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紐約到金馬，一則移民故事的旅程──專訪《幸福之路》導演勞埃德李崔

榮獲第 62 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張震）、最佳新導演、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的《幸福之路》（Lucky Lu），是導演勞埃德李崔（Lloyd Lee Choi）的首部長片作品。本片源自其疫情期間所拍攝的短片《老樣子》（Same Old），在短片於 2022 年坎城影展首映後，勞埃德李崔便逐步將此故事發展成一部關於移民、家庭與城市生存狀態的電影。

《幸福之路》宛若現代版的《單車失竊記》（Bicycle Thieves，1948），以紐約外送司機和丟失其生財工具──電動自行車為敘事核心，並結合導演自身對亞裔身分與移民經驗的長期關注，描繪一名父親在異鄉城市中穿梭奔波，試圖生存並維繫家庭關係的過程。其中，張震所飾演的父親，以極其鬆弛的自然演技，深刻表現出於異鄉打拼為人父的艱難苦楚。

此次《放映週報》與導演勞埃德李崔對談，回顧其從短片到長片的創作轉化，分享角色與故事如何被重新建構，也詳述田野調查、街頭實景拍攝與底片選擇的背後思考。同時，他亦談及與張震、陳法拉及兒童演員魏愷樂的合作經驗，如何透過表演細節形塑角色的內在層次。更進一步延伸至亞裔創作者在北美電影產業中的現實處境，及其對當代獨立電影未來的觀察與期待，詳見以下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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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短片《老樣子》（Same Old）到《Closing Dynasty》，《幸福之路》更像是《老樣子》針對外送司機的主題延伸，但同時對於小孩視角的出發，也能從《Closing Dynasty》讓觀眾一路跟著童真小女孩看著並認識這個世界。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你想延續外送司機的主題作為你的首部長片？這是在短片階段就有的想法嗎？

勞埃德李崔（以下簡稱崔）：是的，其實我是在拍《老樣子》後被深刻啟發，才想把這樣的主題發展成現在的長片《幸福之路》。不過，延伸這件事不是一開始就有的想法，一開始我真的只想拍短片。剛好在 2022 年期間，那時候正處於疫情高峰時期，而我在疫情封城期間快要瘋了，所以傳訊息給我的攝影指導李永畧（Norm LI）──他也是我的朋友──我說我們來拍點什麼吧。於是我們很快就拍了這部短片，接著就帶著它去坎城，經歷了一段很不可思議的影展旅程，那時候就有很多人問我：「會不會有長片版？」。大家都鼓勵我拍成長片。

但同時，在完成短片之後，我內心確實有一種想繼續把這故事說下去的渴望。我覺得這裡還有更多可以說的故事，是一個更大的、情感層次也更深的故事，這才是真正促使我拍長片的原因。

在發展長片的過程中，你會發現，從短片到長片很困難，因為你不能只是把故事拉長，你必須放大錯誤、衝突，讓故事形成一個更大的弧線。所以在寫的時候，我突然想到：我其實已經拍了兩部發生在同一個宇宙裡的短片了，或許我可以試著把它們放在一起？

所以，在《幸福之路》的前半段有一種特定的節奏、步調和語氣，但到了後半段，節奏其實改變了。當家人出現時，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轉折，那個公車的鏡頭把觀眾帶進電影的下半部。這一切都是有意為之的。我也把《Closing Dynasty》的精神帶進來，甚至有一些當中的場景更直接放進《幸福之路》。我不是單純加進去，而是因為它們增加了一種我需要的張力，讓我能把這部作品完成，並且真正關照這個角色。

──短片和長片在結構上非常不同，做為首部長片導演，從短變長的過程中，你是否遭遇到什麼困難和挑戰？

崔：從 15 分鐘的短片，到 90 甚至 100 分鐘的長片，本質上就是角色工程。這個角色必須更複雜、更立體。短片本來就是一個很具體的媒介，只是一個時間片段；長片則需要更多的背景故事，也需要角色有變化。

老實說，我反而覺得寫長片比短片更自由，也更容易。短片真的非常困難。長片在拍攝和剪接上有比較多彈性，你拍得多，就有更多方式在剪接中塑造故事。現在兩種都拍過之後，我覺得它們幾乎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敘事方式。

──最開始是什麼促使你想選擇外送司機這個題材？你其實可以選另一條更主流、更「好發展」的創作路線。而在接觸這樣的職業，你是否有田調這些外送司機？過程大概花了多久？以及田調中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

崔：當初選這個題材，靈感是來自我在疫情封城後每天看到的外送司機。我每天點晚餐，每天都會看到不同的臉。我被他們的處境深深吸引，他們冒著生命危險來餵飽整座城市，也餵飽了我。後來我做了更多研究，發現這和移民故事之間有很深的連結。

我在 Facebook 上訪談了 10 幾個外送司機，主要以視訊通話為主，花了幾個月去了解他們的經驗、背景，以及他們每天實際在做的工作細節。像是 Uber Eats 是怎麼運作的，我原本完全不知道。這些田調主要是為了短片，但後來也延續到了長片。

雖然訪談很多人，但他們有很多共通的經驗。像是很多人都發生過事故，受傷是非常常見的，特別是被「開車門撞到」（doored）。這是一份非常危險的工作。但我也覺得有趣的是，他們每天會遇到上百個人，等於是在窺視別人的生活。他們會看到各種奇怪的場面，比如吵架中的人、裸體的人等等。我並沒有一個特定的原型或是單一故事來塑造 Lu 這個角色，是我在遇到這些人後，把他們的經驗重疊起來塑造而成的。

──過去在你的作品中，會發現你對亞洲人在美國生活狀態的關注，而作為一名同樣現居於紐約的亞裔，你又是怎麼看待亞洲人在美國日常生活中的處境？

崔：紐約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城市，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座移民城市，有非常多的多樣性。即使大家長得不一樣、背景差異很大，但你還是會感覺到一種奇妙的連結或情感，因為大家其實都走過某種相似的旅程。這也是紐約美麗又獨特的地方──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同一個地方。

但成長過程中，你自然會覺得自己是局外人。作為亞裔美國人或亞裔加拿大人，那是很不一樣的經驗，因為你身邊沒有看起來像你的人當榜樣，我從來沒有和我背景相似的導師，這是一種非常特定、也很獨特的經驗。當我回到亞洲時，看到大家都長得像我，那其實是一種很神奇、也很安慰的感覺。

──這部片幾乎全部都在戶外拍攝。你提到疫情期間街上沒什麼人，那在疫情之後重新拍長片版本，在街頭拍攝是不是變得困難很多？

崔：在疫情期間拍短片的時候反而很容易，真的很神奇。2022 年拍短片時，街上幾乎沒有人，我們幾乎是自由使用整座城市。但拍《幸福之路》長片時，街上人滿為患，非常困難。

我們的劇組規模是中型（約 30、40 人），不是極小型，但也不是大型製作，所以「如何融入城市」非常重要。我們會盡量讓劇組退到後面，只派很小的一組人進去拍攝，讓所有人看起來都像城市的一部分。我的目標是捕捉真實的紐約，而不是過度操控它。但這本身也很困難，因為你無法控制所有事情。

──剛剛提到紐約這座城市，但你的電影並沒有用很「象徵性」或觀光化的方式去拍紐約，而是很日常、很街頭。為什麼會選擇這些拍攝地點？

崔：我只是想捕捉一個我覺得「還沒有被這樣拍過」的紐約樣貌，一個我自己真實感受到、大家實際生活其中的城市。像唐人街就有非常深的歷史層次，那裡是紐約最早期的移民社群之一。我覺得這種歷史背景對這個故事來說很有意思。

──談到演員，臺灣觀眾對張震其實非常熟悉。你是怎麼想到找他演出的？是哪一部作品讓你對他留下印象？

崔：我小時候最喜歡他的電影之一就是《臥虎藏龍》（2000），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後來我開始回頭看他的整個作品歷程，我非常喜歡《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那真的是一部傑作。看到他那麼年輕就有那樣自然的表演，真的很震撼。一路看他成長到現在，他一直都是我心目中的人選。

──你是如何接觸到張震，他有給角色什麼回饋嗎？他現在也是父親，角色上有很多相似之處。

崔：我們能邀到他，是因為其中一位製片和他的經紀人有聯繫。我們把劇本送過去，他的經紀人覺得這個角色很適合他，他讀完後馬上就答應視訊會議。

他說自己現在成為父親之後，對這個角色有很深的共鳴。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角色背景、動機、為什麼會做某些選擇，甚至連角色的身體動作都是他帶進來的。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那些細節，但他自然就做出來了。他為角色注入了許多東西，甚至連語言都做了調整，很多東西都融入了他的角色，例如他會如何說話。

對我來說，最精彩的是看他如何為角色加上層次──包含語言、說話方式、角色在不同人面前戴上的「面具」。因為我不是來自華人背景，所以我非常信任我的演員與翻譯，他們幫助角色變得真實。

──有讓他花時間熟悉紐約這座城市嗎？還是只有拍攝？是否有去認識當地真實的外送司機？

崔：他是開拍前一週到紐約，因為他之前也來過，所以對城市並不陌生。但那一週的準備期非常重要，他其實非常帥、髮型也很時尚。我們需要把他轉變成一個「每天在紐約生活的普通人」，所以剪了頭髮、幾乎沒有化妝，讓他完全融入城市。

我們並沒有讓他直接訪談外送司機，但我給了他很多文章、紀錄片與相關資料，其實已經有很多關於這些司機的生活和處境。

──也想問問陳法拉，熟悉香港影視，很驚訝能看到她出現在電影中（注1）。還有那位小女孩演員魏愷樂（Carabelle Manna Wei），她也非常有天分，非常靈動。你是怎麼找到她們的？

崔：陳法拉其實是在很後期才加入的。因為她的角色我們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演員，而這個角色非常重要，她是家庭的情感支點，很容易被演得很平面，但她帶進了深度與溫度。

其中一位製片 Destin Daniel Cretton 之前和她合作過，就把劇本給她，看她是否有興趣，她答應演出真的讓我非常震驚，也非常感激她投入的程度。

至於小女孩，我們花了好幾個月試鏡。魏愷樂是紐約出生，來自臺灣背景，她的父母都是臺灣人，但她從來沒有演過戲。而對我來說，我想找一個「會觀察世界」的孩子，因為這個角色大多數時候是在看。我們見過很多人，我一看到她就知道是她──她不只天份高，而且非常專業、不抱怨、準時、用功。即使和非常資深的演員對戲，她也毫不畏懼。

──關於毫不畏懼，尤其在看她與張震那父女之間的對戲真的很感動。是否事前有安排他們增加互動關係？一開始會擔心他們之間的化學反應嗎？

崔：我非常緊張，因為她從來沒演過戲，而化學反應又這麼重要。我們花了一整週一起讀劇、相處。第一天她其實非常緊張，我也是，會擔心他們兩個走得有點太近，但他們之間仍然像隔著一面牆，張震也很努力想讓她放鬆。隨著時間過去，她慢慢信任我們，也逐漸放鬆下來。一開始保持距離確實有幫助，但後來他們彼此了解，那種距離感反而以一種美好的方式很自然地轉化成戲裡的關係。

──你提到張震為角色帶來很多東西，有沒有哪個細節讓你特別印象深刻？因為他電影的表演感覺非常自然，當中有即興的成分嗎？

崔：他的肢體動作、笑容、臉部表情都非常細膩。他會為不同對象戴上不同的面具，對女兒、對妻子、對外送司機社群的人都不一樣。他那些微妙的變化真的令人讚嘆，雖然我們之前討論過，但他把所有這些都演繹得淋漓盡致，我只是在看著他演。他整部電影都在「壓抑」，他掌控全場的方式，那種安靜沉默的張力真的很驚人。

故事大部分都是寫好的，只有少量即興的成分。因為我們是拍底片，比較少自由不照劇本，你不能亂來，一切都要很精準。

──為什麼選擇用底片拍攝？拍底片，又在紐約移動拍攝，成本和難度是否都相當高？

崔：當然不只是因為好看，而是因為底片有一種「永恆感」，我不想讓電影成為一部 2025 年的電影，但它的質感卻像是來自另一個時代。而且拍底片會讓每個人更專注，不像數位可以一直拍，所以，當你營造出一種緊張感，努力把每個鏡頭都拍好時，能得到更好的表演與拍攝能量。

我們總成本不到 500 萬美金，22 天拍了將近 50 個場景，非常瘋狂，還好我們有一個很棒的選景和製作團隊，能讓一切完成。天氣也是另一個大挑戰，紐約在冬天可能每天都下雨或下雪，我們只能不停調整我們的日程和場景。我自己有印象是在公車上重聚的那場戲，我們沒辦法移動地點，但當天其實是下雨的，不過這場戲因為雨水而變得特別，它賦予了這場戲獨特的質感，每個人都有些濕漉漉的感覺，反而成為電影中最美的場面之一。你必須接受城市給你的東西。

──作為亞裔加拿大人、現在在美國工作的導演，你會感覺到身分上的困難嗎？你又是如何看待現在美國或加拿大的電影產業？

崔：當然。近五到七年，亞裔電影終於有空間被看見，人們對製作亞洲電影有了新的開放態度。在我成長過程中能看到的亞裔電影很少，幾乎只有一兩部，但現實要籌資仍然非常困難，尤其《幸福之路》又幾乎全以中文為主，一部發生在紐約的外語電影，其實對投資者來說非常「怪」。這是非常困難的，而且甚至可以說不太可能，但當然我們還是找到我們的方法（笑）。

而對現在電影產業，正處於低潮期，票房不好，大家不知道怎麼回本，尤其是拍獨立電影。但我是樂觀的人，只要找到好的故事、好的團隊，你就能找到方法去製作想拍的電影。我希望製片廠體系能夠停止製作兩億美元的大片，把這些資金分散開來，製作一些小成本電影，比如製作 1,000 萬美元的電影──這對獨立電影是一筆巨款──然後把這些錢給更多的電影製作人，製作更多令人興奮的電影。現在的問題是電影太少了，每個月只有兩三部電影上映，我們需要幾十部電影。

現在有很多關於這方面的看法，還有一點是我認為人們開始為特定的受眾群體製作電影，而不是試圖為所有人製作電影。製作低成本電影面向特定觀眾群體，我認為這是一種更永續的電影製作方式。

──作為首部電影，你覺得去到坎城影展對你籌資有幫助嗎？為什麼選擇中文作為主要語言？

崔：非常有幫助，它打開了一扇門，讓你有機會認識那些想要幫助開發這部電影的製片。所以當 Destined Crete 的公司加入時，他幫助我們來開發劇本。但真正讓電影完成的是製片 Nina Yang Bongiovi，她帶來關鍵資金，沒有她，這部片不會存在。他們全心投入想講述這個故事，我認為他們個人跟這個故事有著情感聯繫。

語言部份是因為紐約外送司機的實際族群就是如此。我想忠實呈現，因為我也想講述一個亞洲故事。我用英文寫劇本，再和翻譯一起細修，然後在片場我記住了每一句台詞，我心裡清楚知道他們在說什麼。所以在現場我也完全信任演員，用他們的方式表達，再來溝通調整。

──為什麼片名叫《幸福之路》（Lucky Lu）？其實主角在過程中非常不幸。

崔：我覺得既諷刺也真實，但到最後，他是否幸運，我希望留給觀眾自己決定。

──你的背景是拍廣告與音樂錄影帶出身，這對拍獨立電影有幫助嗎？接下來有甚麼拍攝計畫？

崔：我出身於一個與電影製作毫無關係的家庭，所以我白手起家拍電影，這就是我的背景──零成本做音樂。我知道如何精打細算，商業導演的經驗讓我累積了在片場管理大型團隊的經驗，也讓我學會如何進行時間管理，因為你必須確保一天之內完成所有拍攝工作。這些經驗教會了我如何在 22 天完成這部電影的拍攝。即使是拍攝婚禮，我也學會如何快速拍攝任何東西，我知道如何規劃場景。所有這些小小經歷的累積，都對我拍電影非常有幫助。

關於未來作品計畫，有幾個專案正在籌備中。我的目標是明年把所有項目都安排好，希望在我的職業生涯中能夠製作非常不同的電影，不同的類型和規模，甚至大製作電影。

──最後，想問問看你最喜歡哪部電影？或是哪個導演啟蒙你踏上電影之路？

崔：以《幸福之路》來說，達頓兄弟（Dardenne Brothers）的《孩子》（The Son，2005）影響了這部電影很多，雖然這是一部已經 20 年前的法國電影，但當我看到這部電影，我很喜歡他們捕捉到的畫面，甚至連那個角色都讓我覺得非常有趣，他是一個非常遊走在灰色地帶的角色，你會不由自主地去看他。但以整個我的電影生涯而言，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沉思許久），如果要說，應該是李滄東影響我最深，尤其是《薄荷糖》（Peppermint Candy，1999）這部電影，那種氛圍的電影每次都讓我震撼。他是我最喜歡的導演，給了我很大的啟發。■
 
．封面照片：《幸福之路》劇照；甲上娛樂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