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空白的二戰經驗，留下臺灣人的臉孔──專訪《終戰那一天》導演盧慈穎

編按：延續台灣大學台文所教授蘇碩斌《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歷史考證，訪問關聯長者、上色黑白影像，導演盧慈穎回望二戰，拍攝紀錄片《終戰那一天》，邀請時任立委之政治工作者林昶佐進行訪談，以特定史觀蒐羅臺灣歷史記憶斷裂一頁，將在本月上映。本期《放映週報》專訪導演盧慈穎，由計畫緣起、執行難處，還有與「歷史」對話的思考過程，一一道來，請見本篇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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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8 月 15 日，天皇玉音在世界各地放送，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戰爭結束，原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由作為戰勝國的盟軍中華民國接收。一夕之間，臺灣人從戰敗國子民，轉為戰勝的一方。這之於當時的臺灣人，究竟意味著什麼？

遭清朝「割讓」、受日本「殖民」、再由國民政府接收「光復」。求學時期，將曲折多舛的臺灣近代史背得滾瓜爛熟，一字一句史實在歷史課本上輕盈帶過、冰冷無情。世世代代的臺灣囡仔，對活過那些「歷史時刻」的臺灣人，他們的面容、感受與認識，終究還是模糊一片。

紀錄片《終戰那一天》選在 8 月 14 日上映，引領觀眾重新看見 81 年戰爭世代臺灣人的真實面貌。本文專訪耗時七年製作此片的盧慈穎導演，一探這段找回歷史記憶的漫漫長路。

「終戰」，最富包容性的史觀

臺灣近代史曲折，成長於這片土地的人們，意識形態的形成與轉變亦如是。不若年輕一代受的歷史教育已將臺灣史作為獨立篇章（注1），導演盧慈穎對臺灣史的興趣始自大學時代，2000 年代看到講述少年工的《綠的海平線》（2006）及拍攝戰俘監視員的《赤陽》（2008）等紀錄片，都是她過去聞所未聞的故事。

盧慈穎回想起來，初次見到所謂「臺籍日本兵」的形象，是來自侯孝賢導演《悲情城市》（1989）的海報。海報上，一家人出征前的合影與斗大的旗幟並未出現於正片中，盧慈穎當時對此背景全然未知，但仍舊深感震撼。除了《悲情城市》，侯導在《戀戀風塵》（1986）中，藉小人物的台詞帶到「去南洋」的經驗，蜻蜓點水的呈現潛藏在我們周遭、曾經的臺籍日本兵。

談起將 2017 年出版《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改編為紀錄片的契機，盧慈穎坦言，雖然本就對臺灣史很有興趣，但並沒有特別想做戰爭題材，直到偶然在獨立書店遇見此書。

「『終戰』兩個字代表了某一種史觀，也比較符合我的史觀。」盧慈穎讚書名「終戰那一天」取得極好，吸引了她閱讀。原作主編蘇碩斌於書中序文寫道：「看待歷史的立場愈是單一鮮明，愈可能排除他人，愈可能以正義之名遂行不義。也因此，相對於抗戰、勝戰、光復之類善惡分明的立場，『終戰』或許是比較包容的概念。」

不僅是史觀的包容性，全書的編輯方向也以更全面的角度勾勒了戰爭世代的面貌。書中將當時的臺灣人分為三大類──「前線」是直接參與戰爭的人，除了臺籍日本兵，也包含少年工、軍屬、醫護人員等；「後方」是沒去打仗，但從事是為戰爭服務的工作，如記者、音樂家、師範師生；「外圍」則是工作與戰爭沒有直接關係，但生活受到戰爭影響的人，包含當時去日本留學的臺灣人或在臺灣成長的日本人。盧慈穎簡述原著梳理臺灣經歷二戰歷史的方式，除了談戰爭，也將戰爭前後臺灣人的生活與轉變納入，令她十分驚艷。她心想，若能改編為紀錄片，定能幫助更多人對這段歷史有更具體的想像。

長年製作 Discovery、國家地理頻道等電視紀實節目的盧慈穎，對於將生硬題材轉譯給大眾並不陌生，亦深知「論述」的重要性。從書本「改編」為紀錄片的形式在國外並不少，在盧慈穎看來，《終戰那一天》原著描述生動，前期研究與田調也具備一定基礎，她大可將心力著重於影像化的呈現。初見主編蘇碩斌老師，對方對此事樂觀其成，給予極大創作自由，唯一的要求很簡單──「不要改變書中史觀」，以臺灣人為主角的史觀。

盧慈穎岔開話題舉例，「迷走工作坊」製作《臺北大空襲》遊戲時曾街訪路人，受訪者男女老少皆有，而 11 人竟有七人回答空襲臺北的發動者是日本，可見臺灣人史觀錯亂的程度。然而，同時接受過兩種截然不同政權與立場的論述時，難免錯亂，站穩立場的論述之於國族史如此複雜的臺灣人又談何容易？盧慈穎也補充，雖然《終戰那一天》書中故事算是淺顯易懂，但要將阿公阿嬤近百年前的經歷，以現代的觀點重新解讀，仍很仰賴歷史顧問協助。

看清楚，那些未曾好好看過的臉孔

《終戰那一天》選擇樸實、慎重的姿態，以訪談搭配大量歷史檔案影像，將戰爭世代的故事帶給觀眾眼前。而令年輕觀眾眼睛為之一亮的，便是邀請了現任駐芬蘭代表、前立委林昶佐（Freddy）擔任此片「說書人」，與六位二戰世代受訪者對談。

原作裡，50、60 位經歷二戰時期的臺灣人或灣生日本人故事，分布於九大章節躍然紙上，團隊開拍前先以還健在、能夠受訪的阿公阿嬤為主，一一拜訪田調。在與 20 多人碰過後，盧慈穎意識到拍攝老人家訪談充滿挑戰。二戰世代，高齡 90 歲起跳，光是請他們遵照別盯著鏡頭的指令就不容易，訪談應答時，老人家難免會繞圈子或因重聽文不對題。也因此，尋找一位代言導演觀點的「說書人／與談人」，讓老人家將受訪當作聊天，成了不得不的解方。

要能講台語、對臺灣史有一定熟悉，並有意願參與電影拍攝，符合此條件的人選其實沒有多少。團隊內曾從事立委助理工作的研究企劃，便想到了時任立委的 Freddy。樂團出身的 Freddy 對年輕觀眾有吸引力，對鏡頭也不陌生，聽聞拍攝計畫後一口答應。

盧慈穎直言，找對了人，省了很多心。Freddy 與她本就觀點相近，由他作自己觀點的延伸，在溝通上毫不費力。至於訪談的設計，團隊在此前通過閱讀受訪者的自傳與相關文字紀錄，以及深度的預訪，整理了完整筆記與參考答案給 Freddy。每位受訪者資料動輒 20、30 頁，拍攝時還在 Freddy 立委任內，他縱然行程緊湊，也都會悉心閱讀，順利為劇組完成對談任務。

而面對影像化的挑戰，受限於阿公阿嬤的身體情況，盧慈穎在參考各類歷史題材作品後，便決定以大量資料影片搭配阿公阿嬤的訪談敘事。但團隊 2021 年結束訪談拍攝後開始針對內容找資料，驚覺更大挑戰還在後頭。

「其實一開始有點天真，不知道臺灣的資料影片那麼難找！」盧慈穎笑言，看歐美以此形式製作的二戰、越戰紀錄片很多，沒料到與臺灣相關的影像如此稀缺。臺灣在二戰時期畢竟受日本殖民，官方在臺拍攝的新聞片本就有限，而民間許多珍貴影像恐怕也在政權交替與白色恐怖之際，因各種原因遭銷毀。

找尋可搭配受訪者故事的畫面如大海撈針，團隊從海外二戰題材紀錄片片尾抄錄，可能可尋求的資料庫，四處搜括，最終列出有機會可用的素材達 1,000 多部。盧慈穎說明，觀眾們在片中看到的檔案影像則有四大來源，包含美國國家檔案館、日本 NHK 典藏過去日本映畫社拍攝的新聞片，以及來自臺灣的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與臺灣歷史博物館。

「影像無聲、黑白，本來就不是我們體驗世界的方式，對年輕觀眾來說更是陌生。」將蒐集來的珍貴影像一一進行數位上色，也是盧慈穎從一開始就有的計畫。對她來說，將影像變成色彩是「還原」真實樣貌，讓後人可身歷其境，看見以前臺灣人如何生活、長什麼樣。同時，也是更親近現代人熟悉的的呈現方式。

盧慈穎回想，初看 NHK 資料庫中「臺灣入營第一陣」新聞影片的震撼心情。影片拍攝 1945 年初開始實施徵兵制的臺灣，目送家人去當兵的情景。如此清楚地從影像中看見昔日臺灣人的真實臉孔，盧慈穎為他們無法掌握自身命運的模樣感到悲傷。

「只要能看到臺灣人的臉，我都盡量留下來，因為在我們的集體記憶裡是沒有這個東西的，我們可能連以前臺灣街道長什麼樣都說不出來。」國民政府來臺後快速地建立了新的國族認同，抗戰精神成主旋律，另一個立場的故事被壓抑，壓抑後便是遺忘。盧慈穎感嘆道，縱然這段歷史脈絡可被理解，但這一片空白的記憶，也得靠我們自己一一補回。她期待，至少讓大家看到具體的影像、真正的史料，且接近它原來的樣貌與聲音。也唯有當這些過去的具體樣貌更普及，我們才不會跟自己的過去有如此強烈的割裂感。

過去有待梳理，歷史補課潮不止息

老人家的口述訪談、歷史檔案影像的畫面對應，《終戰那一天》還有另一大關鍵素材是主角們撰寫的「自傳」。盧慈穎巧妙藉由其中三位主角彭明敏、東俊賢、黃金桂的著作，分別以其書寫的原文，使用英、台、日語摘錄朗讀，串起全片故事。三個分別來自前線、後方、外圍的聲音，三種語言則呼應著臺灣國族史的複雜性。

此故事結構，實是在混亂的剪接歷程中慢慢生成的概念。「幾年前，美國紀錄片導演 Ken Burns 製作了 10 集長的越戰紀錄片（《越南戰爭》，2017），片中 60、70 歲受訪者將個人參與戰爭的反思講得非常好。」盧慈穎分享，她參考了 Ken Burns 的作品。然而，她所訪問的 90 幾歲的阿公阿嬤，講起過去大多雲淡風輕、欠缺衝擊力。臺灣老人家很難分析自己內心感受，更遑論將自身境遇放在歷史脈絡中梳理。另一方面，教育程度的差異，以及臺灣過去長年壓抑戰爭經驗，亦缺乏對戰爭反思，自然難以問出深層感受。

而在這些受訪人之中，唯有彭明敏給了較清晰的回應。盧慈穎一度請教歷史顧問，是否可採彭教授觀點詮釋那個時代的戰爭經驗？歷史顧問一句「絕對不行！」當頭棒喝。彭明敏太過菁英，加上他也並非前線，絕不能替其它人講。後來，盧慈穎在黃金桂自傳中讀到她口頭道不出的尷尬心情，決定以此作為訪談的補充，才又去翻找東俊賢的自傳挖掘蛛絲馬跡。再加上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進而有了以三人文字作品遙相呼應、貫穿全片的概念。

有趣的是，黃金桂本就喜愛寫作，但一直是到高齡 92 歲之際，才在家人的鼓勵下才撰寫了自傳。她以日文書寫的手稿影本，先是在她時常去的日本人在臺的教會流傳，由教會的人打成了電子檔，後有兒子協助翻譯成中文。就在臺史博為策畫「終戰那一天」展覽，募集民間「戰爭結束那一天在做什麼」的故事時，黃金桂的自傳不知在什麼情況下，被臺史博看到了，便收錄在《終戰那一天》書中。

東俊賢則從 70 多歲開始執筆，寫到如今 90 多歲還年年更新章節，每當導演團隊拜訪，他便會送上一本。盧慈穎笑，她現在已經蒐集到第八本不同版本。更驚人的是，東俊賢除了自己用電腦打字，還先寫了日文版後自己再翻譯中文版。兩個語言的版本內容大致相同，但盧慈穎仍發現有些細微差異，好比片中引用東俊賢書寫自日本返臺的開心心情，便是日文沒有寫到的。

找影像、進行修復上色，一晃眼四、五年便過去。《終戰那一天》的完成日一再推遲，但如今延期至今，盧慈穎倒覺得算是收穫意外幸運。

盧慈穎表示，她 2024 年出國參加國際紀實節目相關年會時，臺灣因防疫及半導體發展的成功，在國際上能見度大增，大家感興趣的不再只是二戰，而是對「臺灣歷史」本身。這個轉變，讓作品在推向海外時受益。至於國內，則有像《聽海湧》（2024）這樣的影集作品問世，年初《世紀血案》風波則帶動歷史議題討論，倘若《終戰那一天》早幾年上映，受到的關注反而不如現在多。

經歷七年漫長紀錄片製作，盧慈穎的下個創作計畫也已準備啟動。在《終戰那一天》田調時，她因讀了彭明敏 2009 年出版的《逃亡》，起心動念欲將之改編為政治驚悚電影，更在彭明敏健在時獲得首肯。劇本邀請擅長改編歷史故事為虛構小說的作家黃崇凱合寫，去年入選優良劇本獎，影像化成果令人期待。但盧慈穎也苦笑，為完成《終戰那一天》傾盡財力，接下來，她將一面以委託案維持生計，一面在讓臺灣歷史故事影像化的道路上持續前行。■
 
．封面照片：《終戰那一天》電影劇照；放假影像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