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離散的憂傷樂章與母親群像──淺談李靖惠紀錄長片《愛子歸來》

因為研究工作的關係，筆者在 2023 年 11 月北美感恩節前，有機會在時隔七年之後再次來到紐約大學的 Tisch School 參加電影系組織的專題放映活動。上次來紐大參加的是 2016 年春季的 REEL ASIA，其中展映的幾部長篇作品分別由來自臺灣、韓國以及孟加拉的黃玉珊、Soyoung Kim 以及 Rubaiyat Hossain 這三位女性電影人執導筒——她們或是 NYU 校友，或是彼時的在讀學生。而此次幸運趕上的是為紀念「台灣國際女性影展」（Women Make Waves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30 週年而舉辦的特別活動 REEL TAIWAN，整個展映聚集了來自五位不同世代的臺灣女性導演的舊作與新片，以註冊預約的方式面向普通公眾免費開放；而每場映後皆配以女性學者和導演互動的討論環節，十分充實。值得一提的是，本次 REEL TAIWAN 的主要策展人、紐約大學張真教授的英文學術新著「Women Filmmakers in Sinophone World Cinema」（阿姆斯特丹大學出版社）也在影展活動期間進行了新書發佈，而書中有個別章節詳細論述創作活動與臺灣密不可分的張艾嘉、黃玉珊與李靖惠導演。

李靖惠導演於 2023 年由資深剪輯師廖慶松、錄音師杜篤之加持後期完成的紀錄片《愛子歸來》可以看做是這次 REEL TAIWAN 的壓軸作品。李的前作《麵包情人》（2011）從 1998 年開始拍攝，聚焦於臺北市安養院的女性菲律賓籍移民看護工人的日常工作與生活，而拍攝中，導演也曾跟隨她們一起踏上久別歸鄉的路程。影片完成之時，13 年時光已經逝去，而這部紀錄片作品本身，也成為一部有關臺灣的女性外籍移工（即李導所稱的「菲媽」）「移動與勞動」的珍貴檔案，是獻給「女性背後堅韌的生命力」（援引李導演）的深情頌歌。重要的是，這部影片本身的價值並不止於它所激發的有關紀錄片美學與拍攝方法本身的討論。影片推出的 2011 年前後，李導演也帶著作品積極地參與臺灣社會內外更加廣泛而多元的討論，例如移工問題、女性勞動問題以及人口老齡化問題等，令作品走出了電影節有所局限的展映的政治。

儘管《愛子歸來》的主題不再關於臺灣的外籍移工，且主要的拍攝地已經變成紐約，但越境「移動」與「女性」依然是李導演執著的題材。經過 10 年的跨國拍攝（包括後期美國疫情對工作團隊的考驗），這部紀錄片所展現的不只是跨越數個世代，且似乎少有人知的華裔離散與越洋移動的微觀歷史；作品也同時並置幾位身份背景各異的女性主人公——而把她們一一關聯起來的，正是影片中大部分時間只能以電話錄音訪談片段呈現的，來自中國等地區、身在美國監獄中的華裔重刑犯。根據影片所提供的訊息，這些在影片中真摯地敞開心扉的重刑犯，大多在 90 年代早期偷渡來到美國，初來乍到掙扎在社會底層並隨即捲入罪案，通常無法與遠在中國的家人溝通。在法院審理他們案件的過程中，在語言不通又缺乏必要法律援助的情況下，他們往往缺乏認罪表現，因此獲得的刑期往往長達 50、60 年，甚至也有超過 150 年的情況存在。

以有所節制的抒情手法，通過大寫的「母親」議題來關注美國被邊緣化的跨代華裔移民，特別是華裔服刑人員的獄中生活及其隔絕的身心狀態，應當被看做是帶著李靖惠導演鮮明「作者」印記的切入點之一。毫無疑問，《愛子歸來》的中心人物是 24 歲離開父母從中國大陸來到臺灣的楊媽媽（楊洪鴻驤女士）。在楊媽媽 60 歲的時候，原本在廣播電台工作的她退休後接連遭受丈夫去世和大兒子生意失敗變賣房產的打擊（此前他們已經因為意外失去了二兒子），毅然决定重新開始自己的人生，遂移民到紐約投靠女兒，並很快服務於當地教會組織及其開辦的電台。因為偶然的原因，有紐約州監獄的華裔重刑服刑人員看到楊媽媽廣播節目的文字版本，就開始嘗試去信予她尋求慰藉與開導。20 多年來，楊媽媽與超過上百位服刑人員往來飛鴻，也對其中的一部分人進行了探視。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愛子歸來》是一部圍繞「書寫」展開的作品，老人懇切地伏案、親筆寫信的畫面，和她略帶鄉音的朗讀信件的畫外音，都與服刑人員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訪談形成感性而綿密的對話。儘管如前所述，很多高牆內的受訪者只能通過通話錄音的方式陳述楊媽媽對他們的幫助，但在導演耐心而漫長的等待中，她也有機會拍攝到終於獲得自由的服刑人員與楊媽媽碰面擁抱的場景，以及已經被遣返回中國的前服刑人員向楊媽媽視訊感謝的畫面。

《愛子歸來》中充滿著讓人揪心的等待與現實的沉重感，其背後是對美國移民問題、（紐約州）司法制度與種族問題的深切反思，同時也因為作品時間的積累而挑戰觀眾從多個層面直面衰老與死亡的議題。例如在並置的女性群像中，有楊導演跟拍的另外一位母親——來自福建的鄭媽媽，她為了被判 84 年重刑的兒子獨自一人移民美國，一邊辛苦地工作賺取微薄的收入，一邊不斷努力上訴爭取兒子減刑，卻似乎看不到光明。認為自己與兒子就是對方唯一精神支柱的鄭媽媽，也在李導演的鏡頭前放鬆下來，躺在老人公寓的沙發上，誠懇地講述自己多次想放棄努力的沮喪心情和對死亡的終極恐懼。而此刻攝影機鏡頭給到的安靜聆聽，一方面讓人敬佩導演和她的攝影機所具有的陪伴力量，另一方面也讓觀者為鄭媽媽這樣背井離鄉的華裔老人的獨居生活擔心。影片還聚焦了另外一位陪伴者芭芭拉女士，身患罕見疾病，必須依靠輪椅出行的她在丈夫去世以後罹患抑鬱症，但她依然以義工的方式在監獄教華裔服刑人員演奏音樂，直到有一天，她說自己的手指已經抖動地太厲害，不能再繼續演奏鋼琴曲。令人遺憾的是，在李導跟拍的後期，鏡頭前眼神日漸渾濁的楊媽媽也終於因為自己體力不支放棄親筆回信，而近 10 年拍攝的末尾，是她因為失智症而無法記起導演姓甚名誰……這三位堅強女性的容顏與身體在鏡頭前所承載的時間感，與觀眾在影片中無法通過可視化的方式感知到的服刑人員的刑期長度與遙遙無歸期微妙地關聯起來，令人唏噓，亦讓人體會到作品整體結構設計、剪輯的精妙。除了陪伴者如鄭媽媽和芭芭拉的故事，《愛子歸來》中也有一條伏線關照到楊媽媽自己的家庭故事——一開始，楊媽媽並不知道應該怎樣和從臺灣赴美與獨居的自己一起生活的「反叛」孫女艾倫溝通。而似乎正是因為紀錄片拍攝的關係和導演的介入，背負著自己心理問題的艾倫在影片的終章也與奶奶達成了隔代人的理解。這一情節走向雖略顯刻意，卻也給了這部有關「無法歸來」的作品某種方式的「小團圓」。

在預算緊張的獨立製作環境下，依靠志同道合的製作團隊，李靖惠導演花了 10 年時間去打磨這部用情很深的作品，這也是她「女性家國系列紀錄片」的第七作。這讓我想起她在《麵包情人》訪談的時候提到自己英文名「Jasmine」的含義——茉莉花在任何艱難的環境中都可以生長，這既是導演自己拍攝心路的寫照，也是影片中所有意志強韌的女性的寫意。而在《愛子歸來》的最新版本踏上巡迴臺灣與世界的展映旅程之際，我也在思考究竟誰才會是這部作品的觀眾。正如本片製片人之一張真教授在映後問答中所說的那樣，影片中處處有所體現的獻身精神當然和楊媽媽的基督徒背景、她所服務的團體密切相關，然而作品也更加有關跨越特定信仰、宗教團體以及跨種族合作與共同價值，所以對不同的觀影群體而言，它既可以是福音電影，可以是一部有關跨代交流的家庭電影，是一部女性主義電影，也可以是具有政治意義的、關注美國司法制度與亞裔美國人社會問題的作品。而正是《愛子歸來》的用情至深與多義性，也讓我十分期待作品未來在臺灣內外種種延展解讀的可能。■

．封面照片：《愛子歸來》劇照；僅作報導及評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