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華虛度】兩座互不相通的環狀島——楊凡《淚王子》的「白色恐怖」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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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28
  • 孫世鐸

編按:2022 年九月,活躍於中港臺三地的華語電影導演楊凡在臺灣舉辦回顧影展「芳華虛度」,選映七部生涯中的代表作品。《放映週報》於近期策劃評論專題,邀請作者以文字評述,回應楊凡電影作品的作者性、美學風格與政治傾向。本篇文章由作者孫世鐸,切入楊凡於臺灣以「白色恐怖」為題拍攝之作品《淚王子》,分析這部電影如何可能讓觀眾更加理解以「認同中華民國」為傾向的創傷記憶。請見本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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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作家龍應台接受媒體專訪,談及「鼓吹戰爭是罪人,民進黨為選票把人民帶向戰爭是不負責任」,自然一如往常,在網路輿論掀起了幾日波瀾。2022 年一月,前立委龐建國在 line 群組留下「不公不義的臺灣,我生不如死!」訊息後,在住家墜樓身亡。扣掉少數家族影響者,臺灣年輕世代很難想像,上一個世代中為何有一大群人對眼下的政治現實如此難以忍受,更難想像為何有許多二二八或白色恐怖受難後代仍然心向國民黨,甚而成為國民黨政要。

2022 年九月,我在中正紀念堂的人權電影系列講座分享談瓜地馬拉國家暴力歷史的《掘愛傷痕》(Our Mothers,2019)。在一小時的映後座談中,關於電影的討論不多,而比較多是意識型態傾向國民黨的觀眾群(大半是中正紀念堂志工)在傾瀉對時政的各種不滿。民進黨政府拒絕開大門走大路推動中正紀念堂轉型,而只想用這些小活動虛應故事,對此了然於胸的志工自然不甘「洗腦」,也要在每次「陣地戰」裡予以還擊。

《掘愛傷痕》是 2019 年坎城金攝影機獎得主,它象徵 21 世紀以來,後威權國家年輕世代影像創作者,拍出大量挖掘威權歷史紀錄片後的戲劇轉化成就。這些作品往往指出現實中,各地不同世代人們對歷史記憶的認知斷裂,而影像則成為彌縫與溝通的一種嘗試。作品完成時,導演楊凡已經 62 歲的《淚王子》(2009)顯然不在此列,它意不在重建歷史或追索責任,而只在抒情展現楊凡(或電影真實故事來源的演員焦姣)的私人記憶。因此,它對「白色恐怖」的理解與呈現比成片遠早於它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和《超級大國民》(1994)還少得多,也就理所當然(只從個人記憶出發的話,1950 年代只是孩子的楊凡和焦姣自然不會有關於白色恐怖具象的認識)。但有趣的是,《淚王子》不會讓我們更理解白色恐怖,卻可能讓我們更理解龍應台、龐建國,和中正紀念堂志工。

日本心理學家宮地尚子在《療癒心傷》中提出了「環狀島模型」:創傷者的世界就像一個內部和外部都是海的環狀島,當他開始能訴說創傷時,他就從「內海」開始向島嶼高處攀爬,和從「外海」前來攀爬島嶼的支援者相互靠近;創傷者爬到越高,說出來的越多,風勢越大,內心越煎熬;如果能成功療癒,就能順利下山從「外海」離開,如果失敗,就會墜回「內海」,繼續陷入沈默。在臺灣,意識型態傾向「中華民國」和傾向「臺灣」的兩群人就像兩座「環狀島」,但他們的對話多半只發在各自島嶼的內側,反覆回聲,而很難有機會攀上島嶼高處,看看對方島嶼的長相。


(圖/《淚王子》劇照;版權所有:花生映社;僅作報導與評論用途)

《淚王子》是傾向「中華民國」的「環狀島」的具現:它並不像《掘愛傷痕》和世界上許多由 80 後世代創作者完成的威權記憶電影一樣,試圖在歷史中找尋他們所屬的社會如何前往未來的線索,而是將記憶視作一種靜態的雕塑,凝視著它憶苦思甜。就像楊凡遍尋未著適當的眷村場景,只好用搭景的方式建構影片中的「清泉一村」,鏡映著所有眷村,也都是國民黨政府在戰後臺灣社會中以一種「搭景」的方式,創造出來用以隔離族群、分而治之的手段。

在這個隔離的世界裡,跟隨國民黨逃難來到臺灣的人們,養成對國民黨所建構的崇高意識型態的護持,以及為了護持這份崇高,所有國家暴力所致的生離死別都只是「大時代下的無奈」,並不需要對暴力源頭究責,而抵抗行動總是面貌模糊的經典敘事:在《淚王子》的故事裡,每個人都有一點責任,也都有一點自己的苦處,唯獨擁有權力的人沒有任何責任。相對地,即使電影在中段將焦點轉向似乎帶有抵抗者色彩的歐陽千君,從楊凡主觀角度出發的旁白,也只在敘述角色內在的衝突之處止步,而沒有對革命行動更多的想像。

這是楊凡和許多外省二代菁英的共同經驗:在童稚時期,白色恐怖是大人間不能聲張的耳語;成年之後負笈海外功成名就,沒有太多機會參與臺灣的民主化進程,對「臺灣」與「白色恐怖」的認識也就一直停留在童年時期的印象,而沒有楊德昌與萬仁的「重審」歷程。就像《淚王子》裡金皖平對女兒孫小立說:「媽只不過是想讓你們都能好好地活著」——只要能夠在那個「困難的大時代」中倖存下來,即使過往確然留下創傷,也可以擱置在意識的深處。當以耽美抒情享譽國際的電影創作者重返故鄉,以類似過往的美學選擇拍下他的「童年往事重現」(楊凡受訪語)時,所拍下的其實也是同一座「環狀島」上同代人的童年往事:並不是創作者刻意為過往抹上美化的光暈,而是在他們的記憶中,那個時代確實熠熠生輝,就像片頭字幕所言:「⋯⋯於是國民黨政府在臺灣頒布戒嚴令,這是臺灣另一個白色恐怖時期的開始。但是對孩童們來說,臺灣還是天堂。」

 

⋯⋯之後38年的戒嚴裡,透過與「公媽情結」相連的國家主義論述、籍貫與軍公教系統的差別治理、教育與媒體的思想改造、以及特務系統的監控清掃,獨裁者看似取得了全面的勝利。不過這些都不是真正可怕的影響,如同「公媽情結」裡的正統模式,不論什麼樣的獨裁者,都無法永遠壓制所有的聲音。恐怖的是:他們成功地讓兩群有著不同經驗與理想的人,持續以對方為敵,卻沒注意到雙方都受到同一個獨裁政權的壓迫。(注1)

 

這是《淚王子》的重要價值:只要臺灣這座島上的心靈空間中,還有兩座(或以上)互不相通的環狀島存在,它就是不在「中華民國島」上的人們試圖靠近這座島的一艘船隻。看著似乎是在描繪 1950 年代的這部電影,我們卻能從中感受一大群人身處 2020 年代的痛苦究竟所為何來。因為那曾在隔離世界中被謹慎護持的崇高已然毀棄,只能以終將清醒的美夢的形式懸浮在視線中,一如電影的結局。

.封面照片:《淚王子》劇照;版權所有:花生映社;僅作報導與評論用途

孫世鐸

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兼任講師,中央大學台灣電影研究中心特約講師,《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系列叢書、《未來的光陰:給台灣新電影四十年的備忘錄》共同作者,做以藝術和電影為方法的教師與兒少培力以及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