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森林裡,重新學會觀看──專訪《神木之島》導演李香秀

編按:2026 年 5 月,臺灣院線上映紀錄片作品《神木之島》,由《消失的王國─拱樂社》、《黑熊森林》導演李香秀執導,跟隨植物學者徐嘉君與其團隊,展開對臺灣巨木的探尋,也在社群引起廣泛關注。本期《放映週報》專訪導演李香秀,從前作《黑熊森林》接續對臺灣自然山野的親近,李香秀分享紀錄片拍攝的過程與感悟,對主題、結構的思考,和持續敘述臺灣故事的意義。請見本篇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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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之島》表面上拍的是一群「找樹的人」──這是一支以徐嘉君(現為農業部林業試驗所副研究員)為首,集結各領域專家的團隊,因尋找「臺灣第一高樹」而長年穿梭臺灣高山與原始林之間,也在過程中逐步展開臺灣巨木調查與森林研究。然而,電影真正令人震撼的,並不是「找到」這件事,而是它如何慢慢讓觀眾進入森林的時間感裡。
電影裡,有大量的沉默與等待。風吹過霧林、雪落在樹冠、巨木靜靜站在光線與濕氣之中。它不像一般資訊型自然紀錄片,更像一部關於觀看方式本身的電影。導演李香秀不急著透過旁白解釋一切,而是讓影像與聲音自己慢慢滲透觀眾。
從《黑熊森林》(2016)開始,她已在臺灣森林裡待了 10 多年。有時一個人進山,在帳篷裡待上 10 幾天;有時則跟著找樹團隊,翻越陡峭山徑與巨木區。她逐漸意識到,在森林裡,人其實不是觀看者,而是「被觀看的人」。
──想先請您談談,《神木之島》的創作起點是什麼?它似乎和《黑熊森林》有很深的延續關係。
李香秀(以下簡稱李):其實是有延續性的。我後來慢慢發現,我很多作品之間都有脈絡,只是表面上看起來差很多。大家可能會覺得,我怎麼一下拍歌仔戲、一下拍海、一下又拍山,但對我來說,它們是一段一段接起來的。《神木之島》最直接的起點,就是《黑熊森林》。
因為,在製作《黑熊森林》的時候,我有很長時間在森林裡蹲點拍攝動物。我守了很多年,幾乎都是一個人在山裡。那個過程改變了我。我開始真正體驗到森林的感覺,也慢慢發現自己愛上森林。森林很安靜,但不是空的。你會感覺自己跟整個環境之間,有一種很親密的關係。很多在人世間的焦慮與寒冷感,進到森林之後,好像都會被洗掉。所以,《黑熊森林》拍攝結束之後,我一直念念不忘,還想再拍森林。後來疫情讓我們在蒙古的另一個拍攝計畫停擺,剛好嘉君他們開始積極找樹,我才真正開始拍《神木之島》。
──您剛剛提到「森林的感覺」,《神木之島》裡有一種很特別的觀看狀態。您好像不只是觀看森林的人,同時也像被森林觀看的人。
李:對,我一直很在意這件事。我們在城市裡,好像很自然地認為,人是在觀看動物的。我們進動物園、進水族館,都是人站在觀看的位置。可是我到大分山林裡的時候,我反而覺得自己是闖入者。我是外人。
《神木之島》在拍攝過程中,因為闖進一個「原本不屬於你的世界」,森林裡的動物、植物、整個環境,本來就不是為了你存在,所以在那裡,我是一個被觀看的對象。後來到了巨木林也是一樣。我一個人在森林裡蹲點的時候,雖然那些樹沒有眼睛,還是會感覺到自己被放進某種「比自己更巨大的存在」裡。我很喜歡拍那些樹在風裡、霧裡、陽光裡的狀態。它們不說話,可是它們其實一直存在。
──當初怎麼認識徐嘉君與團隊?又是什麼吸引您一路拍了五年?
李:我先有「想拍森林」這件事,後來才有人帶我去認識嘉君。那時候,他們已經在找樹了,但還沒有像現在這麼明確地說:「我們就是要找到臺灣最高樹。」可是我那時候就已經知道:他們做的事情很重要。
他們去的地方,是我們平常根本無法到達的地方。透過他們的走訪,你會重新看到臺灣山林真正的樣貌。而且,他們一直處在一種很未知的狀態裡。山這麼難走,樹這麼多,他們也不知道最後到底會找到什麼,可是還是一直往前走。我後來慢慢發現,我真正感興趣的,不只是「有沒有找到最高樹」,而是透過這個過程,我們到底重新看見了多少森林。找最高樹,其實也在重新回答:臺灣到底還剩下多少巨木?

──電影裡的人物非常鮮活,但您沒有把他們拍成典型英雄。您是怎麼處理人物線的?
李:因為我一開始其實也沒有完全認識他們。我比較熟的是嘉君,他們後來組了一個團隊,我們就一路跟著拍。我會讓不同攝影師跟不同人物,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特質。
我很接近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的拍法。事情就在前面發生,你必須在當下捕捉它。所以很多人物特質,不是事先設計好的,而是你一路拍攝、一路觀察,慢慢長出來的。我有八組麥克風,主要人物幾乎都整天綁著錄音器。他們走五、六個小時,我們就錄五、六個小時,所以素材量非常大。最後其實是在龐大的影像跟聲音裡,慢慢把人物整理出來。
──《神木之島》的影像風格不像一般資訊型紀錄片,更像一部以森林為主題的電影。
李:我本身是學電影的。我一直覺得,我雖然拍紀錄片,但我不只是想做資訊性的東西。我不希望旁白一直告訴觀眾答案,我希望影像跟聲音自己說話。
人物透過拍攝過程,本身其實就已經在陳述自己的狀態了。我比較希望透過剪接,把故事慢慢拉出來,而不是直接說明。我喜歡那種很安靜、很密的感覺。因為我以前真的在森林裡守過很久,那是一個非常安靜的地方。我喜歡那種孤獨,也喜歡一個人在森林裡感受時間慢慢流動的狀態。
──片中很多森林鏡頭,其實是您自己一個人拍的?
李:對,大部分都是。《黑熊森林》的時候,我就常常一個人拍。後來《神木之島》也是。我曾經一個人在大雪山西施巨木下方的溪谷待 10 幾天。請工作站的人協力幫我把器材背下去之後,他們就離開了。我自己搭帳篷,在山裡待 10 天、12 天。
有一次半夜暴雨,風超大,我想說帳篷會不會被吹走。還有一次雨下太久,連我的帳篷裡都在下雨,快淹水了。我那時候甚至還拿起手機亂寫,覺得好像在寫遺書。那些經驗,其實都會進到影像裡。你現在看到片子裡那些雪景、霧景、暴雨、很安靜的森林,每個鏡頭背後都有自己的故事。
──片中的森林不只是背景,而像是一個真正的角色。您怎麼去理解「森林作為主體」這件事?
李:我在拍片的時候,一直很在意「主體性」這件事。像《黑熊森林》,我會讓黑熊作為主體;如果拍原住民,我會去思考,怎麼讓原住民作為主體,而不是只是被觀看的對象。我所謂的「讓他們說話」,不是只有嘴巴說話,而是如何透過影像本身,把他們的存在感與主體性呈現出來。
──動物會移動、會有反應,森林不會講話。您怎麼跟「不會說話的森林」建立拍攝關係?
李:這有一個很長的過程。我一開始在大雪山的時候,就常常一直盯著森林看,我甚至會想:「我要怎麼表現你?」因為森林不像人物,它不會講話,也不會主動回應你。所以我後來其實是在學習,如何從不同角度去觀看它。
我會去看它在風中的變化、霧中的變化、光線移動時的變化。它雖然站在那裡不動,可是它其實一直在改變。我會在那裡一直看、一直感受,慢慢去領會它存在的方式。後來我甚至還買了可以帶上山的小型軌道,因為樹不會動,那我就讓鏡頭慢慢移動。我一直在思考,怎麼把森林拍出它自己的存在感,而不只是拍出「漂亮風景」而已。
──《神木之島》的敘事節奏也很特別。它沒有走典型「從失敗到成功」的線性敘事,而是保留很多等待、迷路、沉默的過程。您是怎麼思考這個節奏的?
李:其實我一開始也以為,找到最高樹之後,電影就會結束。因為當時我在剪「倚天劍」那一段,我覺得那會是結尾。大家那麼興奮,找到 84.1 公尺,那個情緒已經很完整了。
可是,後來我去了本野山,我發現不對。因為後面還有「消失的巨木」這件事情。那個東西太早放不對,太晚放也不對,整個結構又重新調整。我才慢慢意識到,重點其實不是「找到最高樹」這件事本身,而是透過這件事,我們怎麼重新理解臺灣森林、理解這座島嶼。

──電影的重點,其實不只是「找樹成功」?
李:對。因為我後來很喜歡嘉君講的一段話。她說臺灣是一個很特殊的島嶼。我覺得那段很重要。因為我們常常講臺灣是「小小多山的國家」,可是我們根本不知道這句話真正的內涵是什麼。
這座島嶼因為地形與霧林帶,擁有非常豐富的生態系。可是我們其實並不真正認識它。對我來說,《神木之島》最後不是在講「找到最高樹的成功」,而是透過這件事情,重新看見臺灣本身。這也是為什麼我最後沒有把片名取成《找樹的人》。因為如果叫《找樹的人》,焦點就會比較停留在這群人身上。但我希望這部片的視野能更寬廣,最後回到的是整座島嶼。
──片中其實同時存在科學測量與某種情感性的觀看。您怎麼處理這兩種東西之間的關係?
李:比起數據本身,我更容易被人的情感狀態吸引。我有一次訪問參與巨木調查與光達(LiDAR)分析的森林研究者王升陽,我問他:「你每天都在實驗室裡處理這些樹木數據,那你跟那些樹之間,有沒有情感上的連結?」
結果他跟我說:「沒有啊,我們只有數據,沒有情感。」他講得很理性,後來還跟我說可不可以不要剪進去,因為他覺得自己講得太硬了。可是我覺得很有趣,因為科學測量本來就是一種比較數據性的系統。他們利用光達定位、分析數據,再提供給嘉君他們去進山尋找。對我來講,那些人與樹之間慢慢長出來的關係,其實才是我真正想拍的東西。
──拍完這部片之後,您自己對臺灣山林的看法有什麼改變嗎?
李:其實我也不是專家,我比較像跟觀眾一起重新認識臺灣的人。但我覺得,那些樹真的會留在我腦海裡。因為片中很多樹都有名字,你會慢慢開始牽掛它們。
如果有一天,它真的倒下了,我會很難過。因為它已經不只是一棵樹而已,它已經變成一個有生命感的存在。就像我們看電影時,會一直記得某個角色一樣。你會開始關心它:「它現在還好嗎?」所以我很高興,能夠透過這部片,把那些深山裡的樹帶下山,讓觀眾也開始認識它們。
我只能說,我一直都在重新認識臺灣。而《神木之島》讓我更靠近臺灣一點。
──這部片拍了五年,包含資金、體力與製作壓力,都非常巨大。對您來說,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李:這是一部非常困難的片子。我常常說,我自己是非主流體質,可是我做的片子某種程度又是主流規模,它需要很龐大的系統支撐。可是我習慣用很手工業的方式工作。我不喜歡過度被干擾,所以,我在資金取得上,一直很希望保有自己的獨立性。
我不喜歡有人跟我說:「你應該拍 A、拍 B。」我創作上很任性。所以我寧可辛苦一點,也希望保有自由。後來我甚至提前退休,因為我知道如果不退休,我的片子永遠做不完。可是退休之後,時間自由了,財務就變得不自由。去年其實過得很辛苦。
──中間有沒有想放棄過?
李:從來沒有。我從來沒有因為拍片本身想放棄。
如果我有挫折,通常都是來自人。人的問題會讓我崩潰。可是拍片本身不會。因為我很清楚,我拍的東西對我來說是重要的。我知道這些題材對臺灣有意義。所以一旦決定了,我就會一直往前走,把問題解決掉。
──最後,如果對年輕創作者說一句話,您會說什麼?
李:其實我自己教紀錄片,但我從來不會積極鼓勵學生拍紀錄片。太苦了。
你必須能夠承擔孤單、承擔不確定、承擔所有事情。可是對我來說,只要是我真正喜歡的題材,它就能支撐我走下去。我即將出版的電影書裡有一句小標,我這麼寫著:「挺住孤獨,練就一身膽識。」
我一直都是這樣走過來,我常常是一個人面對作品。攝影師、錄音師會加入不同階段,可是最後整部片真正的樣子,其實只有我自己知道。有時候一個人進山,一待就是 10 幾天;有時候一部片拍五年、七年,你根本不知道最後能不能完成。
可是如果那個題材真的對你重要,它就會支撐你一直走下去。所以我現在不太會問「值不值得」。因為對我來講,只要它是我真正想拍的東西,我就會一直做下去。即使很辛苦,我還是會做。如果活得夠久,我應該會一路拍到 70、80 歲吧。■
.封面照片:《神木之島》電影劇照;李香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