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TIDF】漂泊的孤島：專訪《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以重演歷史凝望香港
編按：2022 TIDF 影展期間，《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抽空接受影展專訪，敘述自己創作背後的想法與關於「重演」的創作形式判斷。本期《放映週報》與 TIDF 影展合作，發表本篇精彩專訪，以供讀者參考，也繼續共同關注《憂鬱之島》。
※※
2017 年，在香港社運與社會的低潮期，導演陳梓桓開始構思及拍攝《憂鬱之島》。繼 2014 年《亂世備忘》以雨傘運動為主軸，這次，他想進一步探索這個運動如何影響經歷其中的年輕人，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未來。陳梓桓說：「我想知道，他們 20 年之後會變成什麼樣，是不是還會堅持現在堅信的這些東西？」這個疑問，其實就是《亂世備忘》片中，他問主角的最後一個問題。
未來的你，會相信現在所相信的嗎？
為了回答這個「想像未來」的問題，陳梓桓轉頭，拉出了「回望過去」的時間軸作為對照，從歷史脈絡中，挑選影響香港命運的重大事件切入，找到三組事件中的人物成為主要被攝者：在文革時期無法接受中國政治狀態，而游泳逃往香港的陳克治夫婦；過去曾以香港學聯主席身份親歷六四事件、現為執業律師的林耀強；以及六七暴動期間，參與印製左派傳單，而以青年犯身份被捕的楊宇傑。
「我在他們身上看到的可能是『執著』，也有一些孤獨吧。你會感覺到當時的經歷，對現在的他們還是有很深的影響。」陳梓桓坦言，在拍攝這些人物的時候，也會想像自己的未來，想像同輩與更年輕的人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現在有些參與抗爭的年輕人，正面對法律制裁、有些離開香港、有些則再也不聞不問香港處境，那再經過 20、30 年呢？陳梓桓認為，或許從上一輩的身上，觀眾也能找到自己的答案，或反思我們想成為、不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重演」和記憶相互疊加 以抽離視角反思歷史
不同於一般紀錄片，陳梓桓在片中加入大量「重演」元素，企圖重現歷史片段。例如文革時期人們成群歌頌毛主席的場景、讓香港年輕抗爭者演繹文革時期，從中國「夜泳」到香港的艱難、以及香港主權仍未移交時的殖民歷史，等等……。對他而言，「重演」是讓影片跳脫既有框架，有別於其他聚焦社會運動的紀錄片手法，也是參與眾多國際影展、接觸各種紀錄片類型之後的美學嘗試。
陳梓桓運用「觀察式」紀錄片的拍攝方式，透過旁觀視角，從被攝者的生活與言談中尋找歷史留下的痕跡，並擷取他們在其他傳媒的受訪內容或寫過的東西，建構劇情重演的內容。縱使那無法完全真實，可能經由被訪者的裁剪、刻意遺忘或意識形態影響而有不同的版本。然而，有別於劇情片營造「沉浸」於故事或角色的體驗，「重演」本身就提醒了觀眾這個形式與真實的距離，此外，更剪入「記錄重演」的橋段，如陳克治看到片中重演的文革集會場景，表示跟他記憶中的完全不同，如此呈現，反而更能讓人抽離地去看待這段歷史，甚至對重演的歷史進行反思。
「我覺得，重演和記憶有點類似」，陳梓桓說，一個事件經歷數十年的時間傳述與重複，真實的成分有多少是難以辨識的，重演亦然，兩者真真假假交疊起來，展開一個重新檢視、思考與理解歷史的場域。而影片邀請年輕世代的抗爭者們參與「重演」的拍攝，更連結起跨世代的香港人，在這個場域之中彼此對話、交流。
島與海的漂泊意象反映香港的憂鬱失語
拍攝最初就決定好的片名《憂鬱之島》，揭示陳梓桓因為直視瀰漫著強烈憂鬱情緒的香港，而引發的哀愁。片中反覆出現「島」與「海」的意象，隱隱呼應香港人對於身份與未來的不確定感。陳梓桓表示，2014 年傘運之後開始有人離開香港，2019 年反送中運動之後，出走的港人尤其多，連他也會自問是否要留下來，如果留下能夠做什麼。「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會問這個問題，這也是這部片拍到現在，其中一個很大的集體意識。」
此外，影片也透過事件鋪陳，記錄了香港長期以來政治意識型態的轉變。1997 年主權移交，許多香港人皆抱持著「我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然而，隨著近年中國與香港之間政治氣氛的轉變，香港的本土意識水漲船高，港人開始談論「什麼是香港」，特別是當過去相信的香港價值已經不存在，「該怎麼定義『香港人』？甚至當香港人離開香港的時候，要怎麼保留自己香港人的身份？」這些疑問持續在陳梓桓內心漂泊，將不穩定、不安定的感覺投射在作品裡。
「我們常常說過去一年香港進入『失語』的狀態，因為太複雜到難以說清楚。」期待從影像中釐清香港現況的同時，導演也提到近期被譽為為香港民主發聲的紀錄片《時代革命》（2021），坦言：「《憂鬱之島》並不像《時代革命》，能讓人激起熱情，又或是從中感受到希望。」雖然無法讓香港人在片中找尋到明確能替他們出聲的象徵，反之，觀眾更可以抽離地檢視歷史脈絡，思考自身經歷與香港現況之間的交織關係。
同一個香港，不同的認同
在開始跟拍片中角色林耀強前，陳梓桓已持續拍攝香港六四集會多年，「從 2017 年一直到 2021 年，可以明顯看到社會氣氛的轉變，其實是很分歧的。」陳梓桓說，2017 年的六四集會仍有一個很正式、有大台的中心，林耀強還有上台演講，呈現出香港對於「中國人」身份的認可。而《憂鬱之島》收錄的片段，是發生於 2019 年的六四集會，時間上很靠近 6 月 9 日的反送中大遊行，香港社會開始產生迥然不同的政治訴求。當林耀強在那場集會中喊出「民主中國」，不及五秒，即有人接續喊道「香港獨立」。這讓陳梓桓深刻感受到意識形態的分歧，「大家都相信民主與自由的價值，但在身份認同上就不一樣。」
在影片「重演」與「記錄」的並行之下，陳梓桓嘗試推動抱持不同理念的跨世代被攝者們彼此對話，縱使經常難以得到共識，但在梳理這段歷史時，陳梓桓也發現了些許的共通點，「他們都成長於香港，而且都沒有停止想像香港。」這些被攝者們都努力地想像心目中香港的模樣，也為此付出代價。而這個現象不只存在於當前被「國安法」囚禁的香港社會，同樣體現在過往的 60 與 80 年代。
人們一邊凝視著歷史、同時經歷著它的發生。在拍攝過程中，不難發現上一輩與年輕一代對於香港的認知有所分歧，其中也有彼此不了解之處，但這對陳梓桓來說並不是「斷層」的社會現象，而是必經的進程。反之，這種「不完全的連結」反而是《憂鬱之島》中有趣之處。這也是陳梓桓期盼透過《憂鬱之島》將大大小小的差異放入片中，引起香港人對於「什麼是香港／香港人」以及「香港的未來」的持續討論和相互理解。
反送中運動的突如其來，打破了《憂鬱之島》起初的拍攝計畫，也就此改變香港的一切。如同陳梓桓所說，紀錄片工作者不可能離開這麼龐大的抗爭，他定眼直視著這個早已風雲變色的家鄉，反向回望歷史，以攝影機理解、訴說香港人的複雜面貌，試圖連結觀眾，一同想像自身與香港的未來。■
．本文由 2022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提供。
封面照片：《憂鬱之島》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