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柏林影展】改革的浪尖，平衡之難處──總評 2023 柏林影展

編按：2023 年柏林影展方於今年二月順利落幕，金熊獎由《塞納河上的船屋》（On the Adamant）奪得。本期《放映週報》邀請特派柏林作者翁煌德撰寫展節總評一篇，文中述及柏林影展近年在藝術總監卡洛．夏崔安（Carlo Chatrian）改革下的方向轉變，還有隨之面臨的質疑與挑戰；也評述了柏林影展今年的多部焦點作品，還有讓人驚喜的新發現。請見本篇展節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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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 2018 年前往盧卡諾影展時，在展期尾聲，藝術總監卡洛．夏崔安（Carlo Chatrian）上台接受了全場觀眾熱切的歡送，因為他當時即將告別這個瑞士南方義語區小鎮的影展，轉赴柏林影展接管掌門人之位。當時令外界好奇的是，柏林品味與策劃方向是不是也會隨之調整，經過整整五年，這顯然是一個很好的檢視時間點。

2020 年，適逢柏林影展 70 週年，夏崔安宣布廢除了展映美食電影的美食單元，其企圖昭然若揭，以美食為題的作品很可能更主流、更貼近觀眾，陳玉勳的《總舖師》（2013）便曾獲選，但夏崔安顯然不希望開後門給太通俗的作品進入柏林，而是仿效坎城影展的一種注目與威尼斯影展的地平線單元，轉而設立了邂逅單元（Encounters），表彰具有創新手法與新視野的電影。

夏崔安在盧卡諾影展任內時，在歐洲三大影展的夾縫之中挖出不少小眾的先鋒之作，其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發現，莫過於濱口竜介，他在 2015 年憑藉五小時片長的《歡樂時光》（Happy Hour，2015）獲獎，隨後晉升到坎城影展、並一路登上奧斯卡頒獎台。在掌管柏林之後，夏崔安大可以安於大影展傳統，選入一些大師名導之作，但他似乎對於新銳影人或小眾題材的提拔與挖掘更感興趣。

從今屆入選片單來看，態勢便十分明顯。入圍主競賽的 19 部作品，幾乎少有極具話題與宣傳性的名家作品，除了克里斯汀．佩佐（Christian Petzold）、菲利普．卡瑞（Philippe Garrel）等老面孔之外，大多是由影展迷也未必熟悉的導演佔據，也難怪片單一出，便立刻聽到片商朋友的哀嚎聲，對於買家而言，這並不是一個好現象。

但對於影迷與影評人而言倒是無妨，大家都期待能再從柏林影展的視野當中看見一個手藝至臻成熟的中生代導演出頭，也在等候橫空出世的新星出現。在過去四年，我們已經看見以嬉笑怒罵之餘不忘實驗性的羅馬尼亞中生代導演拉杜．裘德（Radu Jude）以《倒楣性愛與瘋狂A片》（Bad Luck Banging Or Loony Porn，2021）登峰，又在去年看到新導演卡拉．西蒙（Carla Simón）以第二部長片《桃子樹的最後豐收》（Alcarràs，2022）摘下金熊。

除了注重形式上的創新，夏崔安也試圖緊扣柏林影展的政治性與人道主義命題。也許為求平衡，在主競賽仍硬是選入了早在日舞影展完成世界首映的《Past Lives》與已在去年就登上日本院線的日本動畫電影《鈴芽之旅》（Suzume），不過這似乎也不免讓整個主競賽單元看來有點四不像，難以看見一個具體的基準。請來 32 歲美國女星克莉絲汀．史都華（Kristen Stewart）擔任評審團主席，更是使得這個影展瀰漫著一種超現實氛圍。

最終金熊獎落在法國資深導演尼可拉斯．菲力柏特（Nicolas Philibert）的紀錄片《塞納河上的船屋》（On the Adamant）似乎成了理所當然的結果。該片描寫的是一個位於巴黎塞納河畔上的水上建築，它同時也是一個精神診療中心，其治療準則是針對每一個病人都能有個性化的治療方案，賦予每一個病患絕對的尊嚴，所有成員有無數工作坊可以參與，甚至還會定期舉辦影展。整部片就是針對病患的訪談所展開。

比起其它入圍作品，《塞納河上的船屋》相對平淡得多，雖然不能以此否認菲力柏特的穩健處理，但畢竟這是一部以訪談為主的紀錄片，將之與其它 18 部戲劇化處理的劇情片相互比較，終究有些勉強。該片在首映之後幾乎沒有得獎呼聲，但得獎了之後，卻也不會有人起身批評這個結果，因為這個獎項既榮耀了菲力柏特的漫長導演生涯，也對他主張的人道主義關懷作出肯定。這無疑是一個對於評審團而言最安全的選擇，也可以猜測這是相互權衡之後的妥協。

若說今年主競賽真有一部片堪稱石破天驚，那肯定會是榮膺評審團大獎銀熊獎、德國導演克里斯汀．佩佐執導的《Afire》。與過去幾部作品的玄幻敘事調性與史詩格局都不同，這次的故事就在一間林中小屋展開。作家主人翁與好友決定與世隔絕，到此專心創作，卻不知原來屋中早已租給了一位神秘女子。

在這個過程之中，一個森林大火的資訊屢屢被提及，但一行人都不認為此事會波及到他們的小屋。但隨著劇情推演，作家與旁人關係漸漸走向崩解，一再暗示著這個自視甚高的知識分子與現實的脫節。這種獨善其身的角色描繪，似乎也像是對當代德國人的控訴，而那場遠在天邊卻又近在眼前的大火，就現下時局來看，不正像極了烏俄戰爭的隱喻嗎？看似小品，其實細看也是宏大格局，確是佩佐最成熟的作品。

榮獲傑出藝術貢獻獎銀熊獎（表彰攝影）的《Disco Boy》也同樣可觀。故事分為雙線敘事，一名來自白俄羅斯的青年藉故入境波蘭，再偷渡到法國加入傭兵組織，他與同袍得到承諾，只要服役到一定年限，就能得到一張法國的永久居留證。而另一條線的主角則是奈及利亞的叛軍首領，面對西方企業的剝削，他挺身帶兵抗衡。

兩位主角各為其主，卻很神奇地在一場交手之後「合而為一」，寫實基調竟轉為帶有詩意性的奇幻走向，令人感到心醉神迷。本片僅僅是義大利導演賈科莫．阿布賽斯（Giacomo Abbruzzese）的第三部長片，幾乎揚棄對白，單純以鏡頭與人物行動驅動故事，卻又不至於使人感到晦澀，最後一顆鏡頭的爆發力，也有著《軍中禁戀》（Beau Travail，1999）的既視感。

上述兩部作品都對西方社會的偽善進行深切的批判與自省，相較之下，《兩萬種蜜蜂》（20,000 Species of Bees）的討論視野也許不見得太深，卻也是對當代的性別認同議題進行探討。導演伊斯蒂巴利斯．烏雷索拉（Estibaliz Urresola）在故事一開始就給觀眾破了「哏」，看起來再女孩不過的露西亞走進樹林，竟是站著小便。

觀眾已經與露西亞共享了這個秘密，但她的新朋友卻不曉得，觀者為此自然會格外留意她的每一個試圖逃避的目光與自卑的感受。在故事尾聲的一場樹林場面，凡是入戲的觀眾都會為之垂淚。年僅八歲的小童索菲亞．奧特羅（Sofía Otero）以本片獲頒最佳主角，不僅僅是她的演出確實精湛，另一方面也彰顯了柏林影展取消獎項性別的前瞻性。無獨有偶，憑藉《Till the End of the Night》榮獲最佳配角的西亞．埃爾利希（Thea Ehrlich）也在片中飾演跨性別者。

頒獎前呼聲最高的《Past Lives》最終無功而返，其實不是一個令人意外的結果。電影描寫的是一對青梅竹馬相隔十多年後透過網路再次相聚，男方留在韓國當個普通上班族，女方則是在紐約擔任編劇。曾經的心心相印因為距離與文化上的阻隔而漸行漸遠，關於刻骨銘心的愛情與遺憾，其題旨終究是老生常談。

不過即便是敘述一個如此平俗的愛情故事，加拿大籍的韓裔導演席琳．宋（Celine Song）在視覺語言的構築卻讓作品為之昇華，一場相遇的對視戲，不是使用定鏡，而是使用手持鏡頭，在他們的兩人之間晃呀晃，使得攝影機像是舉棋不定的愛神丘比特。對白也相當有力，連注定當花瓶的「第三者」角色也有雋永對白。作為首部作品，本片可見濃厚才氣，闖進來年奧斯卡原創劇本獎也並非天方夜譚。

只是如此美式的愛情小品，與其它同樣主競賽的作品，卻是完全格格不入，無怪乎最終只能落得陪榜命運。反觀另一部未能獲獎的作品、張律的《白塔之光》，同樣看似關於小情小愛，但其中的深度卻不容小覷。

張律風格經常被拿來與韓國導演洪常秀拿來類比，不過張律也曾為此反駁道，大家不也說洪常秀是韓國的侯麥（Éric Rohmer）？在這次的故事之中，延續他過去的寫實生活基調，描寫的是一個中年人谷文通與年輕攝影師歐陽文慧之間的情愫，兩人遊走北京街頭，以生活流的對白為主體，基本上去除了戲劇衝突。然而，谷文通對被控猥褻的父親的掛念，卻也成了整部片的懸念，他始終希望能夠得到機會能向父親問個仔細。

對西方觀眾而言，這部作品大抵上就是一部生活史詩，不過如果敏感度高一些的華人觀眾，或許就能察覺導演安排的一些趣味符碼。例如一群中年人在同學會痛哭流涕地唱著主旋律歌曲〈北京歡迎你〉，西方人哪會知道這首歌的作詞人是力挺香港反送中的作詞人林夕？當他遭到對岸封殺時，坊間就有趣談，說這首歌肯定不會被封殺，畢竟這可是堂堂北京奧運主題歌。

而當谷文通的父親話起當年時，又說起「當年好多人在天安門放風箏」之語，對照故事前後脈絡，便知此「風箏」恐怕也存在弦外之音。至於谷父當年受到片面指控便遭到放逐的遭遇，又令人聯想起草木皆兵的文革時代。劇中父親與兒子之間的疏遠，似乎終究是時代所造成的悲劇。雖然故事說得淡，但影展期間依然反覆聽到中國影人私下議論《白塔之光》的龍標（上映許可）可能難保之說，不免感到憂心，如果中國官方連這樣程度的表達都不能接受，那中國電影又還有何前景可言？

相形之下，劉健執導的《藝術學院》在選材上更安全一些。作品以 1994 年的南方藝術學院美術系為背景，描寫一群高談藝術理想的大學生的鬱悶生活。劇中人有事沒事都在掉書袋，大談杜象（Marcel Duchamp）與各種主義，但這些對藝術一知半解的闡述，表現的不是導演對藝術的理解，而是他對這群年輕藝術家的觀察。

只是光是要跟緊極度綿密又有點生硬的對白，與人物的自以為幽默，就已經令人頭昏腦脹。令人遺憾的是，劉健揚棄了當年《大世界》（2017）的生猛活力，而讓自己沉溺在一個陳腔濫調的舊時空之中，也看不太著對時代當下的映照與反思。尤其令人莞爾的，則是在片末仍得因應審查加上字卡，強調所有的頹廢藝術家都個個奮發向上了。

不過上述兩部華語片最後在柏林影展之所以一獎未得，最大原因終究還是「太離地」，比起這次多部競賽作品對當下現實社會做出的反映，礙於審查，中國藝術電影只有兩條路走，一條就是像《白塔之光》拍生活流，另一條就是像《藝術學院》一樣遁入一個安全的時空。中國影人動輒得咎的後果，使得創作難以施展，在高舉政治大燾為核心的柏林影展更是容易遭到邊緣化。

在柏林影展首日的評審團記者會，香港導演杜琪峯的一番話其實就已經道盡了華語影人的一切苦楚，當被問到電影為何重要時，他說道：「當如果有極權的時候，人民失去自由的時候，電影通常是首當其衝，好多地方都是。一定是停你的文化，電影的文化是直接入 audience（觀眾）的，所以獨裁者通常對付的，一定是電影。」又說「我覺得全球爭取自由的國家和人民，他們都要支持電影，因為它是為你發聲。」下一句提了「香港」兩字又收回。

此言一出，網上就傳來各方消息說杜琪峯可能會面臨封殺命運，也在柏林影展成為華語影人見面的主要話題。有趣的是，當杜琪峯說出這番話時，筆者在現場親耳聽見，可惜敏感度不夠，第一時間倒也沒有太大感想，外傳現場觀眾掌聲如雷、反應激烈也純屬誤傳，因為現場媒體聽不懂粵語，口譯也未能翻出精髓。

礙於篇幅，尚有多部作品無法一一介紹，但總歸來說，今年主競賽片整體實力比去年更為整齊，雖然未必有經典傳世之作，但對新銳導演的鼓勵收到回饋，《Disco Boy》、《兩萬種蜜蜂》和《Past Lives》都在獎項與口碑上得到認可。反而最後的大獎選擇，未必是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選擇。

至於夏崔安在 2020 年首創的邂逅單元，今年也網羅了不少驚喜之作，獲得邂逅單元最佳導演與柏林紀錄片獎的《The Echo》敘述一個墨西哥偏遠高原上的一個農莊四季，除了是字面意義的季節，也是生老病死的流轉，透過孩子的視角，他們看盡了人生百態，也從中經歷了成長的時刻。導演塔蒂亞娜．胡埃佐（Tatiana Huezo）與被攝者的關係極度的親密，以至於觀者很可能會隨時忘記這是一部劇情片，令人不由得與前幾年同樣轟動影壇的紀錄片《大地蜜語》（Honeyland，2019）相提並論。

如果邂逅單元設有觀眾票選獎，西班牙跨性別哲學家保羅．普雷西亞多執導的《Orlando, My Political Biography》或許很可能中選。事實上，該片已是今年最風光的作品，一連取得特別評審團獎、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和德國《每日鏡報》的讀者評審團大獎殊榮。作品堪稱是紀錄片版的《美麗佳人歐蘭朵》（Orlando，1992），導演號召了 26 位 8 歲至 70 歲的跨性別者和非二元性別人士來飾演奧蘭多，並重新試圖構成這些人身為「奧蘭多」所面臨的不同人生階段與考驗。

稱它為紀錄片或許也不精確，因為作品也有戲劇演出，只是後設性很強，哪怕是閱片無數的觀眾也很少見過如此成功模糊現實與虛構的作品，同時又帶有如此特殊的喜劇效果。但該片在製作上的粗糙與簡略，卻也是難以忽視，然而顯然本片的特殊形式與性別政治探討的處理，完全對了柏林影展的胃口。事實上，我懷疑如果不是夏崔安掌舵，這部片未必會被選進，它像極了過去盧卡諾影展會納入的奇作。

此外，最令人好奇的是南韓導演洪常秀的新作《In Water》缺席了主競賽，而被放入邂逅單元。外界質疑洪常秀遭到降級，但看完電影之後，卻能完全理解它被歸類在這個單元的理由。

《In Water》的故事關於一個導演、攝影師與演員在濟州島嘗試拍攝一個即興的作品，敘事風格與過去並無二致，倒是在影像上，洪常秀試著讓作品顯現出一個印象派畫作的質地，讓觀眾幾乎看不清畫面與演員的面孔。對於近視者如我，戴著眼鏡與拿掉眼鏡觀賞的效果竟是幾乎相同的。也可以呼應片名，觀者可以體驗在水中觀影的視覺感受。

比起過去的作品，洪常秀這次的新作實驗性更強，幾乎是進入完全不考慮觀眾感受，觀影過程中離場者眾。許多人也許會認為這部片能入圍是靠著他的作者導演品牌，但其實看起來非常愜意與閒散的創作，卻也彰顯洪常秀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刻意顛覆與挑戰追求8K高畫質電影的當下世代，回到電影被創造之初的混沌。

在《視與聽》的百大導演票選之中，洪常秀的第一名不正是給了盧米埃兄弟（The Lumière Brothers）的《船正出港》（Boat Leaving the Port，1895）嗎？與其說《In Water》是一部電影敘事，不如說這是一個概念的傳遞，也顯現了洪常秀對電影藝術的思索與辯證。不過正也因為如此，它的確在表彰新視野的邂逅單元比較容易得到聚焦，主競賽確實不是這部電影最好的去處。

夏崔安執掌以來的柏林影展確實有了與過往完全不同的氣象，面臨外界將之與坎城影展、威尼斯影展進行比較，他選擇讓選片往更小眾的視野走去。就商業考量上，這無疑會弱化柏林影展的影響力，旅居柏林的知名影評人亞歷克斯．比林頓（Alex Billington）便在會後撰寫〈柏林影展已不再是Ａ類影展〉（How the Mighty Fall: Berlinale is No Longer an A-List Festival Anymore）一文試圖「逼宮」，直言柏林影展已經不能與坎城與威尼斯平起平坐，提議讓夏崔安下台才能解決問題。

從頒發榮譽金熊獎給好萊塢大導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請來影星克莉絲汀．史都華擔任評審團主席等舉措，仍然能看到夏崔安有試圖嘗試達成商業與藝術性的平衡。不過在外界看來，柏林影展對錄像藝術、實驗與小眾電影格外重視（包括本文未能提及的論壇單元與短片競賽皆是如此），走向「盧卡諾化」也是事實。兩相拉扯之下，夏崔安的品味是不是能夠得到鞏固，並延續他的選片走向，也將是未來幾年關注歐洲影展脈動的重要看點。■

．封面照片：《Afire》劇照；73rd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