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優良電影劇本】改編自真人真事：從法律層面談真實故事的授權

今（2022）年年初上映、改編自 Dcard 真人愛情故事的電影《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票房成績良好。真人真事改編電影，與現實基礎有較強連結，原型人物的話題性也往往能吸引觀眾目光，但是，對於電影創作團隊而言，在面對觀眾是否買單之前，還需要先面臨種種溝通協商問題——劇本從原型故事出發，可以改編到何種程度？創作團隊在爭取授權的過程，需要注意什麼？2022 優良電影劇本講座邀請《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導演杜政哲、監製王慧珍，以及長期鑽研智慧財產權領域的黃秀蘭律師，從電影授權過程談起，延伸探討不同劇本的改編爭議，道出「真人真事」宣稱背後，所需經歷的種種關卡。

初構授權概念　認識人格權與著作權

在劇本授權過程，《我吃了那男孩一年的早餐》的權利移轉歷經漫長旅程：起初，出版社和 Dcard 文章原作者取得故事授權，並另外委託作家，改編原作者故事，進行虛構的小說創作，而後，電影公司再向出版社取得小說電影版權，並拍攝成電影。「那麼，電影公司還需要向原著取得授權嗎？」黃秀蘭說明，這就要看當初出版社向原作者取得多少權利的授權。 

「談授權前，要先理解原型人物所握有的權利。」黃秀蘭解釋，在民法上，故事的原型人物享有人格權及著作權。人格權包含了肖像、隱私、名譽及姓名權；而在著作權上，除了新聞報導、公文書法院判決書、監察院報告等公開文件之外（注1），所有創作的內容皆受到法律的保障。

理解權利之後，才知道該找哪一方談授權。在《我吃了那男孩一年的早餐》的例子，起初原著已將民法人格權的利用權利授權給出版社，因此，在後續電影改編的協商上，就不用再向原著取得人格權的授權同意；而在著作權上，因為電影劇本是從小說的內容出發，電影公司就需要向出版社取得著作權的改編權利。

「各位如果是製作公司，請記得檢查你與出版社的授權契約中，是否存在擔保條約。」黃秀蘭補充，無論是受委託創作的小說家，或是電影公司，若在相同情況下和出版社簽訂合約，合約中應囊括出版社之「擔保義務」，擔保出版社已取得原型人物授權，以免未來被原著控告，造成自身的權利侵害。

除此之外，也因為近年 IP 開發的熱潮，未來故事很可能會再被延伸改編成舞台劇、電視劇等衍生作品，黃秀蘭也在授權範圍上給出建議：「製作公司在找出版社取得授權前，最好就先存在未來的規劃。」可以透過訂立合約的附加條件，優先拿到開發的權利。

抄襲的認定　靈感來自社會事實或原型故事？

然而，改編「真人真事」的權利授予過程，並非總是如此順遂。黃秀蘭以 2013 年好萊塢恐怖電影《厲陰宅》（The Conjuring）案例說明，《厲陰宅》電影製作團隊遭神祕學書籍《The Demonologist》的作家 Gerald Brittle 控告侵犯其著作權，儘管電影製作團隊宣稱創作來源自原型故事，且已取得了原型人物華倫夫婦的授權，然而，作家認為電影中的靈異橋段，並非華倫夫婦的真實經歷，主張製作公司對超自然現象的建構，應是從他的小說創作而來。

「要認定抄襲，有兩個構成要件：一為接觸、二為實質相似。」黃秀蘭解釋，除了證明製作方有接觸過原著外，也需要再次證明電影與該小說的內容間的連結性，才會構成侵權。因此在實質相似部分就需要去調查，電影《厲陰宅》的這段內容究竟是基於歷史事實的詮釋、是華倫夫婦的經驗，抑或是承襲了書籍的創作。

接著，將故事原型的討論範圍從私人故事延伸到公眾案件：針對社會犯罪的改編，沒有經過原型人物的授權是可以的嗎？黃秀蘭以 2008 年的美國戰爭電影《危機倒數》（The Hurt Locker）為例，「美國退休士官長薩佛（Jeffrey Sarver）控告電影團隊未經他同意，就將他在伊拉克戰爭中的故事改編成電影上映。你們猜，最後誰勝訴？」法官最後判決製作公司勝訴，原因是伊拉克戰爭的話題符合公眾性，且描述的是整體戰爭運作的模式。

「如果改編後的故事能使觀眾無法辨別個人的特徵、或是與原型人物產生強烈的連結，就無需取得原型人物的同意。」黃秀蘭進一步從台灣的影視作品解釋，無論是 2019 年引起廣泛討論的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 又或是今年即將於串流平台播映的影集《台灣犯罪故事》，作品內容皆從真實的社會案件出發，但避免提及真實人物姓名，也透過時間設定和地點改動，來模糊與真實事件的關聯。「編劇轉化的手法若很成功，能使原型人物不能表態權利被侵害，同時卻仍然能探討社會議題。」

拿捏改編尺度　戲劇張力與人物名譽的衝突

談完應該取得授權的狀況，那取得授權之後，就都沒有問題嗎？杜政哲提出創作上的疑問：「若已取得原型人物授權，但在後續創作中，將真實故事發展進行虛構的改寫，是否會有法律上的爭議？」黃秀蘭表示，這需要視是否造成原型人物的「權利侵害」而定，改編後的情境描繪如果侵害到原作的名譽權，就可能遭受原作的控告。

黃秀蘭用今年由 Netflix 發行的印度傳記電影《孟買女帝》（Gangubai Kathiawadi）為例，該電影改編自非虛構文學《孟買黑手黨皇后》（Mafia Queens of Mumbai），但女主娼妓的角色設定被原型人物的養子控訴毀謗，後續雖因法律程序（注2）的問題使訴訟無法繼續，但仍掀起了各界的討論：在授權之外可否為了增加戲劇張力，加入更黑暗、或是激進的故事情節？

以今年 Netflix 改編自德國假名媛詐欺案件的影集《創造安娜》（Inventing Anna）出發，黃秀蘭說明，該製作公司雖已和原型人物安娜取得授權，但若在創作上為了讓故事情節更豐富，加入了事實犯罪沒有的元素，且附加的犯罪和主角能產生快速聯想，使得原型人物感到事實的扭曲或毀謗，仍然可能面臨原型人物的告訴和侵權問題。

「若是製作公司在節目的最後加入『全部都是真實故事，虛構部份除外』，製作團隊能否免責呢？」黃秀蘭補充，此類免責聲明通常是製片方為求心安加入的，其實這樣的標示在法律上沒有任何的效果，「因為該說明不足釐清、區別電影中的虛構與真實情節。」

引保險制度保障影視行業　勉創作者持善意創作

因為從採訪原型人物、撰寫劇本、到拍攝過程當中的變數非常多，黃秀蘭就法律層面建議正在撰寫劇本的編劇或製作公司：「在前期就盡快取得原型人物的同意，而非先製作後再回頭徵求同意，授權書的內容也應該將細節都認定清楚。」

也因創作過程中所牽涉的法律風險難以完全規避，外國有相關的保險公司專門保障此種原型故事改編的法律權利。保險公司會要求製片方尋求律師的證明，再簽訂保障條款，若未來製作公司面臨訴訟，能受到保險公司的理賠，等於是雙層保障，黃秀蘭表示，這個制度未來也可能逐漸引進到台灣的影視產業。

「如果合約都簽好了，但原型人物看了改編故事反悔，會有法律責任嗎？」面臨觀眾提問，黃秀蘭語重心長地說：「有時候，在法律上，製作公司當然能因為但書或條件的附加而免責，但人情、良心上，或雙方的信任關係，可能因此被打破了。」以 2008 年由陳可辛執導，改編「孫海洋尋子案」的中國電影《親愛的》為例，原型人物因為故事中的戲劇化情節而感受到名譽受辱，卻沒有足夠資本去對製片公司進行控告。當電影公司站在比較高的權力位置，更需要去思考法律面以外的道德問題。

「當你電影得獎的同時，可能有一群人在暗地裡哭泣，那你的感受會如何呢？我想，這是創作者要去思考的地方。」最後，黃秀蘭以法律無法觸及的情境為講座做結。杜政哲也語帶誠懇地分享了他在創作上的態度：「這幾年的心得是，在做真實人物的改編要抱著善念，不要用消費的心去做這些事，如果真的發生了後續的爭議，也盡量跟當事人取得最好的和解。」■

．封面照片：第 44 屆優良電影劇本講座現場照片，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