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柏林影展】在陽光明媚之前，走過一條黑暗街道──專訪《命案》導演鄭保瑞

編按：方於 2022 年以作品《智齒》入圍金馬獎 14 項大獎，鄭保瑞導演新作《命案》再與林家棟合作，並有香港男子組合 MIRROR 隊長 Lokman 參演，於今年柏林影展進行世界首映。本期《放映週報》，邀請特派柏林作者翁煌德與鄭保瑞導演進行專訪對談，訪問中談及近年香港電影產業變化、再和杜琪峯、游乃海合作《命案》的背後經過，與鄭保瑞對「命運」命題的個人觀點。請見本篇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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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柏林影展的特別放映單元，選映了鄭保瑞執導的最新作品《命案》（2023），這也是鄭保瑞繼 2021 年的《智齒》之後再次重回柏林。與《智齒》更肅殺的氣氛不同，這次的《命案》既有鄭保瑞拿手的暴力美學，也帶有著詭異的黑色幽默氛圍，經常在不同類型之間跳躍，令觀眾既感到莞爾又不安。但這種混搭的結果，卻創造出一種令人興奮的不可預期感，使觀者難以預測結局的走向。

在本片的第一場戲，林家棟飾演的命理大師嘴巴念念有詞，忙著在山上活埋他的客戶，不過這個活埋只是作戲，是為了讓她改運、躲死劫。開場既建立了主角的癲狂性格，也引出故事的奇幻基調。隨後當他發現送外賣的楊樂文命中註定要殺人，硬是拉著他改運、逼他重新做人。兩個看似死活兜不在一起的男人，就這樣成了難兄難弟。與此同時，還有真正的連續殺人魔從中攪局。

在筆者參與的媒體場放映，不像其他場次經常有記者不耐離場，《命案》出乎意料的情節設計，顯然激起大家興趣，全場都坐到最後一刻，席中也不時傳來笑聲。

對於熟悉鄭保瑞的影迷而言，大概也不免感到訝異，因為這部片確實可能為他的導演生涯開創新局。過去曾長年在中國執導「西遊記」系列電影的鄭保瑞，回到熟悉的香港之後，顯然找到了一個更自在的創作節奏，少了審查的顧忌，除了帶給觀眾 1990 年代港片的異色氛圍，也似乎暗藏了對香港當下命運的解讀與觀察。

今年在柏林影展現場專訪鄭保瑞導演，請見以下的逐字專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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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想先聊聊今天早上看到的新聞。導演之前曾在受訪時提到，香港的電影要破億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早上看到新聞說《毒舌大狀》（2023）的票房已經破億了，導演會認為這代表我們可以對香港電影的未來可以更樂觀了嗎？

鄭保瑞（以下簡稱鄭）：我不敢說，但是這給了我們每一個製作人一個想法：「有幾個可能性了」。那是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說是不是完全恢復（過去景氣）？我覺得真的還沒有，但是我覺得是有這個可能性了。大家都知道不容易，也不是每一部電影都能夠達到《毒舌大狀》的票房，但是這讓我們知道觀眾還是關心香港電影的，還有就是得慢慢培養香港觀眾重新來看香港電影，這個氣氛我覺得是最重要的。因為這 10 幾年來的觀眾⋯⋯也不能說放棄，而是你會感覺香港電影好像跟他們沒關係，跟他們的關係不大。

──是因為許多香港電影都是合拍片的關係嗎？

鄭：也有這個可能。但是我們自己要檢討，我們真的沒有什麼非常出色的作品出現。但是這 10 年來是有很多公司支持新導演，很多關心香港狀況的新導演出來，反而是他們默默在做，這是我自己滿欣賞的，有慢慢地讓觀眾把關注力拉回到我們香港的電影。

──讓我們回到今年要訪問的《命案》，首先恭喜導演作品《智齒》去年⋯⋯。

鄭：是前年。

──我是指在金馬獎有好成績。

鄭：對對，入圍金馬獎是去年。

──沒錯，對於臺灣觀眾來說真的是太晚才能看到《智齒》了。這一次的《命案》我覺得對我來說又是一個突破，從一開始埋活人的戲，衝擊力很強，整個視覺的表現很令人驚嘆。話說，我發現編劇是游乃海和李春暉，但故事也有歐健兒的加入⋯⋯。

鄭：這個計劃其實在 2008 年就已經開始了，乃海已經有想法，歐健兒跟他一起創作，但是後來就停下來了，其實他一直有在想，但歐健兒就去寫別的東西了。後來 2019 年還是 2020 年左右，杜琪峯導演就跟我說乃海有這個故事，只是已經用了很多年，「你願不願意拍？」我說，可以呀，乃海願意給我拍，我就拍了。所以整個創作是源自於乃海。

──導演在之前的訪談有提到如果要讓香港的電影更多的可能性，去做合拍片是無可避免，所以很多導演也會去中國拍攝。但導演您從《西遊記：女兒國》（2018）之後就回來拍了《智齒》，接著又拍了《命案》，是因為新冠疫情的因素所以才讓您連續拍攝了兩部港片嗎？

鄭：其實沒有特別的原因，與中國的合作還有在做。這個電影（指《命案》）很奇怪，不在我的計劃裡面，疫情來了，什麼都停了，杜琪峯導演就突然說有一個乃海的想法，我聽了很久了 10 幾年了，我說可以呀，他如果說我可以拍我就拍，反正也沒什麼是幹，就拍吧，就開始了。

──所以是游乃海欽點（笑）。

鄭：也沒有欽點啦（笑），哈哈哈哈，我只是想要他同意。畢竟這個概念是他的，杜導演也非常尊重他，問他說如果阿瑞（鄭保瑞）來拍怎麼樣，他說 OK 啊，我也覺得 OK 啊，就來做。

──那麼導演會覺得這個故事哪一個部分最吸引你，讓你想要投入創作？

鄭：我覺得最吸引我的是那個殺手、就是那個年輕人跟大師之間的關係，那種想改變命運的想法，那是我非常有感觸的。我們混在命運裡面，我們非常的渺小，但是我們是不是一定要跟著命運去走呢？還是怎麼樣呢？有沒有其它面對命運的選擇？我覺得那個命題是我挺喜歡的。

──有趣的是，曾經讀過一些報導指出香港對命理這一塊的關注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狂熱的，導演是不是也針對這一個部分做了一些調查，或者是有參考哪一部電影？導演又是怎麼看待香港人如此相信命理這件事情？

鄭：其實沒有什麼參考電影。香港對於迷信的這種東西⋯⋯哪怕我自己也是每年都會看風水的那種人，我想哪怕是台灣觀眾也好、香港觀眾也好，大概都會有很親切的感覺。從我媽開始⋯⋯我媽也不是最厲害，要說我的岳母，也不是說非常迷信，但她每一次去一個地方，會先算好出去往哪個方向走。我相信他們也沒有什麼依靠，就是只能依靠這個。我媽也不是非常迷信，但是退休了，所以每天就去佛堂，對於他們來說是一種心靈上的慰藉，覺得安心、幫助人、向善。

──這是導演與杜琪峯合作的第三部作品，之前是《意外》（2009）和《車手》（2012），之前有看到訪談提到導演您在拍攝《意外》的時候，其實杜琪峯監製不太干預，據說來看個 15 分鐘就走了，這次跟杜琪峯的第三次合作，有什麼跟之前比較不一樣的方式嗎？

鄭：其實大概都是這樣，只是這一次跟杜琪峯導演合作，我們還沒拍之前，他參與可能多一點。但是杜琪峯有一個我覺得常常記在心裡的態度是，縱使我跟乃海的想法他不見得非常贊同，但是他會說，「如果你們覺得 OK，那我認，就用你們的方向走」。但是有的時候他的想法跟我們的想法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我們對於命運的想法是有點不一樣的，但是他知道這是我跟乃海的作品，他會放手讓我們做。

反而這一次我覺得他比較幫上忙的是剪接上，他也沒有下去剪，只是我跟乃海做了一些實驗，用一些不同味道的場面去拼湊，變成現在的作品，可是我們是有點懵了，因為我們拍了非常多東西，有時杜琪峯峯導演會跟我們說這個部分其實多了、這個部分可以不要，只是當他說的時候，我們也不確定。心想「真的不要嗎？」當我們真的剪接下來才懂了。

他比較冷靜，在創作過程裡，他沒有跟我們一起創作，也是想要我們自己做啦。後來他在看的時候，會給我們一個方案，會說如果你們要這樣、就不要那樣，給我們一個方向。後來其實也沒有管我們多少，我們還是都自己做。

──剛才提到實驗的嘗試，其實對我來說《智齒》已經是一個很新鮮的嘗試，能談談這一次有哪一些特別的實驗嗎？

鄭：其實我覺得做《命案》最大的感覺是，「怎麼放下自己？」因為這一次作品不像過去的作品我都會參與在裡面（指編劇），這次我參與的真的比較少。我完全按照乃海寫的去拍，但是在過程裡，我也經歷了很多，只是我是一個非常需要類型的導演。你給我一個類型，我就大概知道要怎麼處理。但是《命案》是很奇怪的，哪怕這一場是什麼類型，下一場又變調了。

有時候我用這一場的感覺去做下一場，發現不成立了、不行的，甚至要重拍的。中間有個過程我是非常無力感的，我好像拍什麼都拍錯了，乃海在旁邊也感覺到了，但是他也沒講話，因為他也不確定他自己寫的對、還是不對，我也不知道我現在拿他的劇本拍的方式是對、還是不對。

後來我們就放開了，不要被這個類型給套死，反而是那個場面是該怎麼樣，我們就怎麼樣去呈現。拍出來後我跟他在剪接室裡面，看行不行，不行的話看有沒有機會重拍。這是一步一步磨出來的。對我自己來講，當然我在拍攝上是有一些概念，但是這次是在乃海的劇本的範圍裡面去創作，而不是用我自己以前的感受。比如說《智齒》就是用自己的感受去完成這部電影，很不一樣。

──我個人會覺得這部片有一種 B 級片的風格，與一個香港影評人討論後，他也有同感。這個也是導演當初的刻意設計嗎？還是不小心成為這樣？

鄭：我只是不想要做成一個什麼高大上的作品。我跟乃海的一個想法就是我們要靠近觀眾，很高級的題材我們不要，因為我們選擇的迷信的元素就是來自身邊的人，我們不要讓他們看了有抗拒。是可能有一點 B 級片的感覺、也更落地。

──另外一個角度是，我自己在看的時候，其實感到很興奮的。因為整部片讓我想到我小時候在臺灣第四台看到的那些香港電影，很奇情、驚悚。導演過去的童年養成也是看著《命案》這類的電影長大嗎？

鄭：對啊！《殭屍先生》（1985，臺灣片名：暫時停止呼吸）啊、《鬼打鬼》（1980）啊，還有那些爆破開槍的電影，就是我們說的「拳頭和枕頭」的電影。

──拳頭和枕頭？

鄭：對啊，拳頭和枕頭。拳頭就是打，枕頭就是三級片，哈哈哈哈哈！看這種電影長大的，那是非常 juicy（多汁有料）的電影，那是香港的創作力最強的年代，我們都是看了這些電影長大的，哪怕是你說是懷舊還是怎麼樣，我都跟乃海說，很久沒有看到這樣的電影⋯⋯也不是說我要懷舊，而是想著，我們擅長的地方，我們怎麼把它忘掉了呢？哪怕新一代可能沒有什麼興趣去做，我們還能做，那個東西基本上有它的價值。當年如果能夠成功，應該有它的味道在裡面，有它成功的地方在裡面，我們很難說它成功在哪，但是有些人看的時候覺得不夠高級，但是有些人看的時候會覺得這是屬於香港的一種味道，我們就做吧！就是這樣。

──導演這一次來柏林影展，會不會也擔心外國觀眾比較難以理解片中這些華人獨有的命理設定？

鄭：我不能想太多，反而是先把我們的創作發揮出來，讓他們在裡面感受多一點東西，我們不是為了誰而拍，我們是真的為了作品而拍，為了電影而拍。

──之前看到您接受金成訪談時提到，您覺得自己一直沒有辦法做到真正的雅俗共賞，當時是在拍完《智齒》之後這麼說。這一次有覺得完成了自我的突破了嗎？

鄭：我也不知道，真的要看觀眾反應，我自己盡力在做了。所以這一次可能把我以前觀眾對於我的想法是有點改變的，這是源自於乃海的劇本，把我的原則放下來，當然一定要有很好的編劇，因為是游乃海所以我非常放心。可能這一次比較靠近觀眾，沒有我以前那種封閉、觀眾很難靠近的感覺。

──來談談兩位主角，首先就是林家棟，我認為這是他又一次的演技顛峰，後面還有一個一人分飾兩角的變化，非常令人驚嘆。請談談為什麼會連續兩次都與他合作。

鄭：其實我找家棟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他演出的能力，另外就是我跟他在《智齒》裡面建立的非常好的信任。我想對於演員來講，這個角色是會有很多疑問的，會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我跟這個演員信任的程度是非常重要，而且我相信家棟會有不一樣的演出，我跟杜琪峯導演聊了一聊，覺得還是要找家棟來演。

不過非常難，就像你看到後面的一人分飾兩角，哪怕是家棟那麼厲害，我們最後那場戲還是拍了 50 多條，從早上九點拍到中午吃飯。我說吃中飯吧。吃完又回來拍到兩點多，總共拍了五、六個小時。他把自己的所有都掏出來了，非常難演，如果演得不好，就不像一個「人」，我覺得家棟把它融合了，把那個瘋瘋癲癲的感覺跟人的味道融合在一起。那是一個可信的人，而不是一個面譜。這個角色是很容易面譜化的，但是我覺得他把它融合在一起，挺好。

──在片中領銜主演的楊樂文，這次的演出也非常具有挑戰性，將那種墮落與嗜血的狀態詮釋得非常有說服力。

鄭：我們在選角的時候，他這個年齡層的演員，也找了很多，香港的都見過了，唯獨是他，我覺得有這個可能，因為在整個選角的過程，他比較生活化，比較理解劇本的感覺。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有的時候有些演員演戲就是有一種天賦在裡面，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我看到他有這個可能性。反而是我覺得他是有種最「不演」的感覺，有一點渾然天成，還有我很喜歡他的外型，觀眾會記起來，非常容易記起這個人的樣子，你很容易認得他。

還有他就是帶有一點點「邪氣」，其實他人非常好，乖的不得了，可是他本來的樣子就是有一點點邪氣，我們就抓住了那個點，可是對他來講也是很辛苦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拍的時候他也是懵的，慢慢地我們有給他一點點指引，告訴他剛才那條其實是OK的，他其實有的時候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那條是 OK 的，我會跟他解釋，說那個眼神就是我需要的。讓他慢慢一步一步的摸索，後來他也跟家棟也建立出了一個東西，也不能說是好朋友，但就開始慢慢熟悉跟家棟的合作，慢慢建立起來，我覺得那個是挺好的。

──讓我們來談談最後的收場，我自己在看的過程中也很在意，最後到底是一個悲劇、還是正向的發展。坦白說最後我特別感動的是，我認為我讀到的訊息是：「命運是可以改變的」。導演是否同意？

鄭：其實我們最後的態度是，我們的命運是不可以改變的，但是你自己面對命運的態度是可以選擇的。比如說最後那顆鏡頭，往太陽那個方向走，我們糾結了很久，是不是要拍的這麼陽光？後來我們選擇那條街、那個建築都是黑暗的，都是剪影，太陽就在前方，但是你會經歷一個黑暗。

前面是明媚的，但是你會經歷一個 fight for（爭取）的過程，這是我最後期望跟觀眾說的，你如果要一個好的命運，你要經歷一個 fight for，如果你不走，那你就永遠在那條街上。前面是有希望的。■

．封面照片：《命案》劇照；73rd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