陳）：最早是因為認識一位朋友，當時我不知道他是跨性別。只覺得這個男生長得很清秀。後來看到他在 YouTube 上分享自己的跨性別身份，我才知道他原本的生理性別是女性。

那時我非常震撼。雖然我自己是女同志，但當時對跨性別幾乎一無所知，甚至對「跨性別」這個詞都很陌生。連我都不知道，我想應該還有很多人也不熟悉，所以開始想拍這個題材。拍攝之後，我也慢慢發現，跨性別者完成轉換後，其實就跟所有人一樣生活。真正值得拍的，反而是他正在經歷改變的過程，以及他如何面對自己和身邊的人。

──《一生二命》前期原本拍攝不只一位跨男，為什麼最後將故事集中在 Birdy 身上？

陳：跨男在轉換過程中常會經歷一個階段，一開始很需要向大家宣告自己的身分，但跨過某個時間點之後，可能就不想再被拍、不希望自己一直帶著「跨性別」的標籤。所以，一開始為了降低拍攝風險，我就找了不同的人物。

認識 Birdy 時，他才 20 歲，還在摸索自己要走到哪一步。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做平胸手術，也不知道之後會不會進行荷爾蒙治療。但沒想到他的轉變很快，而我們一直都在旁邊。

到了剪輯階段，我發現幾個人物的個性、拍攝方法和生命事件都不同，如果硬放在一起，共通點只剩下「都是跨性別男性」，最後很容易變成科普片。但 Birdy 的素材本身有很完整的發展，甚至可以像劇情片一樣往前走，所以最後決定只留下他的故事。

──Birdy 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

陳：我認識他時，他才 20 歲，他同時在面對很多事情，和原生家庭之間有很多問題，父親有嚴重的情緒問題，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離開家庭；另一方面，他又正在面對自己的跨性別認同，希望得到家人的認可。

我們的拍攝方式比較像陪伴，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只能跟著他一起經歷。我覺得長片才能讓觀眾真正進入他的生命，陪一個人走過整段旅程。與其一直在片中告訴你：「跨性別是什麼」、「這個手術是什麼」，我更希望你先真正認識一個人，跨性別只是他身上的一個部分。

──Birdy 提出「假死」，希望拋下原本的身分重新開始。你怎麼理解這個念頭？

陳：我其實很能理解。因為我自己也經歷過女同志出櫃的問題，我們又是一個很大的家族，我也曾擔心，如果有一天突然宣布自己跟女生結婚，大家會不會覺得我變成另一個人，不再是他們原本認識的那個我。

我想很多人多少都曾想過：到一個沒有人認識自己的地方，改名換姓，完全做自己。「死亡」也是我在這部片裡對跨性別的一個隱喻。我覺得那很像一個人死了，然後重新活過來。Birdy 平胸之後、還沒有開始荷爾蒙治療的那段時間，我甚至覺得很像佛教所說的「中陰身」：舊的生命已經結束，新的身體與身分卻還沒有完全到來。那個過渡期很短，卻是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狀態。

──你是在拍攝多年的過程中，逐漸覺得《一生二命》不只是在談跨性別？

陳：因為我每次拍跨性別者，都會發現大家最在乎的還是父母的想法。看久了之後，我覺得這其實可以套用到很多人的人生。

例如家裡有家業希望你繼承，但你想做別的事；父母希望你當醫生，你卻想組樂團。跨性別者只是比我們多了一個身體需要改變，但背後其實還是同一個問題：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父母又希望你成為什麼樣的人？

──長期跟拍 Birdy，如何拿捏紀錄者與陪伴者之間的界線？

陳：我沒有受過紀錄片的科班訓練，所以不會預設應該怎麼跟被攝者相處，比較像朋友，也會依照對方的個性調整距離。Birdy 很喜歡分享，很多事情都會主動跟我說，所以反而是我要去判斷最後應該呈現什麼。

什麼可以拍、什麼不能拍，我們都會直接問。有一次他媽媽的朋友要幫他搬家，我問能不能拍，他說這次不要，我就不拍。平胸手術麻醉醒來時，我原本覺得應該先關心他，所以沒有拍，結果他反而問：「你怎麼沒拍？」因為他自己也想看看剛醒來的樣子。

所以，這中間沒有一條固定的界線，而是不斷溝通。Birdy 自己也是影像科系，知道攝影機在做什麼，甚至會自己拍。拍到後來，攝影機對他而言幾乎是隱形的，而我們真正要做的，是在這段關係裡持續確認彼此願意走到哪裡。

──《一生二命》從 2021 年左右開始拍攝，直到去年 5 月完成。長達數年的製作期，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陳：其實我們在執行上沒有遇到太大的困難，因為從頭到尾幾乎都是自己拍。我那時自己買了一台 Sony 攝影機，拍完之後再賣掉。

Birdy 當時在臺南念大學，我本身也住臺南，所以交通成本沒有很高。其他拍攝對象需要外地拍攝時，主要就是車票，住宿或吃飯很多時候也是住對方家、一起生活。整部片其實沒有花非常多錢在「拍攝」本身，我比較像是把這件事放進自己的生活裡，慢慢拍了幾年。

所以，雖然這部片後來進過 CCDF、IFG 等提案平台，但我並沒有很積極希望大量資金進來。對我來說，我很希望保留創作上的自由，不想因為投資者或資金來源，而必須改變自己原本想說的故事。我一開始就覺得，有國藝會的補助，能夠讓這部片繼續完成就夠了。

參加提案平台比較像是讓作品出去跟不同的人接觸。後來也因此認識後續協助發行的夥伴，這算是比較間接、但很實際的收穫。

──你前面提到，不希望《一生二命》變成一部「跨性別科普片」。在攝影和剪輯上，是怎麼建立這部片的敘事方式？

陳： 我希望觀眾是直接跟著 Birdy 走，而不是一直有人跳出來告訴你「跨性別是什麼」、「這個手術是什麼」。所以剪輯上，我用了很多過去和現在的交叉剪接，一方面可以省掉很多說明，另一方面也會讓觀眾有一點解謎的感覺。

有人一開始甚至以為片中是兩個不同的人，我其實就是故意想製造這種感覺。因為 Birdy 在轉換前後真的差非常多，不只是外貌，而是整個人的狀態都改變了。片中也會留一些小提示，例如同一隻狗反覆出現。觀眾可能會想：「這是同一隻狗嗎？」但還沒有意識到眼前其實也是同一個人。我不急著告訴你答案，希望觀眾自己慢慢發現。

──不只是外貌，Birdy 前後給人的個性感覺也很不同。這是剪輯刻意做出的差異嗎？

陳：有刻意放大。以前的 Birdy 比較焦慮、比較躁，我們在剪輯時就會強調他的焦慮和不安；現在的 Birdy 比較穩定，我們就會讓這個部分更明顯。調色上也有差異，我們自己會把以前的他叫「小 Birdy」，那部分的畫面比較暗，後來的「大 Birdy」會比較明亮、比較有陽光感。

但這也不完全只是電影語言，真實生活中的他真的有變。他開始施打男性荷爾蒙之後，曾經跟我說自己變得比較哭不出來。以前他很愛哭，情緒也很直接，後來有時會覺得，好像有一股情緒卡在裡面出不來。

有時候他甚至會懷念以前那個比較情緒化的自己。我覺得那也很有意思，因為「成為自己」並不是說換了一個身分之後，從此所有事情都變得完美。人還是會重新認識自己，也會失去一些以前熟悉的部分。

──拍攝跨性別者多年後，你對「一個人能不能成為自己」這件事，有沒有不同的理解？

陳：一個人當然可以成為自己，但有時候最大的難關其實就是自己。

我拍過一些人，他們最後仍然會用某種「成功」去換取父母的理解。例如我成為跨性別男性，但我要成為一個很優秀的男人；我要有成就、有作品，讓父母可以覺得我仍然值得驕傲。某種程度上，我自己也是這樣。我剛開始進影視產業時，我爸爸也會質疑，但當我開始有作品、上媒體、得獎，他就覺得這件事情好像很好。

可是 Birdy 讓我看到另外一種可能。他現在反而沒有那麼在乎社會定義的成功。以前他也會想進電影業、想成為某種很厲害的人，但後來他很清楚，那種長時間加班、回家還一直被工作綁住的生活並不適合他。所以他現在選擇一份穩定的工作，收入不差，下班健身，偶爾和同事爬山，好好過自己的生活。

他不是一直在社群上告訴大家「我又完成了什麼」，也不想為了讓別人覺得自己成功，而犧牲生活。我反而覺得這非常勇敢。因為我們很多人嘴巴上說要做自己，最後還是很在意別人怎麼看；Birdy 比較像是真的選擇自己想要的人生。

──拍攝過程中，你自己受到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陳：我覺得跨性別的議題對我來說，到最後一直會回到兩件事情：一個是外貌，一個是家庭。Birdy 小時候的家庭關係非常不穩定，他很難相信一個人會一直留在自己身邊。拍攝期間我常看到，他可能很快跟一個人變得很好，可是當對方想跟他溝通一些他不想聽的事情，他會立刻切斷關係。

因為我是拍他的人，所以我知道自己不能一下把所有話都講完。我很像一直跟他「跳恰恰」，講一點、退一點，等他可以接受，再往前一點。

一直到我們拍了快三年、拍到他大學畢業，他終於相信我們不會突然離開。這件事對我影響很大。因為當我想到自己有一天如果成為母親，我會開始去想：什麼樣的家庭關係，會讓一個孩子長大後有能力相信別人？我們又要怎麼讓孩子知道，即使他跟我們想像的不一樣，即使他做了我們不理解的選擇，他仍然可以確定，有人會留在他身邊。■
 
．封面照片：《一生二命》電影劇照；陳冠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