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北影】專訪《美國女孩》導演——阮鳳儀的中場休息

導演阮鳳儀以首部劇情長片《美國女孩》榮獲去（2021）年第 58 屆金馬獎的最佳新導演，《美國女孩》的千禧世代成長經驗、臺美移民認同、以及 SARS 疫情，也在新冠疫情籠罩的當下，教人生出懷舊又感時的氛圍，讓往中堅世代過渡的同代人，回望這二十多年來臺灣的政治經濟變遷與文化脈絡：曾經還有「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投射與幻滅的出口，中產家庭與知識份子如今面對的又是什麼？楊德昌式的「臺灣知識份子中產家庭」典型在夙昔但也日已遠，近年來臺灣電影如何刻劃這些可能是拍電影、看電影、寫電影重要群體的樣貌？又，「臺灣新電影」之後，當我們在討論「臺灣電影」時，到底在討論什麼？

《美國女孩》不盡然在處理上述問題，電影主要著墨的還是母女心結和家庭議題，並反映出這部片如何轉化創作者私密經驗的高明——「轉化」本身的創作性，讓其他家人回望並折射出自己的省思，而非耽溺在己身經驗——關於彆扭所以渴望坦率的女孩，與最在乎所以最衝突的母女關係，如何在「最想迴避所以最無法真正面對的世代複製問題」找到自我接受和諒解。

或許反而是「《美國女孩》現象」令我浮想這些問題。臺大中文系畢業、修得美國電影學院（AFI Conservatory）電影創作碩士的阮鳳儀和她的《美國女孩》，在臺灣引起現象級的大量評論、討論和訪問。備受期許的青年創作者，為影壇帶來了新鮮氣息，越是新鮮，越是讓人感到某種（臺灣電影？臺灣創作者？「臺灣性」的定義？）進路與出口的可能性⋯⋯越是讓人們想榨取。 關於《美國女孩》電影製作的眉角以及創作理路的訪問，在諸多媒體皆已刊有不少精彩篇章，本次藉台北電影節國際新導演單元入圍，請阮鳳儀在旅途當中撥空錄音替我們留下紀錄，談談身為青年導演、談談臺灣電影——以「創作旅途上的中場休息」那樣地。

——之前入圍與獲得臺灣電影的獎項，但這次怎麼看待「國際新導演」這個單元，或是作為「國際青年導演」怎麼定位自己的導演路線呢？對於國際影壇新生代有什麼樣的觀察？

阮鳳儀導演（下稱阮）：我想到之前在讀研究所的時候，二年級導師有一堂課叫做「世界電影」，那應該是關於「世界電影欣賞」，導師放他覺得國際上重要導演的第一部長片作品，也連著第一部長片之前重要的短片作品，讓我們一起看。很有啟發性，因為，有時候我們自己在看的時候，我們看這些導演中晚期的作品，會感覺遙不可及，可是，作為一個年輕創作者，去觀察這些導演們早期的作品，可以看到他們關心的事情和元素，很多都已經出現在那裏，只是從更樸實或更直接的方式去呈現。所以，我覺得在看國際新導演，或是青年導演這類單元和獎項，也是可以用這種想法，看初期創作者怎麼看待自己想講的故事，怎麼做出跟其他故事的區別。

不過，我覺得很難去講說國際青年導演目前有什麼樣的趨勢。對我個人來講，我也不會承襲著、定義著自己的導演路線，但我覺得自己喜歡，也傾向於寫實電影這個路線吧。

也因為現在觀眾越來越多元，每個路線勢必會整個走向更小眾化，我想，或許導演們需要的是找到自己的那一群觀眾，這樣子比較容易令自己被看見，而不是一開始就去找最大值的觀眾。

——妳自己怎麼看待《美國女孩》在（華語）家庭電影中的定位？或在臺灣電影中的定位？妳對未來或是近幾年「臺灣電影」的感覺、定義或想像是什麼？

阮：我沒有辦法知道《美國女孩》在華語電影的位置是什麼，但我希望《美國女孩》在臺灣電影的位置是去承接、去補足 2000 年代初期臺北的樣貌吧，在電影裡把它保存下來。而因為《美國女孩》有英文對話，混雜也其實高達了三成，我也希望未來臺灣電影的定義，可以越來越開放，有各種的可能性，畢竟臺灣這個地方，就會是有很多不同文化的相遇。

要說想像，我想鼓勵更多人去找出自己很私密的故事吧，我覺得這些東西是很有力量的。

在製作《美國女孩》的初期，無論是因為標題還是主角背景故事，都曾經被問過說，為什麼這是一部臺灣電影？或，為什麼這是臺灣的故事？我覺得關於「臺灣電影」的定義，應該要越來越寬鬆和包容，才能讓「臺灣電影」越來越豐富，而不是急著去定義說「發生在哪裡」——只要跟臺灣這個地方有情感聯繫的電影，就應該有機會成為「臺灣電影」。

——在其他訪談中妳說對時代劇感興趣。能不能和我們多談談這塊？比如說什麼時空引起妳最近的關注，而為什麼？

阮：其實，我覺得電影對我來說，一直都是最接近時光機的東西，這就是「時代劇」的一種魅力吧。好像可以穿越時空，去召喚那些自己經歷過也可能失去了的時光，或是用這種回顧的方式，再去看原本自己認為已經遺忘的事情。當然，在更久遠的時代，比如父母輩他們的時代，而我自己沒有經歷過的，那可能是一種重新的理解跟詮釋。我覺得那些更古典的回望，接近於去思考著：我們今天為什麼會在這裡？我們社會文化的淵源在哪裡？所以，越是久遠的古裝片，就越要用一種奇幻的方式去看它，而不是去定義說怎樣是最寫實的狀態。對我來說，時代劇依據「跟現在距離多遠」，處理方式會有所不同，接近不可考的狀況時，那就是一種奇幻的場景。

但拍時代劇有很多限制，比如拍《美國女孩》的時候，有很多外景比較沒有辦法拍攝，在道具上、美術上也要花很多時間去考究很適不適用，美術指導和攝影師在這一塊也都需要高度參與。但有辦法做出來，做得好的話，是可以喚起一整個世代記憶的。我覺得《美國女孩》也是這樣子，所以雖然拍攝上不方便，但是有它的成效。

我覺得最有趣的時代劇，應該是「限於發生在那個時代的情境，才會發生的事情」。例如說，如果《美國女孩》設定在 2020 年的 Covid-19 時代，主角可能就會有手機和手機網路，這方面她那種跟過去生活的斷裂感，可能就不如一個 2003 年女孩所感受的強烈，也會用不一樣的方式去面對她的困難。所以，我覺得這是時代劇的關鍵。

——讀中文系的經驗，臺灣新電影導演或其他導演，對妳的養成，在先前訪談妳或多或少有提過，比如小津安二郎劇本的頓點，等等，這之中妳最喜愛的導演或創作者又是誰呢？現階段妳最認同的創作者又是誰呢？

阮：我覺得拍完了自己第一部長片作品之後，其實是一個接近歸零的狀態，所以比較花時間在沉澱自己，盡量多閱讀。我現在反而會很想知道，能夠持續創作的創作者，什麼是可以讓他們不斷持續的動力？以前更關心的是這些導演的敘事方式，但我現在好奇的是，是什麼讓他們創作下去？畢竟，我想在面對第二部作品的時候，創作者都會想要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但是，要多麼地不一樣？這個幅度如何抓？然後，如果有第二部可能性的時候，選擇就比第一部多了更多，感覺我現在像是，站在很多條路的路口，還沒有想好要走哪一條路。但這也應該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時刻吧？那就讓自己保持好奇心吧。■

．本篇專訪，由 2022 台北電影節與《放映週報》合作完成。
封面照片：《美國女孩》劇照，2022 台北電影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