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坎城】時代、地域、情感操作，與跨越時間的愛──記 2025 坎城影展

編按：2025 坎城影展於今年 5 月在法國坎城舉辦，本屆首獎金棕櫚獎由伊朗導演賈法潘納希《It Was Just an Accident》獲得。本期《放映週報》刊載作者 Maja Korbecka（孔敏）在坎城影展現場進行的展節評論一篇，挑選出數部在本屆坎城影展首映的精彩作品進行評述，包括拉夫迪亞茲《Magellan》、尤沃金提爾《情感的價值》等片，請見本篇評論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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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結束幾週後，往往是回顧整個節目安排和個人觀影記憶的最佳時機。電影策展和電影製作一樣，也是一種敘事形式──通過安排放映來傳達概念的藝術。當然，我並不認為坎城的策展如此刻意；該影展的主要目標只是展示藝術總監弗黑莫（Thierry Fremaux）認為最值得關注和欣賞的作品。然而，作為觀眾，我們才能策劃自己的觀影旅程。

我通常避免在去影展之前查看放映清單，喜歡在混亂中根據朋友的推薦或直覺隨機挑選電影。在這種安排中雖然遺忘不少，但留下的回憶更珍貴。它們往往能構成一種主觀的敘事。從充滿智識滿足感的《Magellan》，到情感共鳴的《情感的價值》（Sentimental Value）、遺產電影（Heritage film）的《時光留聲》（History of Sound），再到格格不入的《花漾少女殺人事件》：講述幾個今年坎城留下的放映經歷。以下是我的回顧。

在我的記憶中，拉夫迪亞茲（Lav Diaz）的《Magellan》是今年坎城影展中最具智識滿足感的影片。這是一部顛覆傳統傳記片類型的作品，傳統的傳記片通常伴隨著通過電影塑造國家身份的工程。《Magellan》為歷史敘事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其獨特之處不僅在於它由一個麥哲倫（Magellan）的功業出發，被殖民國家的電影製作人拍攝；還在於其對歷史和敘事的獨特處理。

迪亞茲摒棄了傳統的意識形態二元對立，強調因果關係和社會聯繫，為歷史中的每個角色賦予能動性，並對不同的世界觀給予平等的尊重。影片的核心人物之一是 Enrique（Amado Arjay Babon 飾），一位在馬六甲被俘，並隨麥哲倫一同航行的土著翻譯者。在馬六甲一帶長大的 Enrique 有辦法與菲律賓的原住民溝通。通過他的角色，迪亞茲強調了殖民化之前東南亞地區的語言和文化共享遺產，微妙地展現了這些在歐洲帝國建立國家邊界前的共同點。

影片的時間跨度長達 10 年，從馬六甲的血腥衝突到麥哲倫在麥克坦戰役中的死亡。迪亞茲標誌性的風格──以靜止的畫面和冥想般的節奏為特徵──將注意力轉向戰鬥後的無情靜默景觀。攝影師亞瑟托特（Arthur Tort）和拉里曼達（Larry Manda）捕捉了影片複雜的紋理，與迪亞茲冷靜的觀察相呼應。不像一些由歷史學者製作的當代散文電影（essay film），傾向於批判性地揭示殖民掠奪的敘事，《Magellan》探討了更為微妙的權力動態，強調了基督教或本土信仰等意識形態在塑造人類歷史中的作用。

以迪亞茲的標準來說，《Magellan》長達 160 分鐘的時長堪稱簡短。這是九個小時電影素材的第一部，第二部聚焦於麥哲倫妻子的視角。儘管影片偏觀察風格，但兩場麥哲倫夢見他妻子的夢境卻令人情感動容──他們在遠征兩年前才結婚。這些場景強化了時間的重──當麥哲倫和參與他征程的船員們，耗費無數時間穿越太平洋，駛向未知的漫長航行時──渴望的情感忽然打破了電影中的冷靜氣氛。迪亞茲擅長與時間對抗，他的影片時長常常持續數小時，似乎是拍攝《Magellan》傳記片的最佳人選。迪亞茲也捕捉到了人性的某些本質。他讓我思考，這種不斷旅行和冒險進入未知的渴望──一種我自己具有的傾向──究竟從何而來？

尤沃金提爾（Joachim Trier）編導的《情感的價值》（Sentimental Value）成為我今年觀影經歷中最具情感衝擊力的一部電影。影片講述了兩個姐妹與她們疏遠的父親之間的關係。父親是一名電影導演，他希望大女兒能夠出演他新創作的自傳體電影。當《情感的價值》片尾字幕開始滾動時，我完全無法站起來，加入匆匆趕向出口的人群。我和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女士都默默地抽泣著。在影片結束後，我甚至一度覺得這可能是本屆影展我最喜歡的一部電影。然而，情感常常會捉弄人，它為電影披上一層樂觀的濾鏡，而在冷靜反思後，本片卻顯得頗為操控情緒，甚至讓人感到矛盾。

影片的核心是一個經典的「父親議題」故事，結構上按照慣例用旁白開場，然後展開人物發展。一些評論家指出，影片過於精雕細琢，彷彿是為了坎城主競賽量身定制的。然而，它圍繞家庭房子的敘述，介紹了一個對電影本質的觀察：提爾將電影想像成一座房子，電影是一個有助於塑造身份認同、培養情感的空間。這不一定是具體的一座樓，而更像是一個存在於腦海或心裡的地方。

儘管如此，影片的一些方面令我感到不適。關於父親健康惡化的反覆場景，似乎試圖將與他的和解呈現為一種道德義務。但他是否履行了對女兒們的道德責任，還是僅僅將她們作為推進他電影事業的工具？這些問題展現了影片通過其自覺的標題，所成功捕捉的情感複雜性。然而，影片時常在其雄心之重下顯得搖擺不定。一些片段顯得冗長，而女演員顯然不適合這個角色──這一點在影片的「家庭治療」傾向中尤為明顯。在這部電影中，提爾展示了情感操控的過程，同時也讓觀眾身陷其中，這並非易事。即使幻象可能在影片結束後被打破，逐漸意識到這種操控的存在，但我並不會感到被背叛，反而感到一種整體的滿足和平靜。

奧利佛艾爾曼紐斯（Oliver Hermanus）執導的《時光留聲》體現了「遺產電影」的精髓：以懷舊的方式描繪了二戰前的時代、探索一個國家的文化與根。《時光留聲》講述了 20 世紀 20 年代兩個年輕男人，開始記錄美國同胞生活、聲音和音樂的故事。這部電影與 80 年代的《墨利斯的情人》（Maurice，1987）類似，但更加內斂，並且避免深入探討階級或社會動態。影片的情節圍繞對民間歌曲的尋找展開，觸及民族身份建構的核心。影片暗示這種身份建構的過程，實際上由「愛」驅動──無論是同性戀、異性戀，還是一個人對音樂或藝術的熱愛。這種普遍的框架，使影片呈現了一段超越標籤的愛情故事。

令人矚目的是，儘管影片圍繞同性戀愛情展開，它並未歸入傳統的酷兒電影範疇。相反，它存在於一個基本上去政治化的空間──對於通常無法避開政治主題的酷兒電影來說，這幾乎是難以想像的。然而，在這部影片中，政治暗示被巧妙地隱藏，敘事的重點轉向了浪漫主義，顯得偏為保守。

有趣的是，如今，美國正面臨激烈的意識形態分歧，甚至可能走向內戰，但像《時光留聲》這樣的美國遺產電影卻致力於傳遞普世的愛情。或許在這種情況下，導演認為觀眾最需要的是一種帶著喬許歐康納（Josh O’Connor）和保羅麥斯卡（Paul Mescal）面孔的一個安慰藥。

周璟豪編導的中國電影《花漾少女殺人事件》，則是今年坎城最格格不入的一部影片。影片聚焦於一個單親家庭的女孩，由她嚴厲的母親擔任教練。女主角正在為職業生涯的最後一次機會刻苦訓練，但一位天賦異稟的對手出現後，她母親兼教練的青睞逐漸轉向這位新的天才。影片的開場鏡頭視覺效果引人注目──精妙的剪輯與動態的拍攝角度讓我不禁猜想，這是否是透過無人機完成的，又或者攝影師現在需要兼任特技演員。然而，影片的情節很快暴露出公式化的痕跡，過於依賴表面的刺激元素。

這部青少年體育驚悚片凸顯了當代中國電影面臨的一些持續挑戰。聲音設計明顯存在缺陷──某位演員的台詞明顯比其他人的聲音低。這是某些中國電影中經常出現的問題，由於需要在後期剪輯後滿足審查要求，台詞常常被更改或重新錄製。在《花漾少女殺人事件》中，有可能這是因為真正的技術問題：一個剪輯師沒有察覺到的瑕疵。儘管影片的設定頗具吸引力，但其技術缺點和敘事深度的缺失，最終成為致命弱點。放映結束後，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選片方會選擇將這部電影納入坎城電影節的名單？

最後，今年對我來說最難忘的體驗，是在坎城經典單元觀看了《沉默的星辰》（Sterne，1959）。這部影片講述了一名納粹軍官，在押送一批猶太囚犯穿越保加利亞前往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途中，愛上了一位希臘猶太女孩的故事。這部 1959 年的文藝片中，導演康拉德沃爾夫（Konrad Wolf）並未依賴對白，而是透過細節刻畫，構建了一個複雜的心理肖像，展現了角色如何深陷於他們所生活世界的種種束縛之中。相比之下，這種敘事方式比許多當代電影要更加成熟，因為後者往往過度依賴對白來展現電影裡的世界及其角色。

這引發了一個假設：電影的未來，是否在它的過去之中？如今，越來越多的觀眾傾向於選擇觀看經典電影，而非最新上映的作品。呈現檔案影片不僅能讓我們從新的角度理解電影歷史，許多這些影片──儘管距今已有 70 年甚至更久，──仍然意外地充滿當代性。對我個人而言，每次從坎城經典單元的放映中走出來，我和許多已經對電影感到麻木的影評人同僚，都會重新愛上電影。■
 
．封面照片：《沉默的星辰》電影劇照；僅作報導與評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