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抗爭的院民，都是非常閃亮的個體」──專訪《大風之島》導演許雅婷
編按：2025 台北電影獎百萬首獎得主，並於近期入圍第 62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許雅婷以樂生療養院院民為拍攝主題的紀錄片作品《大風之島》，歷經國內外大小影展放映，目前正透過經費集資計畫，持續推進 12 月於臺灣的院線映演。本期《放映週報》專訪許雅婷導演，重回緣起於《樂生活》的拍攝歷程，歷經幕後工作的往來協調與甘苦經驗，逐步聚焦院民充滿生命力的形象。請見本篇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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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幕一亮起，空中鳥瞰的視野，自綠林覆蓋的山丘乘風滑行，向著捷運工程的裸露地，和大路對面的城鎮前進。我們眺望已經改變的地表，卻也像是什麼都沒看見，唯有跟隨蟬鳴乍響的指引，以及大樹下再次傳來的歌聲，重新認識眼前名為「樂生」的土地，何以走過逾 20 年未竟的抗爭。
從翻轉漢生病污名，真正落實「樂其所生」（注1） 的《樂生活》（Life with Happiness，2006），到重構抗爭記憶的《大風之島》，導演許雅婷自學生時代，偕同好友林婉玉，走入抗爭高峰的樂生療養院，完成首部紀錄短片，然而，在她赴美留學的隔年，院區就發生了強制拆遷。回國之後，眼見地域的劇變，在她心中的拉扯，也不斷推後重啟拍攝的時機。直到2017年，應邀為樂生遊行製作入口記憶影像，兩個持攝影機的人就這樣回到樂生。
不久，林婉玉離開計畫，許雅婷則持續紀錄進入重建階段的樂生，經歷懸空陸橋入口的強行施作、環評訴訟，和文資修繕工程陸續引發的衝突。與此同時，在她的鏡頭下，總是位於行動中心，作為抗爭主體的院民，在無盡的承擔、斡旋與堅決反抗的歲月中，栩栩綻放與青年支持者相互共鳴的生命。我們在本篇專訪討論了近年樂生保留運動遭遇的困境，與支撐運動的主要力量，還有在《大風之島》峰迴路轉的製作過程中，許雅婷對紀錄者（documentarist）、觀眾身份與紀錄片典範的思考。
梳理記憶的影像
《大風之島》首映之後，許雅婷偶然在社群媒體上，發現過去樂生巡守隊的照片，裡面也有她年輕時的身影，手上卻沒有拿著攝影機。看著照片，她想起自己拍完《樂生活》畢業之後，曾有近半年的時間，短暫參與了樂生保留自救會／國際愛地芽協會台灣分會（IDEA）和青年樂生聯盟（以下簡稱樂青）的組織會議。當時的她，在紀錄之外，也希望促成一些實質的改變。
「記憶都是模糊的，那些遙遠的樂生記憶是一種『感受性』的東西。」回顧過去種種，許雅婷認為自己記得的，大多是「感受」本身，若當下沒有留下文字或影片，就很難去還原真實的記憶。現在之所以能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也是因為手上有許多素材可以參考，正因為有「拍攝」，才能重建這個運動的歷史。然而，整理素材的過程中，她發現這部紀錄片牽動的格局與複雜程度，都遠遠超出她的預期。
首先，《大風之島》的敘事結構，以 2016 至 2023 年的樂生重建計畫為主，並於多場情節間，加入過去的歷史檔案，以及 2005 到 2008 年之間拍攝的影像素材，早期重要的陳抗、生活紀錄也都包含在內。許雅婷提到，自己會考慮該怎麼使用過去的關鍵時刻，來觸發觀眾的記憶，給予人物和事件清楚的脈絡，進而讓觀眾理解到，抗爭者經歷的是一個色彩鮮明且具有歷史感的運動，從高度衝突與高張力的局面，到後來不斷下沉，變成如今較為蒼白的狀態。
實務上的拍攝，也和過去在外圍拍片有所不同。由於樂生議題已經轉入體制內部，許雅婷也開始和樂青有更密切的接觸，以參與重建計畫相關的閉門會議。然而，旁聽多場會議之後，她也得以看清官僚運作，更感到政治體制的虛無：「每次開會的時候，內心都感到自己一直在追趕，去追一個看不到的進度和看不到的計畫。照理來說，我們就在計畫裡面，應該要清楚知道何年何月何日，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現實卻不是如此。」許雅婷認為，身在其中反而產生更多迷惘和迷失，看著牽涉的各個局處都在發生效用，卻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變成『多頭馬車』的四散狀態。
「多頭馬車」最具體的展現，發生在 2020 年的高等行政法庭，由於這場訴訟，讓每一個和樂生案有關的單位，包含環保署、衛福部、交通部、文化部、臺北市捷運局、新北市文化局等，負責官員都必須前來回應。此時，許雅婷第一次明顯體會，各局處的說詞前後矛盾、互相打臉，官員之間嚴重缺乏溝通，對議題也毫無認識。但是，幾次會議下來，原先分散的官僚便結合為一體。她在法庭上看見，官方全部站在一邊，另一邊則是自救會／IDEA、學生團體、樂生院及律師團，此時，「對抗」便從抽象的概念，變成可見的事實。
正因如此，當我提及本片未處理社運組織的「複雜性」時，許雅婷感慨回應：「不管組織有多複雜，對於權力者來說，我們真的是好小的一個單位，就像是茶壺裡的風暴。我當然會拍到這些東西，但是不會拿出來用，因為你知道更大的敵人是誰，也就是官僚結合起來的龐大體制。其實，所謂的路線不同，只是在多重壓力下，我們所擁有的『沒有選擇的選擇』，眼前只要能成、能打的，都會是選擇。」對她來說，儘管《大風之島》的製作過程和社運的關係非常緊密，但是，本片背後要傳達的訊息，其實超乎「社運」的範疇。
支持運動的力量
如何從錯綜複雜的事態，看見一場運動的核心？《大風之島》的首要任務，即是正視參與抗爭的院民，在運動中的主體性和自主性，讓大眾去理解他們的生命歷程。許雅婷篤定說到，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一直支撐著這個運動的人，就是自救會／IDEA 的阿公阿嬤，因為有他們的堅持不屈，來來去去的學生、青年支持者才得以存在。
事實上，片中可見參與抗爭的院民，總是親自投入會議討論，思緒清晰地指出問題的癥結點，也直接和言詞閃爍的官員對抗。她肯定地說：「這都是真的喔，阿公阿嬤講話很有力量。」然而，外界和官方對樂生運動的想像，卻經常顯露對院民的歧視與偏見。許雅婷碰過非常多次，官方在進行重要協商時，直接跳過自救會／IDEA 的院民，反而找上不具決策權的樂青。她也以片中事件為例，當官方以院民的身心病症為由，推脫當局應盡的責任，亦是對院民主體性的抹平與否定。
「參與抗爭的院民，都是非常閃亮的個體。可是，在官方的世界裡，他們只是一群『弱勢』，只是一群需要被照顧、治療的老人和病人，這個才是非常大的溝通落差。他們否定這群人和這個地方，在現實上和法律上的關係，其實都是一再宣告：你，不是我的人，不是我的組織。最後這幾年，真的可以感覺到問題的核心，除了無法落實溝通，更是因為官方不願意承認，這一群阿公阿嬤因為抗爭，成為更具有代表性的『樂生』住民。」
不過，漫長的抗爭路上，也總有低潮和自我質疑的時刻。許雅婷提及片中一幕，當她透過攝影機，向躺在床上的李添培提問，那個當下，其實她心裡的感覺是：「他好累，他要支撐不住了。」那是 2018 年，剛回樂生拍攝不久，她不禁質問自己：「這個運動應該走下去嗎？該怎麼一直走下去？會不會有人其實很為難、很勉強地在做這些事？」後來，她發現完全不是如此，因為藍彩雲阿姨就在那一年，肩起自救會會長一職。幾年下來，她發現阿公阿嬤都會在不同時間點，很堅持地站出來，例如，周富子阿姨也一度陷入低潮，但在《大風之島》首映之後，許雅婷感覺她對此很自豪，變得更有精神，或是像黃金英阿姨，受迫遷時曾被學生幫助，現在也開始活躍起來。
如果要問是什麼力量，讓這個運動得以一直走下去？現在，許雅婷找到了答案，也就是院民一起生長、生活與生存過的這片土地：「這裡既是傷痛的歷史，也是他們的家，而且是他們找到自我認同的地方，變成一個多重指涉的所在。在這裡，他們學習民主和人權，就像李（添培）阿伯說的，他們是因為 20 年前的抗爭，才開始相信人權的力量，這件事情是很珍貴的。他們相信這片土地有很多可能性，他們也一直在守護這片土地的價值，他們也對此懷抱驕傲，這個時候他們就有了代表性。」
兩種時間，兩種典範
持續拍攝的同時，許雅婷自 2019 年也開始帶著《大風之島》的製作計畫，參加國內外的提案工作坊 ，過程中結識了現在擔任製片的黃胤毓，以及日本資深剪接師秦岳志。他們共同合作的提案，2023 年在坎城電影市場展紀錄片單元（Cannes Docs）的亞洲提案專場，獲得提案最大獎之後，不久就進入正式的剪接階段。
一般而言，從熟悉素材到開始剪輯，只需要一到兩週的時間。然而，在此之前，許雅婷還得先讓身為外國人的秦岳志，逐步認識臺灣特殊的憲政體制，政府組織的運作方式，以及樂生走過的重大事件，當中每個人物代表的角色。一個月過去後，她發現很難照著標準時程順完所有素材，最終花了兩年的時間才完成剪接。她提到主要的困難，經常是在他們剪到一個段落，給不同人看過之後，才會發現有一堆問題需要調整。
去年三月，當他們剪出兩個多小時的版本，以為都安排妥當，便放給日本紀錄片圈的朋友看，沒想到他們的反應卻是「看不懂」，令許雅婷十分崩潰。後來，她和團隊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就是在片中加入「字卡」作為指引，給予有限但足夠的資訊，即使觀眾可能一時在細節中迷失，但在各個段落間，仍有字卡將人帶回大方向上：「我們也知道不可能讓所有人都理解，但是我自己對一個『好』影片的想法，就是它可以讓你悠遊在自己的世界，可以回來也可以沉下去，你是自由的。」
就在幾乎要定剪時，又考慮到坎城放映，外國觀眾「看不懂」的反應，於是，他們另外找了在好萊塢的剪輯指導，也是許雅婷在 Docs by the Sea 粗剪工作坊的導師，很早就主張一定要有樂生重建的政治主線。之後，許雅婷就和兩位剪接師進行網路會議，不過，夾在兩個不同體系的大師之間，看著他們為自己的作品爭論不休，她一面覺得榮幸，同時也感到莫大的壓力。卡了一段時間之後，她才試著按照新的建議去剪，但在這個過程中，她也更確定自己的創作理念。
「其實，我心裡更認同秦岳志老師那一派。在我開始學紀錄片時，當時的典範就是小川紳介，所以我的養成也比較靠近日本這邊，我可以接受比較複雜的敘事，因為真實本身就是複雜的。」許雅婷認為日本的體系，更看重紀錄片傳達的訊息本身，並強調時間中的身體感，相較之下，她觀察到歐美的體系，多從戲劇場次的概念，來理解時間經過的順序，因此會盡量避免讓同一場景和訪談重複出現。
問題是，如果照著後者的方式去剪輯，院民就會被簡化成一個個「故事」，只為了逼近「弱勢受到壓迫」的結論。也許這樣的邏輯，會讓觀眾更好理解，但許雅婷覺得本片最美好的部分，其實是那些與院民一起度過的點點滴滴，影像如何陪伴他們的生命轉變，這些才是她真正在乎的事物：「我不是在呈現一個弱勢的抗爭，而是他們經歷了這些事，讓他們相信自己生命的價值，比如陳再添阿伯最後的死亡是體面的，金英阿姨則承接了其他人的意志，帶著貓狗回到日常。不管政治怎麼坐落在他們身上，他們還是要回歸日常，這是他們生命的主軸。」
談及日本的紀錄片傳統，我也問到她對導演原一男的看法，由於她曾在其他場合提及《日本國VS泉南石綿村》（Sennan Asbestos Disaster，2017）對本片的啟發，當初，她會找秦岳志做剪接師，也是因為他為這部片做剪輯。不過，許雅婷說到自己現在對這部片的理解，已經和第一印象截然不同。前陣子剪片卡關時，她就把這部片找出來，重新看了一次，才發現片中的呈現，遠比自己記憶中的單純，而樂生的議題又複雜太多，她知道自己只能繼續面對眼前的課題。
聊到原一男採取的「男性視角」，比起關注人物，更多的是展現他身為創作者的權力與慾望，有些深入隱私或質問受訪者的鏡頭，也反映他對當事人身處世界的不理解。舉例來說，有一位反對激進路線的受訪者，對著鏡頭說：「憤怒不足以讓人團結，我們需要有其他讓人團結的力量。」拍攝者似乎不以為然，卻還是保留了這段採訪。許雅婷也認為，原一男可能不同意這句話，因為他更期待憤怒之後的改變，但那只是他身為創作者對別人的投射，這也與《大風之島》的拍攝方式相反：「我從一開始就有意識地去考慮自己身為女性，如何和他們互動，會帶給影片什麼樣的基調，基本上是比較溫柔、理解的姿態。我會思考每個人和這片土地的關係，如何從人物反映出的不同面向，組成一個共同的集合。」
圍繞的感官經驗
除了抗爭曲折的過程，初看《大風之島》時，還有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特徵，即是本片使用許多聲音和影像元素，來表現「家」、「風」、「樹」等，這些始於樂生院歷史，並於抗爭和生活實踐中，受到翻轉的重要概念。比如說，片中出現的空景鏡頭，都不是單純的轉場效果，更是具有明顯的象徵性，同時，本片也不費心解釋概念，而是讓樂生環境中存在的感官細節，自然地將觀眾包圍起來。
許雅婷認為樂生就是一個很有「身體感」的地方，因為進入樂生要先爬很高的坡，院區也有一點大自然的感覺。聊到後段一個鏡頭，視線從被風吹動的樹梢，一路下移至大樹下餵貓的金英阿姨，那是許雅婷從年輕時就非常喜歡，日後也很常拍攝的場景，從那個角度看出去，樹根蔓延的斜坡路上，往外就可以看見整個城市。雖然她拍的大多是過去拍過，如今卻發生改變的事物，但她仍然喜歡這些取景和運鏡，表現出 20 年前的美學感覺，儘管現在可能不再流行。
另一方面，要達到圍繞感官的效果，也有賴聲音及配樂設計。像是「風」的元素，許雅婷就明確向杜篤之表達，需要各種不同強弱、質感的風聲，配樂也要有豎笛來表達風的聲音，或如蓬萊舍拆遷的段落，王榆鈞就建議使用老鋼琴，來表達那裡一磚一瓦的份量。在他們的努力下，本片的聲音就具有充實完整的一體感。
此外，「歌曲」也是本片的關鍵元素。例如，黃文章阿伯多年來在不同場合演唱的〈金包銀〉，就發揮了「連接過去與現在時間線」的作用。說到這裡，許雅婷也半開玩笑表示：「主要是版權費太貴了啦！」當然，除了多用幾次比較划算的務實考量，也是因為〈金包銀〉作為一首渲染力很強的歌曲，既可以去描述黃文章的生命歷程，也能讓觀眾理解院民作為「苦命人」的心境。至於院民愛唱的日語歌〈故鄉〉，則呈現樂生的歷史厚度，有趣的是，阿公阿嬤不見得會講日語，但他們都會唱這首歌，許雅婷認為，這也反映過去的隔離政策，並不是所有東西都是「痛的」，而是好壞並置。這首歌訴說的鄉愁或家愁，過去指的是樂生之外的遙遠家鄉，但在抗爭開始之後，他們說的「故鄉」就變成現在生活的「此處」。
事實上，從最早的抗爭開始，就出現院民、學生和青年支持者大合唱的「樂生那卡西」和「音樂．生命．大樹下」音樂會的形式，是故，許雅婷和王榆鈞在討論主題曲時，就有共識要把院民的聲音保留下來。日後，當她聽到杜篤之混音出氣勢磅礴的〈大風子〉，許雅婷就忍不住笑意，想起她和王榆鈞，一人背著攝影機，一人背著吉他和收音器材，把設備扛上樂生。王榆鈞彈著琴，一個個帶著教唱，她唱一句，阿公阿嬤跟著唱一句，30 分鐘後，她就說：「好，我們錄完了。」阿公阿嬤就震驚說：「怎麼可能？」。在他們的記憶裡，過去得先將一個房間改造成錄音室，再錄個三天三夜、好幾個 take。因此，他們完全想像不到現在的這首歌，這樣一句一句唱就完成了。
問及當中是否也有自己的歌聲，許雅婷笑著回答，她的台語發音太差，所以沒有放入她的聲音。其實，王榆鈞在教唱過程中，原本希望她可以幫忙，最後卻發現她的發音都是錯誤的。聊到自己「只能聽，不能說」的台語實力，許雅婷想起最早在拍《樂生活》時，《樂生劫運v2.0》（2010）的導演平烈浩，就曾對她說：「你不會講台語，還來拍什麼紀錄片？」之後，她就想著要努力說好台語，結果在學會之前，阿公阿嬤已經會說國語了。
錄音過程中，許雅婷也意外發現，藍彩雲阿姨會看台羅拼音。由於藍阿姨總是自稱不會讀書識字，所以一開始沒有分到歌詞本，沒想到她因為上教會的關係，從頭到尾都看得懂台語歌詞。這件事也讓許雅婷反思道：「很多事都是始於我們不在她的生命脈絡裡，然後事先把她低估了，如果今天可以給她台羅拼音，她是不是就看得懂所有的文章了？事實上，阿公阿嬤每一個人都有非常強的生存能力。」
盼望理解的發聲
《大風之島》最動人之處，即是許雅婷從鏡頭外，向阿公阿嬤喊出的真摯話語。談及持攝影機的自己，同時作為記錄者和陪伴者的角色，許雅婷說，自己一開始其實很想拿掉這些片段，因為她感到非常害羞和尷尬，最後是剪接師說服了她，才加入更多自己的發聲：「他說金英阿姨的故事，就像我說的一樣，不要在乎別人，不能委屈自己，這個就是民主的真諦。」另外，她向文章伯訴說感謝的段落，並不完全出於即興，而是一直以來都想傳達給他的話語。許雅婷回憶，自己大部分時間都陪著文章伯聊天，讓他的腦袋繼續思考，直到某天拍攝，他的狀態特別壞，和她說「我的人生完蛋了」，於是，她才將自己在心中不停練習的話語，好好地說了出來。
回顧《大風之島》的心路歷程，許雅婷認為現在的結果，對她來說就是別無懸念，沒有任何後悔，她已經盡了全力。雖然仍有一些重要片段未能納入正片，但她認為，在剪輯方面，如果素材不足以支撐觀點，甚至可能讓觀眾產生誤解，就應該選擇拿掉，留待後續出版電影書的時候，再以文字書寫來處理。
問到本片的目標觀眾，許雅婷提案時的構想，其實是從公民教育的角度，拍給經歷過民主化的臺灣人，尤其是想要理解這段歷史的一般觀眾，因此，她盡可能充分考慮過每個環節，將影片編輯成讓人容易理解和共感的模樣。不過，她也提到自己在訪談當天早上，才發現了一個大問題，也就是給外國人看的英文版，無法解釋臺灣的五院架構，而這件事對於理解樂生的議題又至關重要。
直到今日，在《大風之島》已然完成、開始在影展大放光彩的時刻，許雅婷仍在費心思量，如何讓更多觀眾「看懂」，如何將樂生漫長而複雜的歷史，歸納到不至於失去真實的程度，才可以用一部紀錄片的時間，讓阿公阿嬤的生命光采，觸及到更廣闊的世界。■
．封面照片：《大風之島》導演許雅婷；攝影／古佳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