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載跨世代情感的南迴列車——專訪《南方，寂寞鐵道》導演蕭菊貞、配樂陳明章

南迴是臺灣最南端的鐵路，西起枋寮至臺東，行經 36 座隧道、150 座以上的橋樑，依山傍水，貫穿中央山脈尾段，沿著西岸的臺灣海峽繞到東岸的太平洋。火車行駛時搖搖晃晃、忽明忽暗，若你曾望見窗外璀璨的街區、太平洋的黃昏與星光，偷聽隔壁乘客大聲嚷嚷的秘密，大概也很難忘記當時的自己。

歷經 40 年，環島鐵路電氣化的最後一哩路終於在 2022 年三月全數完成，南迴線這才趕上其他路段的速度，停駛藍皮普快車，加開區間快車的班次。

當大家雀躍地翻開新篇章，蕭菊貞導演與她的團隊，耗時五年，以蹲點的方式，跟著第一線鐵道員駕駛火車、搶修鐵道；邂逅當年興建南迴的工人與工程師；與鐵道迷一同翻山越嶺追逐火車。在她的鏡頭下，受訪者自在地展現他們的辛酸、豁然與浪漫，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記憶從塵封的抽屜裡翻出，構築成歷史，讓觀眾得以在無法掙脫的現代化進程中，指認那些已然消逝或即將消逝的事物，探索繼續前行的依據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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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臺灣鐵道，並以南迴線作為拍攝主題？

蕭菊貞（以下簡稱蕭）：我是高雄人，我想所有南部小孩，北上求學、工作最常搭乘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車。過去 10 多年，我拍片到處跑，爸媽又住花蓮，我有很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火車上度過，所以我對它很有感覺。

在火車上可以看到人生百態，完全是臺灣人的縮影，媽媽送小孩的、情人擁吻捨不得上車的、不知道為什麼，在窗邊一直在掉眼淚的；還有人拿著電話說：「我告訴你一個祕密」，結果全車廂都聽到的。火車是那麼親近臺灣人的生活。

2016 年，我完成前一部紀錄片《我們這樣拍電影》之後，我就一直想做一部從火車視角來閱讀或認識臺灣的片子。每個縣市最核心的聚落幾乎都是沿著火車站跟鐵軌發展，只要常坐火車就會對這一點很深刻。

然而，獨立製片沒有支援。而且臺灣雖然不大，要拍鐵路繞臺灣一圈也不是容易的事。當時熟悉鐵道的朋友都叫我不要放棄，如果要拍，趕快拍南迴，因為整個環島鐵路系統，剩下南迴還沒電氣化，而當時花東線電氣化的時候，大家沒有意識到會有改變，紀錄的人也不多。我掙扎了一下，南迴中間有很大一段公路，跟鐵路離得很遠，拍攝上很困難，我又不知道錢從哪裡來，但是，另一方面，再不拍就沒了，只好賭一把先開拍。

──最早開始接觸的受訪者有哪些？

蕭：當我是乘客的時候，認識的鐵道人大概就是賣票、查票、驗票的人。最初拍攝是在臺東機務站，當時我想接觸前線的人，我也去找了很多鐵道相關的書來看，洪致文老師的書就是鐵道界很重要的文化研究書籍，可是裡面介紹的車型、車站歷史這部分，跟我想從人、從歷史角度切入比較沒那麼相關。

找臺鐵，他們通常會問：怎麼不拍北部？或是介紹一些優秀的車站及工作者，因為南迴的資料很少，他們會好奇我的目的。也就是說，前期完全得靠自己摸索。剛好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沈邑穎醫師，也是這部片其中一位監製，他在臺東行醫，介紹我一位在臺東鐵路局工作的朋友，見面之後交換名片，發現是臺東工務段副段長！他是一把很重要的鑰匙，在我的幕後電影書中有特別寫下這一段，他們是帶我進南迴很重要的人。

一開始我接觸到的是司機員與工程的維護人員，跟著他們上下班，在最後一班車通過，到隔天第一班車出發前，進行維運。我也不禁好奇他們會怎麼看南迴？漸漸地，越來越多人知道我在拍攝，就會幫我牽線，帶我認識新的人。

──導演拍攝紀錄片時很重視「蹲點」，請問蹲點對你而言的重要性是什麼？

蕭：剛開始我只是乘客，只認識一位工務段的人，我要如何拍出紀錄片？影片中每個受訪者能夠自然地出現在鏡頭前，都是我們長期相處，培養出信任感，故事也是透過觀察、詢問，慢慢長出來的。

我最早想用鐵道員的視角來看南迴鐵路，開拍後，我拍到了鐵道迷、拍到了工務段，跟著他們的工程，我遇到鐵工局的人，找到了當年參與興建的工程師。在當地原住民部落閒晃、聊天的過程中，認識到有人的親戚挖過南迴隧道，之後又遇到在隧道口開過雜貨店的老闆娘，故事就一直長、一直長，所以這些全部都是我們找出來的。也因為長期拍攝，受訪者會主動提供素材：「我有一些圖，你要不要看？」手繪的工程圖才會出現。

如果什麼都不做，就回到了剛開始，有些人認為南迴是臺灣環島鐵路系統營運最差的地方，沒人住、乘客也少，只有少數的原住民部落，怎麼會有故事？所以我形容拍紀錄片，很像挖礦的人，沒有把寶石打磨出來，它就是石頭，而我們的工作，就是要讓別人知道它不只是石頭。我原來預計拍兩年，後來一直挖到新東西，它就一直長大，三年、四年、五年，從一開始的《南迴鐵道員》，長成《南方，寂寞鐵道》。

──影片中有一個段落，是一位受訪者帶著攝影團隊重訪當時興建鐵道的聚落，是否能體現您剛剛說的「信任感」？

蕭：為了接受我的訪談，其中一位興建鐵路的工程師，幫我約了一群人到臺東住一晚，隔天他們說都已經跑到臺東，要安排一個私人行程。我好奇問他們私人行程是什麼？他們說要舊地重遊，我就請兩位攝影師跟著他們，他們很可愛，一路上到以前去過的地方就問：「你不認識我喔，我那年在這邊蓋南迴啊。」

拍攝紀錄片，我們是帶著攝影機走進別人的生命裡，不是我要用別人的生命故事來豐富我的創作，雖然我是一個資深紀錄片導演、也是一位大學老師，可是不管我的背景是什麼，在這些工程師與司機員面前，我就是個對火車完全不懂的人，我會比較想去同理、去理解他們生命中的榮耀與困境，以及我所不知道的那些事情。因為我們一定有限，我的生命經驗裡頭沒有這些。所以要拍到更真實、更貼近被攝者的東西，需要時間相處、需要信任、需要等待。

有一些導演他會重複在一個範圍內的題材去拍攝、鑽研，那我的題材比較廣，這些人讓我感動或覺得這個題材很適合拍、應該趕快留下來，我就會試著去了解，然後慢慢拍，要田調、要認識他們，很像一段旅程，所以我每拍一部紀錄片，都會跟他們變成很好的朋友。

──拍攝過程中接觸到的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您會如何取捨素材？

蕭：跟被攝者接觸的時候，必須把自己放寬，試著去理解，同時構思蒐集到的素材如何建構成一個作品，這個部分就是不斷調整。例如剛開始從鐵道員的視角去拍，我就一直跟著，我要的不是他告訴我如何，而是要自己去看到。

我已經數不清跟司機員執勤的次數了，如果不在現場，不會知道原來他們承受這麼大的壓力。高鐵是封閉式軌道，其他東西無法進入，也有比較完善的電子系統；開火車，大家會想像反正鐵軌就兩條直直的，按幾個按鍵就好，可是它是開放式軌道，也有很多部分需要手動操作，遇到突發狀況，火車很長、又很重，以時速 100 公里前進也不慢，剎車所需要的距離是 800 公尺，可能眼睛看到再踩剎車已經來不及了。有位司機員要我澄清，不是火車撞死人，通常是人家侵入軌道才會撞上，萬一剎不住必須撞下去，狹小的火車頭也沒有地方可以逃，恐懼之大。

所以，司機員每隔一、兩公里他就要喊，進站注意、誤點、整點、通過，不斷的呼喚、應答。他的腳下有一個按鈕，一分鐘就要踩一次，如果沒有踩，警報聲就會響起，再沒有踩就會強制停車，確保司機員在開車時不會睡著，或是因為突然失去意識而發生事故。

片中在火車頭裡面拍司機員，有八成都是我自己掌鏡，因為空間太窄，只能容納再多一個人，完全沒有放腳架的空間，我背後就是高壓電，非常晃。我們拍了很多次，發現大機器上去，連轉身都很難，後來換小型攝影機，除了排除執行上的困難，過程中也一直在想故事要怎麼說。

──拍攝的過程中是否有觀察到臺鐵運作的系統性問題，或是司機員希望妳為他們的工作處境發聲等等，您有考慮過是否將這些內容納入影片中嗎？

蕭：早期我去找贊助或預算的時候，有一些人會提出質疑，覺得拍鐵道員的故事是不是在幫臺鐵做宣傳，為什麼不先拍批判臺鐵的故事？但是我想拍的是「南迴鐵路」的故事，這是我的視角，一部紀錄片大概 100 分鐘，它不可能全視角講一件事。

當年我拍《紅葉傳奇》（1999），想去理解那些球員的生命處境，曾經在小時候被拱成英雄然後瞬間破滅，他們鬱鬱寡歡，喝酒、死掉，那他的下一代怎麼辦？我想了解的是生命。那部片拍完之後，我印象很深刻，胡台麗老師看完說：「很不容易，妳拍了很重要的東西，但是，有一個部分我覺得好可惜，妳沒有拍攝原住民酗酒的文化。」而我另一位很好的朋友馮光遠，他跟我說：「好看，但有個東西妳沒拍到，妳應該把棒球史講清楚。」我舉這個例子就是，換成光遠拍，他會著重在棒球，換成胡老師拍，她會著重在原住民，可是今天蕭菊貞拍，我也有我著重的地方。

我想一直很想拉開一件事情，大家都把鐵道跟臺鐵綁在一起，可是臺鐵是運輸管理單位，其實還有一個鐵道局，興建鐵路是鐵道局不是臺鐵。臺鐵隸屬於交通部，過去他們不會去處理文化資產相關的事情，沒有被賦予這樣的任務，那我想拍的是人文的東西、屬於臺灣人的文化、所有人的共同記憶，搭過火車的人，都可以跟它有連結。也因為這樣，我對臺鐵唯一請求的資源是准許我的拍攝，但是我們沒有收臺鐵的錢，我必須保有獨立性。

我一直強調的是文化的累積，如果有人想要去紀錄臺鐵制度面的部分，那是一個好題目，它有制度管理上的包袱，也很清楚，但相對它也承擔了很多政府政策上面的犧牲，我也覺得它們更新速度不夠快，或是有一些做法可以更好，但是我放不進影片裡。

──導演影片中也紀錄到臺灣不同族群的人物，包括閩、客、原住民，這也是導演關注的主題之一嗎？
 
蕭：那個年代，我們大概很難想像，挖隧道還拿圓鍬敲石頭，TNT 炸藥塞到洞裡之後逃跑讓它爆炸，在這樣的條件下，最前線、最危險的事都交給原住民。
 
此外，拍攝過程中也發現很多鐵道員是客家族群，因為當時從西部移民到東部時，閩南族群比較強勢，有些人認為客家人安分守己，大多想找穩定工作，很多就進入鐵道局。我的拍攝對象跟我分享，在新竹以南，如果你買不到火車票，就在售票口講客家話，說不定會遇到同為客家鄉親的售票員，想辦法幫你找到票。
 
臺灣有太多文化紀錄跟視角都是以北部觀點主導，片中提到加祿站一年的營收不到四萬元，如果只追求收益最大化，這一站不是應該關掉嗎？或是根本不要蓋？沒有價值。大家也會認為拍攝北部的車站，例如平溪線，比較有票房。可是，我已經在做文化工作，還用這樣的標準去衡量，就辜負了這份工作。南迴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可以挖掘，卻長期被忽略，找資源的時候特別難，讓我燃起一股志氣想要把故事講出來。
 
拍攝過程中會很清楚地感受到城鄉、階級、族群的差異，不只是我的拍攝對象，還有拍攝計劃執行過程中遇到的質疑，我同時在拍攝的另一部片，找贊助就容易很多，天差地遠。但是對我而言，我心裡頭的那把尺，它們是一樣的，我不會因為哪一邊容易就只拍它。

──當代的紀錄片在創作的形式上有非常多的實驗性與突破，請問導演對於創作形式有過什麼樣的探索，會想如何突破與創新？
 
蕭：紀錄片可以有各種類型，的確就如你們的觀察，現在越來越多強調個人化、強調形式、強調實驗的作品，我覺得也都很好。不過電影有三個屬性：娛樂性、文化性跟藝術性，文化性最強的應該就屬紀錄片這個形式，當然導演的藝術性、創作企圖也很重要，可是到了我這個年紀，想要留下一些東西交給年輕人，不拍就來不及了，這不是在成就蕭菊貞下一部要完成什麼作品，心境上是不一樣的。

我現在想的是，我會用影像說故事，那我能為這個地方做些什麼？呼應到你的題目，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如果我想著要拍我對南迴鐵路的「感覺」，我也可以拍一個短片，強調疏離感、荒蕪、寂寞、空蕩蕩，我可以做得很實驗，但是我選擇在這個時候，不是去挑戰形式，而是去留下那些東西，把我退到後面或許是更重要的。
 
因為我也教紀錄片創作，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都急著想要嘗試新東西跟突破，越來越少人願意蹲點、願意做扎實的田野調查，這會是隱憂。其實都可以兼顧，也需要各類不同的作品，但是相形之下，我比較擔心願意蹲點去做真的影像紀錄的人越來越少。

──​​陳明章老師接獲創作邀請時，對這部片的音樂有什麼想法？兩位又是如何溝通、合作的呢？

陳明章（以下簡稱陳）：導演很早之前跟我說她要拍南迴鐵路時，我就答應要幫忙做配樂。後來有一天，她來找我，把故事講給我聽，講了一個晚上吧，回去半小時我就寫好了，進錄音室也是一個下午就完成。

因為這本來就是我的人生經驗，我 30 幾歲時，要去臺東都要經過恆春、潮州、楓港、大武，那時候沒有南迴鐵路，公路也還沒開發，只能走海線，中間到大武時有一個很大的休息站，就在那裡吃便當，那時候大武很繁華。再過去的金崙那時候也還沒開發，原住民會採原生種的蘭花在那裡賣，我就會去挑，然後去臺東找胡德夫、巴奈，這是我生命中的記憶。另外，我有幾支用椰子樹幹做的大廣弦，是枋寮的潘居全老師做給我的，我也跟恆春民謠的老師朱丁順學了七年的月琴，所以，恆春、枋寮我都很熟。這次的配樂，我也加入了阿美族的橫笛，阿美橫笛是旮亙樂團的團長做給我的，剛好所有的配器都用上了。

蕭：他音樂做出來，裡面有兩個聲音我覺得很好聽，一個是阿美橫笛、另一個就是大廣弦，那時我還特別打電話問他是什麼樂器，不是平時有聽過的，有些聲音是我從整個編曲裡面抽出來使用的，因為我覺得好迷人。

陳：大廣弦是屏東的特產，阿美橫笛是臺東阿美族，所有元素都已經到位了，主題就是火車、旅行。

蕭：陳老師就放手用他的感覺去做，做完之後就讓我們去處理音樂跟電影的關係。我在剪輯的時候，剪到某處就會覺得應該要有點音樂，去編曲室注意到某個音色與音質，特別能夠帶出孤單跟寂寞的感受，就這樣用上了，相較於坎坷的拍攝過程，音樂的環節相當順利。

另外還有值得一提的小故事，因為陳明章老師的專輯我都有收藏，一開始會找陳老師，單純是覺得南迴的調性跟陳老師的音樂很對味。他在做音樂的時候，我時常會聽他的專輯，有天聽到 1991 年《陳明章的音樂——現場作品2》裡面〈花東海岸〉他唱：「南迴鐵路今年就要通車了。」我簡直要尖叫起來。以前已經不知道聽過這張專輯多少次，直到深入拍攝南迴鐵路的故事之後，那天我突然被感動到。

陳：這首歌就是三月天開車從屏東恆春要去臺東，黃昏時月亮剛好斜斜映照在巴士海峽與太平洋的交界處，花蓮港的海岸景色之美，那個親身經歷的感受。

蕭：很感謝後來陳老師又進錄音室重做了這首歌，現在有一個新版本。當時的他，也見證了南迴鐵路的通車。■

．封面照片：《南方，寂寞鐵道》導演蕭菊貞、配樂陳明章；攝影／古佳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