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律的《芒種》（Grain in Ear,2005）
某北方小城，朝鮮族女人崔順姬與兒子相依為命，租住在鐵軌旁破舊的兩間磚房，與鄰居（四個外地妓女）同病相憐，和諧相處。順姬以在路邊擺攤賣朝鮮泡菜為生，因無照經營，常要東躲西藏，或被城管人員沒收器具。老顧客王員警幫她拿到營業執照。生活似乎出現一絲轉機。順姬與一位朝鮮族已婚男人發展了不尋常關係，而男人背叛了她；王員警的突如其來舉動也傷害了她，而兒子昌鎬的意外，更讓她對周遭世界絕望而憤怒，不計後果採取報復行為…。
《芒種》是中國朝鮮族導演張律繼《唐詩》（2003）後第二部劇情長片。張律憑此片獲韓國釜山電影節最高獎「新潮流獎」，成為繼章明和賈樟柯之後第三位獲此獎的中國導演。評委會主席阿巴斯的授獎詞為：因為「導演的不懈力量，不妥協的故事和出色表演」。
依照導演張律的闡釋，中國傳統24節氣中的「芒種」，意味著穀物成熟，收割季節來臨，暗示主人公崔順姬的辛勞生活；「芒種」亦是另一輪播種時節，暗含隱晦的希望。張律希望影片「從大眾化的角度詮釋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希望」。
崔順姬是張律在北方城市路邊常見的賣泡菜的底層朝鮮族婦女，200萬生活在中國的朝鮮族人之一。不同在於，儘管沉默寡言，她強烈意識到自己的民族身份——漢文化統治下的少數民族。此種身份焦慮來自遷徙和歷史變遷，及自身社會和經濟地位的邊緣性。緩解焦慮的方式是強迫兒子昌鎬學習「母語」——韓語。對於她這樣無「根」的漂泊者，語言是她存在的居所、保存民族身份的最後根由。然而她終於在冷酷現實中絕望，意識到自己堅持的一切毫無意義，想過有尊嚴的生活而不能，於是憤而撕掉昌鎬的識字卡片，說，「咱不學了」。
順姬被壓抑的憤怒，不僅源於民族身份的無所歸依，也來自男性的自私無情，且兩因素糾纏不清。片中男性角色或缺席，或被置於負面位置。毆打妓女的男性流氓們口出惡語，蠻橫暴虐；順姬的丈夫因殺人罪尚在獄中；居心不良的男鄰居打算利用手中權力為順姬提供生活保障而索要她的身體作為交換…兩個來自漢族的男性，鄰居和王員警，都欲違背她的意願竊取她的身體，而順姬自願委身於一位已婚朝鮮族男人——也許出於民族認同和親切感。這位本族男人在被妻子發現時，因怯懦而選擇了辜負、背叛和坑害。順姬屈辱地成為犧牲品。
導演展示了男性的裸體，朝鮮族男人，正面；王員警，背面。觀者可解讀為對男性自以為是的破壞性的內省和批評。在基督徒看來，身體是「上帝的聖堂」，理應自我愛護和得到他人尊重。在人類文化學者看來，身體是一種象徵符號，赤裸代表人類在文明世界中的不安、易受傷害性和邊緣性。人被剝去作為人的尊嚴，看見靈魂空虛。
相比之下，女性則因同處弱勢而彼此憐惜。除了勤勞堅韌的順姬，鄰居四個賣笑女子活潑可愛，忍辱偷生，只為貼補家用，並沒對任何人造成傷害，卻總遭淩辱和清查。她們舉杯慶賀順姬拿到執照，自嘲做自己這行，永遠拿不到執照。不在底層的女性是為順姬辦執照的女幹部。她請順姬教她跳朝鮮舞。順姬輕盈舞著，面色間有少見的喜悅。女幹部給她機會體驗到有文化根基的自豪。她們同在浴池，撩水，嬉笑，瞬間展示女性間獨有的親善、放鬆和溫情。可惜很短暫。她們的共同點就是：成為人類情緒、價值和力量之毀壞的目擊者。
她們的目擊和導演的敏銳觀察，賦予《芒種》深刻的社會指涉，展示給普通觀眾「不可見的人，不可見的生活」。英國影評人托尼•雷恩（Tony Rayns）在溫哥華國際電影節寫道，「發現張律進入法斯賓德創造的領域：有社會良心的情節劇，令人震驚的控制力…這是一個社會現實寓言，以馬克思做夢也想不到的方式闡釋貧富差距」。這個寓言中，人們日漸麻木冷漠。作為國家機器構成的員警粗暴地執行公務，百無聊賴地喝酒，講黃色笑話。年輕的王員警起初不能融入此種格局，為常人之所為，如説明順姬，不對被抓走的妓女們出言訓斥，甚至默默幫她們關了燈，關了門。他逐漸被異化，機器般木訥，最終做出為順姬和觀眾不齒的舉動。而順姬原本見到死鼠會捂臉尖叫，求兒子將其鏟出，後來面無表情拎起尾巴扔掉，嚴酷生活讓順姬粗糙冷酷，也為她無情報復設下伏筆。報復一節，導演稱受真實事件啟發，儘管故事背景完全虛構。片中彌漫的不安感來自階層分化日益嚴重的社會內部，當被邊緣化的「他者」、被侮辱和損害的底層將自己被壓抑的仇恨釋放出來，所有社會成員，無論直接或間接的迫害者還是冷眼旁觀者（並不確定可否定義為「無辜者」），都要承受苦果——這也許是人類因麻木而要付出的代價。沉重有力的提醒，儘管有些悲觀，卻因有責任感和良知而可貴。
十分值得稱道的，還有片中營造的地理與社會環境的真實感。拍攝地點為距北京開車45分鐘的破落小鎮，有廢棄火車站和紅磚房，工廠，農田，貨車，醜陋的新樓，街上的秧歌大軍，仍籠罩在SARS警惕中的需測體溫的陰暗車站…北方小城的獨特風貌和氣氛，單調，平庸，但對於在此生活過的人來說親切難忘。順姬的房間佈景簡單，幾乎無裝飾，床，風扇，窗簾，清貧，簡潔。長鏡頭中的場面調度精妙，畫面與聲音元素應和，如安哲羅普羅斯電影《流浪藝人》中部分場景。「秧歌」也在《十七歲的單車》中出現，民工貴在鬧市中發現自行車被竊時，與在《芒種》中功用相近，用以做反差、對比，主人公生活跌落谷底時，另一邊在誇張狂歡。喧鬧盛世與被忽視的邊緣群體分割著都市空間，且不平衡。
全片中鏡頭幾乎固定不動，直到結尾，追隨順姬迅速前行，穿過小橋、火車站…視覺和聽覺的懸念攫住觀者。托尼雷恩不無傾慕地描述道，「結局也許會讓法斯賓德嫉妒地從墳墓裏坐起來」。這劇烈的運動鏡頭，可看作順姬悲憤的爆發和無法控制，而導演亦不知女主人公的命運，只知她要離開此地，進入新的寬廣平坦明亮的空間，因這裏充滿創傷經歷和記憶。
《芒種》的視覺風格常被西方影評人稱為「極簡主義」，寧靜中蘊含悲哀，人物情緒壓抑，對白精簡，大量長鏡頭，對白與敍述間長久停頓…也依賴門口、窗戶和電視螢幕取景，以固定鏡頭營造隱約張力，暗示人物成為不幸命運的囚徒。片中亦有突破敍事框架的表現主義場景，如昌鎬和夥伴背誦古詩，妓女對鏡頭表演黃梅戲《女駙馬》片斷、流行歌曲「姐姐妹妹站起來」和滑稽的探戈。色彩簡樸，在自然色彩中凸出出來的是被昌鎬塗成藍色的風箏和公雞。公雞和風箏都失去了主人。
對於影像的敏感和表達的衝動，張律說，「我的優點就是對形象的記憶和影像的記憶，我老是能記住許多影像的東西，但是這個東西時間越久就越是個負擔，裝得太滿了。所以就開始一個一個或者一個片斷、一個段落的拿出來，捆綁起來，拍一個電影。慢慢就卸去自己的負擔吧。」他2000年開始廣泛看電影，借鑒學習其他導演風格，提到塔可夫斯基，尊崇布萊松，也提及候孝賢、蔡明亮、賈樟柯等華語導演。而他的多年好友、韓國導演李滄東（代表作《薄荷糖》、《綠洲》）一直大力支持他的電影理想。
關於導演：
張律，朝鮮族，2000年底開始從事電影行業。2001年，以短片《十一》入圍第58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短片競賽環節。2003年，以作品《唐詩》參加了包括瑞士洛迦諾、北美溫哥華、倫敦以及香港電影節在內的幾大電影節。2005年，以影片《芒種》參加法國坎城 (Cannes)電影節非競賽單元，獲影評人週刊的法國獨立電影發行協會 (ACID) 獎，並獲得韓國釜山電影節設立的惟一競賽單元—「新潮」單元的亞洲最佳新人導演獎和義大利佩紮羅 (pesaro) 電影節新導演單元競賽大獎。2006年獲法國維蘇爾電影節最佳影片「金單車獎」、 比利時布魯日電影節最佳影片獎、瑞士黑色電影節青年評論家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