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計畫》的不可能任務

瞿友寧的《殺人計畫》（2002）一開始，一位年輕女孩走出家門，與正搬家的鄰居打招呼，然後看著貼在牆上的遷移令。整條巷子的兩側都被黃色的封鎖線包圍，上面寫著「施工危險：請勿靠近」，指出這個地方即將要被拆除。故事順著這位女孩珍和她同班同學晴的日漸疏遠的友誼關係發展，同時也講述寶藏巖就此將消失的一個台北故事，即時記錄它的拆毀過程。《殺人計畫》這樣一部電影服膺我所謂城市電影中的「記錄衝動」，亦即企圖透過電影來保存快速變遷的天際線和不斷消失的都市景觀。但在此同時《殺人計畫》也顯示了記錄的侷限：頂多只能記錄部份，證明電影無力將城市的消逝完全視覺化。此外，「記錄衝動」也只是一個掩飾，利用拆毀的場景來避開那些電影無法觸及或是不願觸及的問題。《殺人計畫》說明了要見證都市環境變遷有其極限，影片因此也成為台灣都市電影一項不可能任務的隱喻。

《殺人計畫》記錄了臺北碩果僅存的貧民區：座落於公館的東邊，在新店溪的對岸俯瞰永和的寶藏巖（以鄰近的一座寺廟為名）。和其他多數建築在政府土地上的地區一樣，這地方以老兵居住為主。他們在 1949 年從大陸來台，在沒有任何經濟援助的狀況下被解雇（這裡被稱為眷村，意指軍眷）。直到 1990 年代首府的社區改造變成首要任務前，市政府對這個嚴格來說是違建的建築並不管制。2001 年 12 月 4 日，市政府為了將其改建為一座公園，發佈命令撤離並拆除該地區。第一階段的拆除開始於 2004 年的 4 月，但市政府接著宣佈遺留下來的建築為受保護的古蹟建築（《共生藝棧》），停止了拆除計畫。《殺人計畫》扮演了記錄寶藏巖的功能。電影大部分是在寶藏巖的街道和住宅中拍攝。山坡地形讓攝影機能夠採取各種可能的角度，手持攝影用在巷內的推拉鏡頭，影片還選了一些特別的景點來凸顯河景和橋。影片結尾珍一家人搬出這個地區，而攝影機則停留在家園正被拆毀的居民臉上（由當地居民演出），即時保存了大規模的拆毀影像。除此之外，影片也呈現了拆除過後的情景，一大片荒廢的土地，成堆的瓦礫。影片涵蓋從一開始發布拆除令到真正執行拆遷的整個過程，提供了寶藏巖變化的完整記錄。

然而，《殺人計畫》的動機並非是紀錄片，也不完全是真實生活的呈現。虛構的情節在鏡頭上好看卻是不正確的影像輔助。珍漫遊在被施工帶環繞如圖畫般的巷子中。雖然寶藏巖只有底層部分被列為優先拆除，破壞似乎是全面性的。儘管在拆除行動中還伴隨著對於寶藏巖未來的重新思考、保存和對於其他留下地區重建的計畫（此更新計畫已經由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執行中，由市政府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援）。儘管寶藏巖充滿活力，但是對影片而言這裡只是一個便利的拍攝點。影片只略微觸及居民的不滿和對市府公權力的抗爭，既沒提供居民在寶藏巖落地生根的背景，也完全沒有提及任何進行中的更新計畫結構。除了晴在「打造寶藏巖新願景：台灣第一個藝術家特別公園區」的招牌前出現，寶藏巖這三個字甚至在影片中都沒有出現。大部分的臺北人對於寶藏巖並不熟悉，雖然片中有幾個從計程車內來看這一帶的鏡頭，但卻沒有提供任何有關這個地方的訊息。這些的不正確和省略的部份對於劇情而言並無影響，反而可能更凸顯都市改變的巨大壓力。任何企圖將本片解讀為一部記錄影片，都會是一種誤讀。

在影片裡，對於都市地景改變與台北不穩定空間的不安，主要是透過珍與他好朋友晴之間的不穩定友誼來傳達。片中這兩位學生生變的友誼與寶藏巖即將到來的拆毀之間的關係，在角色扮演大會的片段中突然提到拆毀被點明出來。心煩意亂的珍在會場約定的地點等不到晴，於是在會場中遊蕩。當她在人群中穿梭，她跨過一條高度及腰，延伸整個大廳用來分隔群眾的施工帶。寫著「施工危險，請勿靠近」字樣的這條施工帶的出現十分突兀，因為現場看不到任何施工。然而，這條帶子此時出現正好反映了珍的心理狀態，橫入她眼簾的亮黃帶子如同一個下意識但有力的符號。在珍將與她的朋友分開的時刻，影片開頭出現的影像，又再次地回來糾纏她。珍在友情關係上的不安全感，羼雜了將被驅離寶藏巖而失根的威脅，變得益發嚴重。

施工帶只在珍的視野邊緣出現。不像她先前對於驅逐令仔細觀看，珍快速穿過大部分時間在銀幕上都是模糊的施工帶。她沒有意識到這條帶子與自己不安的源頭。離開會場回到寶藏巖，刻意大步走過被施工帶圍住的巷子，找了一個正巧沒有施工帶子的小巷子裡坐下。就是在這時候，她首次看見她的另一個自我是一個天使。從此，在珍的心裡真實和強烈的幻想之間的界線模糊了，電影也開始陷入目眩的不同視象混亂交錯。施工帶的出現象徵的不是邊界，而是空間地標的消失，珍的世界此時也隨之瓦解。

到了影片尾聲，施工帶所標示的不穩定精神狀況與劇情的不確定，轉成無可否認的殘酷現實。一個長的片段詳細呈現寶藏巖下層的拆除過程，攝影機記錄了居民看著房屋一棟一棟被拆毀時，充滿悲傷的表情。這場戲之後珍和晴有了最後一次的互動，珍幻想自己用剪刀謀殺晴，導致了自己的自殺。珍一家人在戶外整理所有物的鏡頭告訴我們就在珍結束自己生命的同時，等待已久的驅離正進行著。拆毀所帶來令人不安的影響是藉由一個因重機械而懼怕的古怪遊民來傳達。在一個意義深遠的鏡頭裡，他匆忙穿過一個四周都被施工帶圍繞的狹窄巷弄，彷彿被團團困住。隨後，就在珍自殺那場戲之後，他坐在瓦礫堆上。成為一個完全迷惘的景象。由於自殺，珍無須去面對這些畫面。

施工帶就像是無時提醒著一切即將失去，它也點明了珍對於熟悉空間的逐漸消失刻意視而不見。帶子所傳遞的訊息是「失竊」，如同艾德格．艾倫坡（Edgar Allan Poe）的小說〈失竊的信函〉（"The Purloined Letter"）裡，一封疑似遭竊的信，其實內面朝外公開放在明顯處反而能夠被隱藏。片中除了珍第一次看到施工帶之外，帶子上面所印的警示語因為鏡頭狂亂的移動而變得模糊不清。在角色扮演大會上的施工帶也是內面朝外反轉，使得上面的字句更加難以辨識。無所不在的施工帶反而弔詭地成就了它的不可見性。拆毀幾乎不留下任何痕跡；珍因自殺而成為一個特例的見證人，無法作證毀壞曾經發生。任何的拆毀要完全消除一個地方的集體記憶，它必須同時消除曾經有過拆毀的記憶。隨著寶藏巖底層的徹底拆除，施工帶也隨著建築物被移除。當施工帶在建築物上留下它們即將被抹除的記號，它也能夠刻印消失住戶曾經存在的痕跡。然而當《殺人計畫》中的施工帶被呈現為完全不可辨識，影片指出若無地標與社群去緬懷，任何集體記憶都將面臨消失的危機。

有意識且持續的努力方能確保記憶場域不會變成遺忘場域。寶藏巖被拆除的地帶，如今已經草木所覆蓋，市府當局的出版品參與建構了此地歷史的失憶版本。台大城鄉聚集的社運人士發起了不少活動與計畫──包括影片拍攝與表演藝術──來活化其他在地社區的活力，並且保存集體記憶。其中一位學生郭伯修，拍攝了一部記錄老社區與其拆遷的影片。《殺人計畫》多少也同樣希望留下一個記錄，但是影片同時也顯示電影作為歷史見證的侷限性。■

＊本文節錄自柏右銘將發表於《電影欣賞雜誌》的翻譯論文：〈遭竊的施工帶：瞿友寧的《殺人計畫》與台北電影的不可能任務〉。將於九月出刊的《電影欣賞雜誌》第 124 期，其中「學術單元」將收錄「2004 台灣電影國際研討會」精選論文及其他論文多篇，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