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倒流七十年，重覓天堂的殘渣：訪游靜新作《天堂春夢：二十世紀香港電影史論》
編按：現於國立中央大學任教的香港學者游靜，今年出版著作《天堂春夢：二十世紀香港電影史論》，將時間拉至上世紀 20 年代至 90 年代，由上海為始，從政治、經濟的現實背景，重尋香港電影的文化脈絡。本期《放映週報》專訪《天堂春夢：二十世紀香港電影史論》作者游靜，以本書研究內容為主題，請其分享研究的前提基礎、書寫方向，與香港做為一個多方角逐的場域，重新建立脈絡與論述，在當下時刻如何別具意義。請見本篇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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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研究香港電影的專著中，有余慕雲開考究、拾遺香港電影史話先河；美國影評人、學者 David Bordwell 則從香港商業類型片提煉出「盡皆過火，盡是瘋狂」真言，至今未衰，並將其置入世界電影發展脈絡中思考。而香港學者游靜的新書《天堂春夢：二十世紀香港電影史論》切入 70 多年，由民國時期上海的女性電影起，到冷戰時期香港左右派電影角力，70 年代風行全球深遠的李小龍，到 90 年代盛世開到荼靡的無厘頭喜劇，一一專門論述。
然而，游靜更加著眼於一種大時代、大論述下長期被忽視的「殘渣」，鮮有人知曉和關注；香港是座不斷變化也變得太快的城，也無人惜從教墜。在長達 20 年的研究與搜集資料中，她為香港電影重覓了怎樣的殘渣？而這 20 年間香港變化之大，她也幾度往返臺、港兩地，書籍、影碟等資料搬來搬去；時、地、人易位，又為此書面世增添一份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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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序文提到，此書研究橫跨 20 年，可否分享在漫長的研究和教學生涯中，有哪些事件出現、電影史人物的重探，頗影響你的研究？
游靜（以下簡稱游）：過去 20 多年來，香港電影資料館對香港電影史、電影公司及影人的研究及出版，為此書的論述與書寫作了最重要的鋪墊，尤其是《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一：南來香港》（2000）、《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二：理想年代》（2002）、《李晨風──評論．導演筆記》（2004）、《有生之年──易文年記》（2009）、《我為人人 中聯的時代印記》（2011）、《文藝任務 新聯求索》（2011）、《香港影片大全第一卷增訂本（1914-1941）》（2020）等專書出版，及相關的專題放映活動。
透過細讀這些重新整理的歷史資料，與電影作品互讀，有一種貼近當時香港社會、從影人主體視角出發經歷、切身感受的「現場感」，大大豐富並深化了我對香港電影製作脈絡的認知與想像，也可見影人在不同歷史階段經歷的香港社會之間的異同與演變，從而協助我問題化今天很多對香港歷史和文化身分理所當然的論述。
──就香港電影的研究，香港本地如余慕雲、外國學者如 David Bordwell 都有專著論述，相比較下，你覺得《天堂春夢》是站在何種角度、位置去回望 20 世紀的香港電影？《天堂春夢》帶出了甚麼不一樣的角度？
游：與過去絕大部分研究者、論者不同，《天堂春夢》企圖整理自 20 年代上海，至 30、40 年代香港電影的傳承、變異關係，並探索香港電影發展史的不同階段至 20 世紀末。我並不像西方不少學者，偏愛 70、80 年代及以後的香港電影，尤其邵氏或功夫片；我也不是一個只側重香港「老電影」的電影歷史學家。此書不是要建立通史式的敘述，而是透過它論述的時長，窺探整個 20 世紀香港電影中對「香港」這符號再現、主體認同、感知位置與欲望的建構，如何回應當時的社會。
從中可見「香港」作為貼近中國、受殖民管治的華人現代社會的歷史限制與可能，及影人與作品在這脈絡下的兼收並蓄、挪用與轉化。
──你長久研究及創作方向主題都包括性別角度，這是否與書中各章皆有一定比例探討女性及陽剛、陰柔氣質的內容有關？
游：性別研究一直是世界電影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中國電影與其他地區的電影其中一個最大差異，也在性與性別關係的呈現上。作為欲望工場，全世界的商業電影都會把社會政經議題，移置於性／別敘事上，香港電影也不例外。一如書中第一章所述，中國（及香港）電影中可見對女性，或性別氣質的大量生產、重點呈現，到頭來並非關於性別。
──《天堂春夢》中英書名，皆有一種情欲的氣息，你覺得以情欲和性別去看電影史，是一個怎樣的書寫策略？
游：書名指涉的是在書中重點討論的電影，1947 年與 1951 年的兩部《天堂春夢》，從而勾勒出上海與香港電影的關係；國、粵片的互動等，當然也借喻上世紀香港曾經作為不少人的天堂；香港（電影工業）曾經的輝煌，未嘗不可看成春夢一場，等等。
如前述，電影──尤其是商業電影──的本質幾近必然是關於欲望的，而香港也曾經是華語電影世界中唯一的情色電影製作中心；這些都不是我刻意選擇的書寫策略。反而，全書的書寫策略，其實是以殖民現代性的進路去重讀香港電影史，而香港的殖民現代性，是糅合了對階級、冷戰／反共、香港本土性、性與性別的打造。
──書中最令我留意的是研究侶倫及《蓬門碧玉》時所提出的「殘渣」論述，可否分享這個論述如何成形，「殘渣」在香港電影史的大敘事中發揮甚麼作用？
游：好問題。其實這本書也可命名「天堂的殘渣」。20 世紀的香港，是一個不斷以驚人速度，被迫向「前」衝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愈發製造及留下大量跟不上社會步伐的，人的感情與欲望，這些都成為歷史的殘渣。書中的每一章，可以說都是在企圖提問，電影中可見怎麼樣的歷史變遷，在製造怎麼樣的殘渣。有些殘渣更是大半個世紀揮之不去，一直成為社會步伐早已厭惡、但卻總是甩不掉的殘餘物，如「粵語殘片」。
──書中探討不少電影呈現的女性形象，在不同時代下與國族敘事的張力，你覺得哪一段時期的女性形象，最為你帶來研究上的振奮，或者深思？
游：書中第三章論及一些上世紀二戰前後，30 年代末及 40 年代的電影中，有不少相當出位的女性角色，有些由白燕主演；這些角色與 50 年代中期以後，粵語片中白燕被定型為「不幸婦女」、「賢妻良母」的典型迥異，可見戰後香港在難民暴漲的過程中，對性／別想像也經歷了重大變化。
──香港在 20 世紀的不同時代，其電影都像一種多方勢力角逐的場域。羅卡近作《聲影路》亦提到許多他成長於冷戰時期香港的青春，你在不同的時間與地方研究香港電影史時，心境與思考的角度會否有變化？
游：也是好問題。卡叔成長於 50、60 年代，親身體驗了香港處於美蘇（中）冷戰高峰時期，本身也經歷了被港英政府監控限制、從右逐漸靠近左的自我反思歷程。我 10 多年前與卡叔做了一次訪談，是我第一次聽到卡叔論述個人成長與地緣政治的關係，對我影響很大。當時尤其感悟於香港雖作為冷戰右派陣營資本主義（即所謂自由世界）櫥窗，但由於其與中國唇亡齒寒的關係，英國為了維持自身利益，小心翼翼不容許左右對壘白熱化，同時以左右勢力互相制衡來方便管治，也是在這樣的一種特殊的港英殖民環境下，讓文人影人在多元的政治光譜中享有一定的探索、變化及流動空間，為華語世界中獨有。
這是 50 至 70 年代的文化脈絡，對我理解及書寫本書中的第三至六章甚有助益。至我成長的 80 年代，回歸焦慮加上 80 年代末的時局變化，及港英政府適時配合的（新）自由化政策，使香港社會意識被全盤收編，這個脈絡有助於重新思考及解讀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冒現。最後，過去幾年香港社會經歷的變化、與國家及「西方」世界的關係被急速重塑、人身自由被疫情重新定位，這些都成為在定稿階段，頭上不斷變色的風景。
──你提到研究電影是了解自己出生前的家的重要途徑，當中會否有承先啟後的部份？如愈了解過去，同時對當下的境況有新的體會？
游：此書確實有追溯與重構一些久被忽視的、香港電影系譜的意思，如上海武術片與香港功夫片；上海左翼、香港左翼與新浪潮；民國（曾經）遼濶的政治文化與情色再現光譜南來香港；華南文化、粵語片與無厘頭等，不過文化承傳與轉化，不一定是一種有意識的「承先啓後」，也可以是詹明信所言，一種「政治無意識」。愈了解過去的複雜及社會現象的構成，對當下經常簡易的二分，自然有不一樣的理解。
──《天堂春夢》橫跨 80 年，你一開始也是從影評出身，有沒有哪段時期的電影，你研究的發現與當年影評圈的反應相比大異其趣？
游：本書重點研究的幾位「作者」及電影潮流，如李小龍、李翰祥、香港新浪潮、無厘頭，都有提出與既有論述方向不太一樣的問題、觀點。如，李小龍的曇花一現與港英殖民的關係在哪？李翰祥的風月片是犬儒的妥協？香港新浪潮為什麼這樣執迷於「越南」這個意象，隱喻意涵為何？無厘頭是對歷史的逃避，還是介入？
──如果要你回想開始本書研究的那一天，哪一個人、事、物最令你印象深刻？而成書那時，你最深刻的景像又是甚麼？
游：哈哈，成書時只有一個想法：請讓我好好睡一覺吧。我把話說完了。終於可以不用把一箱箱書、影印、影碟繼續搬來搬去、寄來寄去。不用再每一次都被航空公司因行李超重罰款。當然，語音未落，立即就看到諸多紕漏、前言不對後語、資料還需要進一步斟校，等等。
開始相關研究至少已經是 10 多 20 年前，這 20 年來，協助分擔我的工作，幫忙搜尋資料、反覆翻查校對的學生們，他們提供的義務勞動、感情支援，不論我們在世界何地，時差多少，仍然賜我堅持的能量，這些年輕（有的已步入中年）朋友的背後參與，對此書的生成攸關重要。在當下全球面臨政治失語、人文學術淪為新自由主義裝飾品的年代，在香港進入另一個階段的時刻，只要我們有足夠的努力及認真，尚有大量沒開展的工作，沒問夠的問題。
如何向歷史資源努力學習，持守及開拓不為潮流而生的知識生產，從而重新認識我們如何走來，認識來路揭示的多重可能性，我希望是此書能夠給年輕及不太年輕的朋友們傳遞的訊息。■
．封面照片：《天堂春夢：二十世紀香港電影史論》作者游靜；攝影／Max 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