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女影】讓躺下休息成為一種積極抵抗：專訪《行動代號：躺》導演寶拉杜里諾瓦

來自斯洛伐克，現定居於柏林的導演寶拉杜里諾瓦 （Paula ĎURINOVÁ），受第 32 屆臺灣國際女性影展之邀，帶著第二部長片作品《行動代號：躺》（Action Item）首次來到臺灣。在影像創作之外，杜里諾瓦還有著藝廊藝術總監的身分，也或許是這樣跨領域的角色，讓她的創作有著更深層的研究精神。新作《行動代號：躺》便帶有這樣的特質──經過文本的爬梳與意識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團體的實踐，杜里諾瓦用影像溫柔地揭露了一整個世代集體過勞、倦怠的真相。

在今年女性影展即將落幕的早晨，多日陰雨的星期天終於稍稍放晴。甩開烏雲壟罩的疲倦之情，導演杜里諾瓦與我們娓娓道來，她如何從個人的經驗出發，一層層照見集體與社會共同承擔的心理問題，創造一部邀請眾生按下暫停鍵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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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代號：躺》的創作計畫早於您去年（2024）發表的第一部長片《Lapilli》。在許多資料上讀到，這部片的創作源頭來自您長期的憂鬱、焦慮經驗，請先和我們聊聊創作計畫的起心動念？

杜里諾瓦：《行動代號：躺》的確發展自我個人的焦慮、憂鬱，但更主要是立基於我的過勞、倦怠經驗。我希望挖掘更多的視角，了解為何有這樣的經驗發生，於是進一步做了許多文本研究。其中，我閱讀了非常多從個人視角出發的相關散文、論文，同時也研究關於心理健康、政治，甚至資本主義層面的文獻。

此外，我援引了參加自助團體的經驗，特別是稱作「意識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的團體。意識提升的運作的概念讓我深感共鳴，在這個過程裡，我們能去探究制度以及體制，實際上對我們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多大影響。還有個部份是受到許多藝術家創作方法的靈感啟發，比方藉由打造藝術創作群體，讓群體成員與藝術家一起合作。這些方法，後來都很直接地影響了我作品中的敘事。

至於我去年先完成了另一部作品《Lapilli》的拍攝，是因為我的祖父母疫情間過世了，出於一種必須先處理那部作品的迫切感，我便先暫停《行動代號：躺》的製作。也就是說，我是日後又回來繼續發展這個概念的，而這個暫停、休息的過程，對作品後來的呈現也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您在其他訪談也提過片中對話群體的產生，來自您在柏林參與了意識提升小組的啟發，有趣的是「意識提升」其實是 1960 年代末女性主義團體提出了一種制度。是否可以再更深入地跟我們分享，您在柏林參與意識提升小組的經驗，最終又是如何將這個方法放進片子當中？

杜里諾瓦：我在做研究的過程加入過很多團體，而柏林有非常多團體就是立基於「意識提升」的概念。柏林這個城市本身就有許多的酷兒、移民各自組成了屬於自己的社群，其中特別帶給我啟發的是一個關於慢性疾病的群體，他們聚焦於如何帶著慢性疾病工作以及生活。

另外一個我作品重要的靈感來源，來自一篇名為〈我們都非常的焦慮〉（We Are All Very Anxious）的論文，也是我在片中直接使用的文本。這篇文章中特別談到，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之下「人人都很焦慮」是個隱而不宣、大家都知道的公開秘密。當我們不進行發聲，人們便視之為私人問題，甚至轉而怪罪自己的焦慮。論文中主張，集體必須要共同打造策略，特別是透過「集體的意識提升」。也就是說，當我們的系統、制度，對我們的焦慮以及心理健康帶來非常大的影響時，我們要如何以一個集體的策略一起積極的發聲與抵抗。

雖然我並不想特別去定義我所參與的意識提升小組，不過這確實起源於 70 年代（最初為 1968 年）。那時的女性，可能就在自家客廳或其他地方聚會，通過分享個人經驗──個人是如何經驗父權、性別歧視、壓迫──進而共同理解，這其實並不是只單純屬於個人的經驗，而是來自制度的壓迫。從這樣的分享，便可以開始指認問題之所在，並能夠制定策略進行反擊。「意識提升」本身就是個非常實用的實踐方法，而我從一開始做研究時，就非常清楚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呈現。

──當今有越來越多從個人經驗出發，呼應到集體共有的經驗與感受的作品。在您進行研究之前，最一開始的經驗也是個人的，那麼在實務的操作上，片中的這些被攝者，或說這個意識提升小組，又是如何組成與運作的？

杜里諾瓦：因為不想去打擾原本就存在的團體，我片中所拍攝的這些人原本互不認識，是為了這件作品將他們聚在一起的。同時，能夠傾聽他人，是我選擇團體成員的關鍵，我想展現當大家聚在一起時，不只有發聲，而是主動積極的去傾聽。

另一方面，當我們把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很可能會有個像主持人這樣的角色出現，那便會造成一種階級感，我們也刻意努力避免這個情形。我採取的方式是，默默地促成發聲，讓每個人分享個人經驗時，是作為一個集體當中的成員進行分享，而不是讓其中一個人成為主導。

──您前述還提及了因為另一部作品曾暫停製作本作一段時間，並對現在作品呈現帶來了很大影響。是影像、敘事方式上的影響嗎？請再為我們補充。

杜里諾瓦：最一開始我主要是以其中一位被攝者，也是我的朋友 Eliana 的個人經驗出發、跟著她的故事走。但拍到後來，我開始覺得這個做法太過以角色為本，且這個方向對我作為導演來說，也並非我擅長的領域，我還是希望回歸散文電影（Essay Film）的敘事方法。

經過中間休息的空檔，我再回頭看之前已經拍攝過的影像，也回去重溫我所研究過的那些文本，以及小組裡討論過的內容。接著，我更積極的採取了一些行動，包含我將曾經拍攝的影像，其中的細節挑出來呈現，或是改變原本的構圖；我也再去重新拜訪在柏林曾拍過的城市角落，可能是我焦慮症狀曾發作的地點、或是對我來說有特別回憶的地方，而這對我來說也可以說是一種重新開機的方式。

在這個過程中，我慢慢找到處理影像、建立集體角色的方式。在作品中，我讓兩個層面彼此交疊，一個是所謂的「資本主義的寫實主義」，另一個則是「烏托邦式的寫實主義」。這兩個層面，彼此有些地方可能是混合在一起的、或是相互滲透的，而這種比較抽象的做法，也是我建立視角的方法。同時，在這個「重新開機」的過程中，烏托邦這個層面就越來越清晰了。

──關於散文電影敘事方法的選擇，以及最後我們看到的作品形式，這樣的手法是否有受到甚麼作品或其他類型的藝術創作啟發與影響？

杜里諾瓦：重溫之前所拍攝的影像素材時，就像是重新挖掘、找到新的素材一般。令我開始感到非常有意思的是，看著這些之前拍攝的影像素材，他們好像有著自己的節奏。而這樣的製作方式，也深受兩位同時也是視覺藝術家的導演──黛博拉史察門（Deborah Stratman）、Kamal Aljafari 所影響。他們會應用現成影片本身具備的節奏，去建立自己作品的節奏。

──延續前述，本片呈現了一種微妙的音畫分離，但影像又彷彿在呼應敘事者的內容，您整體上是如何思考影像與旁白敘事內容的搭配？

杜里諾瓦：這涉及到個人主觀的理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看某些敘事者跟他們的影像時，好像有時候是高度相關，有時候是看似毫無關聯的。還有另外一個我也想處理的問題是，「在重大危機發生之後怎麼了？」，也就是事情發生後的餘波。片中聽到一個個人的敘述，這些經驗是層層堆疊起來的。但其實，我們在現實中經常沒有足夠時間，處理這些層層堆疊的經驗，而我正是想透過這個作品，創造這樣的空間。

我們在剪接的過程中也發現，所謂重複的語言、迴圈式的影像，可以呈現出一個人的焦慮、憂鬱經驗。通過這些影像，在作品的不同階段重複出現，呈現像是在經驗焦慮或倦怠期的脈絡與背景，同時也像是一個人的回憶不斷、不斷重複來回一般。而每一次的重複，我們可能會帶著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認識。

──片中受訪者大多是生理女性的聲音，小組中唯有一名生理男性。針對「倦怠」這個主題，您在創作過程是否察覺到性別差異？

杜里諾瓦：片中看似採取了比較多女性跟酷兒族群的觀點，但對我來說這個過程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因為我當初正是想找能夠傾聽他人、深刻自省的一群人合作，尤其是對於「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下如何被影響」已經有些省思的人，最終就找到了這群人。

我希望探討大家共同感受到的「正在失去一種主控權」的感覺，而我認為這種失去主控權的感覺，可以發生在各種性別的身體，也可以是男性的身體。其實我很難回應，男女經歷這件事情有什麼差別，但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加入這個片子的人，都是有能力去反思以及傾聽彼此的人。

──作品中間群體朗讀、對話的段落，導演選擇以非常親近的特寫拍攝他們。您如何設計這個段落的鏡頭？是一開始就有的設定，亦或是拍攝當下慢慢找到的一個感覺？

杜里諾瓦：這是久而久之發展出的鏡頭語言，我一開始並非是用特寫拍攝，而是在進行剪接時重新做了調整。就像剛才提過，在這個作品中，「傾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拍攝時，我們不只聚焦於講話的人，也會拍攝傾聽的人。有些畫面其實同時拍到了兩個人，但在剪接過程中，我們發現這對這個作品似乎是行不通的，因此便嘗試調整成每個人都有單獨鏡頭的畫面，也發現這樣的效果更好。

除了這個例子，整個作品中其實還有許多構圖是在後期階段嘗試做了調整，達到更符合作品概念與調性的效果。這些嘗試的過程其實帶給我很多啟發，而這部片其實是在今年上半年密集的完成剪輯，同時製造出新的影像、新的聲音，整個過程是非常有流動性的。

──關於聲音，全片的聲音設計也非常有意思，比方有個反覆、宛如警訊的聲音貫穿整個片。導演自己也參與了聲音設計，在這部分您又有過甚麼樣的思考？

杜里諾瓦：最初，我想要嘗試一個概念，也就是讓有些聲音元素，在片中像是經歷過成長與改變。一開始有些聲音，我讓它們感覺帶有敵意、有點破壞性。但漸漸的，我想讓這些聲音變成是能夠陪伴被攝者的。

同時，我也希望建構城市的聲響，但我會是從比較主觀、個人經歷城市的方式出發。片中聽到的聲音，也許是這位被攝者感受到、聽到的，甚至是他記憶中那個場景的聲音，不見得是客觀城市環境中會出現的聲音。

──片中我們好像可以看到三個層次，從個人經驗的分享、群體聚集對話再到社會坑爭的集體。您是有意識的在影像上漸進的鋪陳嗎？又是甚麼樣的契機或靈感，讓您選擇放入抗爭現場影像在片中？

杜里諾瓦：其實我自己在工作時，很多時候真的是憑直覺──直覺告訴去做什麼嘗試，我可能就去做了。當我開始這麼做之後，才開始思考，可以在作品的哪個地方放入這些嘗試？

抗爭的影像並非一開始就刻意決定的。因為我居住於柏林，並在過去這兩年經驗到因加薩走廊的衝突，人們上街抗爭，也在這之中承受了來自警方的暴力。這對我來說，是一段很需要消化和處理的經驗。

我透過攝影機的鏡頭，觀看也觀察警察的暴力與壓迫，這之於我就消化與處理我所感受到的「憤怒」的過程，而我的憤怒，主要是針對警方以及整個建制的暴。力。拍攝集體的抗爭行動，其實也像是個培力過程，帶給我新的啟發。好比在街頭上起義時，人們在裡頭會通過各式各樣的方式合作，企圖顛覆一個壓迫的權力結構。我也希望透過拍攝，去扭轉這樣的權力結構。

此外，片中還有個非常烏托邦式的呈現，來自其中一位被攝者講到自己的一個夢。她覺得自己在夢中好像時時刻刻都在抵抗與抗爭，但她中途來到了一個安全的庇護所，在那裡，有其他人跟她一起制定策略、討論如何持續抵抗。雖然，她後來還是要繼續單打獨鬥，但過程中曾經有過這樣的地方──而我正是希望這部片能夠打造像這樣的庇護所。

──這次來到臺灣國際女性影展，也是本作的亞洲首映。導演在研究倦怠與過勞主題時，是否有也有觀察到東方世界的討論？您期待與亞洲的觀眾有甚麼樣的對話？

杜里諾瓦：目前這個問題對我來說還有點難回答，這其實是我第一次來到亞洲。當然，我知道有些關於倦怠、過勞的著作，是由亞洲的作家撰寫的，但因為這部作品起初就已經限縮在特定的文本上，我很難就此發表個人的意見與看法。當然，我在這邊目前也有聽到其他的觀影回饋與迴響，有人表示深受觸動、感覺與自己的經驗呼應，特別是我聽說這裡的職場文化，似乎也非常有毒。

由於這部作品是在柏林拍攝，其中有很多來自於我個人以及我所碰到的人，我們的移民背景與經驗。我希望呈現來自官僚制度的壓迫，以及當我們離鄉背井、離傳統定義下的家很遠時，如何打造屬於自己的群體？這也是這個作品非常重要的環節。我想，作品即便來自柏林，還是一樣可以跨越文化，將這個訊息傳遞出去。■
 
．封面照片：《行動代號：躺》電影劇照；臺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