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學到的一件事,就是沒有人有答案

疫情下我們怎麼辦影展,訪新加坡國際電影節前藝術總監郭敏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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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5

台灣的防疫警戒,自5月15日雙北升至三級、5月19日三級再擴及全國後,電影院關閉,台北文學.閱影展、金穗獎影展、台北電影節、金馬經典影展等多個影迷引頸期盼的影展,陸續宣布延期。近日則有如新北市紀錄片影展採取線上放映,與平台giloo合作,府中15-新北市紀錄片放映院、中山73影視藝文空間等放映場館,亦走入線上。三級警戒至今一個多月,確診數字呈現下降趨勢,似乎是恢復「常態」的一線曙光。然而當病毒已進入過社區,疫苗覆蓋率尚不足,國際疫情又因新型變種續添變數,下半年究竟如何,可能回到常態嗎?抑或是我們需要去適應的「新常態」?
視角回到去年,新加坡約在三月下、四月初疫情升溫,確診數字一度達單日1400多例1,經兩個月「阻斷措施」(circuit breaker),降到單日100、200多例,七月一度升高,八月中後多控制在單日雙位數,甚至個位數。儘管疫情不像某些重災區那麼可怕,但對於籌備期漫長、要掌握巨量溝通細節的影展工作來說,面對來自版權方、線上平台與政府防疫規定等層出不窮的新難題,仍是十分艱難的任務。在高度不確定性下,新加坡國際電影節於去年底11月26日到12月6日,以實體結合線上的混合方式(hybrid)舉辦,每部影片都至少有一部實體戲院放映。
本期《放映週報》專訪新加坡國際電影節前藝術總監郭敏容(2014-2018台北電影節策展人),分享去年疫情下的辦影展經驗。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然而郭敏容在受訪中反而不斷提到,疫情是全球化的,可是各地反應是很在地化的,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通、可以輕易移植的SOP,新加坡國際電影節的經驗跟該國民情、政府措施密不可分,她所做的更多是提供種種提醒。面對風險難料的未來,就看台灣各影展如何摸索出台灣情境下的應變方案。


1. ‭ ‬補充說明,新加坡的確診案例有很高比例是外籍勞工,這跟當地政府對新加坡人與外籍勞工採取不同隔離標準的爭議政策有關,除了重要行業的健康勞工被移到其他住處,多數外籍勞工被封鎖在無法保持社交距離的擁擠宿舍內,此係染疫比例高的重要原因。參考來源:BBC中文網〈新加坡新冠疫情暴露出的不平等現象〉

新加坡國際電影節的特色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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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觀眾對新加坡國際電影節比較陌生,可否先對影展稍作介紹?世界各地影展有不同定位,有的比較服務產業跟影人,有的比較服務當地觀眾,新加坡國際電影節傾向哪種?

新加坡國際電影節80年代成立,在亞洲影展裡算歷史悠久,今年(2021)是第32屆,中間停辦過。它也是全世界第一個有「亞洲競賽」的影展,挖掘東南亞電影既是目前的重點,也是影展剛開始時就在做的。「東南亞認同」這個議題對於當地還蠻重要的,因為早期策展人的努力,新加坡國際電影節在凝聚東南亞影人上有一定號召力。

總片量通常在一百上下,定位算是一半一半,有一半資源放在Film Academy(電影學院),目標是培育東南亞新導演,活絡產業,我們還有提供東南亞短片跟紀錄片的資金。學院有三個大活動,一是Southeast Asian Film Lab,針對籌備首部長片的導演的工作坊;二是Southeast Asian Producers Network,聚集東南亞製片與相關公私基金、影展資金的論壇;三是針對青少年的Youth Jury & Critics Programme。另一半資源放在觀眾,針對觀眾放映影片,舉辦講座跟論壇。選片著重在亞洲,特別是東南亞。

——影展經費來源?

新加坡的藝文單位跟台灣很不一樣,新加坡社會的捐贈比較普遍,不像台灣企業贊助不多,也常有但書,藝文單位多靠政府補助。新加坡國際電影節作為一個charity(慈善組織),透過基金會、私人捐款、觀眾小額捐款所累積的經費佔比蠻高的,票房相對下沒那麼有決定性。去年因疫情衝擊經濟,大家在捐助上比較吃緊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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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影展是繼續辦下去的保護網
疫情高度不確定下,一週三版應變計畫跟改預算

——你在影展手冊裡的「藝術總監的話」提到,在疫情最嚴峻時,新加坡影展有被問到、你們也自問,取消是否是一個選項,而你們很早就決定要辦下去,不管用什麼形式。大概何時決定要辦下去?

大概四月決定,那段時間有大量事情發生,各國疫情越來越嚴重,各種消息傳來,CPH:DOX(哥本哈根國際紀錄片影展)大概是最早決定取消實體、改作線上的大型影展,SXSW(西南偏南影展)則是整個取消,然後新加坡4月7日開始封城。

決定辦下去,有一部分是理智面,影展畢竟是十一月底,四月就說不辦,未免太早放棄(笑),當時也覺得十一月的狀況會比較好。還有一部分是情感面,我覺得情感面佔蠻大的,也讓這個信念越來越堅持,就是那時起很多藝文活動取消,作為一個大家期待可以從中得到一些舒緩或情感投射的藝文活動,如果沒辦法舉辦,那會是一個蠻大的打擊。

如果到了年底,還是沒辦法讓大家有點什麼可以期待,這是讓人沮喪的。

這個情感面有一部分關於觀眾,觀眾一直被關在家裡,不知何時能出來;也有一部分關於影人,去年很多影展取消,很多影片方跟影人在做決定,不知要接受線上或延遲一年,又有人講延遲一年沒好處,所有影片擠在一起競爭更大,到時也不被認為是新片,會有這類猶豫。我覺得影展的存在也是一個對影人的支持,如果你決定想放映,我們影展會繼續,維持一個平台,讓影片能曝光,讓影人能用影片跟觀眾對話。那時在想的是:影展能帶來什麼影響?如果沒有影展,會有什麼影響?比較是從這方面考慮,沒有想到繼續辦有多困難(笑)。

——面對疫情的高度不確定性,有縮減規模嗎?

去年影展放了70多片,但縮減跟疫情關係較小,主因是影展在轉型。四月本來就在等今年度預算確認,又碰上疫情,防疫要吃掉多少資源,沒人知道。那時首先把握的是,競賽一定要保留,包括「亞洲長片競賽」跟「東南亞短片競賽」這兩個競賽單元,還有「新加坡Panorama」單元,這三個是一定要有的。資源不只關於影片,還有戲院租金。這三個單元確定後,再去看其他單元能有多少片量。當時也不清楚有多少影片願意給我們做線上。所以是用反推的邏輯:先確定哪些一定要保留,再做增加。我們通常會有一個專題,今年取消了,非競賽的觀摩片也比較少,但片量還算有一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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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決定要做線上,如何評估利弊得失?

想的方向比較不是這樣,比較是「無論如何都要辦影展,在這邏輯下不能控制的是戲院會不會開,線上影展等於是一個『安全網』,一直在規劃內」。戲院開開關關這件事,去年世界各地常常發生,新加坡戲院印象中去年開了後沒有再關,只有人數限制,不過戲院開也不代表影展可以辦。將線上影展備著,看何時戲院可以放映,才能確保影展一定會發生。所以當初在談影片時,是先談願不願意做線上,有些願意,有些是沒戲院就不放,以此原則將影片分流,抓出有多少是一定要戲院能放的,再去找戲院。

如果要問戲院跟線上的方案何時確認,其實我們每一個禮拜都在改大概三版的應變計畫,都在改預算。也就是說從三月底、四月初到十一月有多少禮拜,大概就等於有多少版,再乘以二或三。我的印象是到了十月底、十一月初,在影展開始前這麼近的時間點,都還不確定我們的線上影展跟實體影展能不能成。

——你剛才提到戲院開不代表影展可以辦,是因為政府對「節慶」管制更嚴嗎?

是。新加坡的戲院七月就開了,但藝文活動還不准辦。商業戲院放《天能》、《屍速列車:感染半島》,那是商業活動;可是影展、festival這樣的活動,即使行為一樣是坐在戲院看片,但本質被視為節慶。整個過程就是一直跟主管機關開會,細節調整到最後一刻,開幕前幾小時都還在討論。雖然新加坡有很多影展,但新加坡國際電影節是「指標性影展」,防疫檢視更嚴格。還涉及跨多機關溝通,如不同放映場地歸於不同主管機關,有不同防疫要求,像是我們用的商業戲院有一套規則,但我們也有用Asian Film Archive(亞洲電影資料館)的戲院,這就歸於National Library Board(國家圖書館管理局),又有另一套防疫規範一組人管,總之就是非常複雜。過往新加坡國際電影節會使用National Library of Singapore(新加坡國家博物館)的場地,但博物館屬於National Heritage Board(國家文物局)管理,規則又不一樣,最終決定不使用該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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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摸索的線上新基準
新加坡的在地情境:R21分級、防疫規範

——回到線上影展,你們開始規劃時,國際上已經有些可參考對象了嗎?

最開始做線上是CPH:DOX,影展方與平台24小時不眠不休工作,幾天內把影片全數上線,工作量驚人。我想也因為是第一個,大家都很熱血。不過對我來說,在實際執行上沒什麼參考對象,我想不光是我,包括版權方的sales、各影展選片人,大家都在過程中詢問彼此、搜集資訊。比如我在坎城線上市場展的第一天跟幾個片商開會,就發現他們在copy彼此的guildline,例如「線上影展一部影片開放48小時播映」,很快形成一套基準。當我跟下一個片商談時,如果他感覺起來還蠻清楚的,我就會告訴他我會遵守哪些基準,增加信任感。

線上影展不只是影展的線上化,是生出另一個影展,有些思維不能用實體去移植。那是一個大家都在嘗試、才漸漸了解該怎麼做的過程。

我不覺得去年有誰知道怎麼做最好,大家都在各自位置打聽、試探,看什麼是彼此最能接受的狀態。剛剛談的比較是版權方、片商跟我們之間,類似情況也發生在我們跟線上平台之間。有些新的平台也是透過跟我們接觸,了解我們從版權方那裡聽到什麼要求,平台再去跟自己的技術團隊談,不斷交流修正,我再回去跟片商確認,這樣會讓你比較放心一點嗎?

這裡說的放心,片商最在意的就是影片外流。因為片商是影片方跟影展中間的agent,要跟製片和導演承諾,給這個影展放線上是安全的。如果外流,片商很難做人。有些吃過虧,就說無論如何不給線上。有些片商你知道他希望有機會就放,畢竟去年很多片沒地方可去。那他就會回來說,你要說服我,我才有辦法跟製片談這是安全的。

去年談下來在線上部分,感觸比較深的是「首映權」,尤其是短片。去年初有些短片的線上放映,影展開全球都可觀賞,沒有geo-blocking(地域限制)。有一部片我蠻早就注意到了,也有意邀請,可是那部片世界首映的影展改線上後開了全球,如果這時影展還堅持首映,會有很多影片disqualified(取消資格)。所以去年影展手冊有補充一行字,一般來講電影節會要求選入影片至少是新加坡首映,但去年沒有因為線上開全球而讓有些影片disqualified。回到去年情境,很多影展不斷取消或延期後取消,這時有個不錯的影展願意辦,聽到要做全球放映,很多導演我想當下也沒那麼快掌握這是怎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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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聊的是轉線上後跟版權方、片商的互動,那找線上平台的部分?

我們大概所有國際平台都有談,最後為什麼在Shaw(邵氏)跟The Projector這兩個新加坡戲院發展出來的平台做選擇(最後只有跟The Projector合作),這兩個新加坡戲院發展出來的平台,背後有不同因素。但我要先講的是,這是一個每週都在改應變計畫跟預算的狀態,只是最後結果落在這裡。選擇他們其中一個因素是新加坡的分級,新加坡有一個級數是R21,要求線上收看得輸入一組四位數字密碼,證明你是21歲以上。這技術一開始大家都沒有,但新加坡業者一定要面對,有些非新加坡業者就明白拒絕,去年線上影展生意很多,雖然他們會想跟新加坡國際電影節合作,但還要費工設計,讓他們做了取捨。

另外若不是用本地平台,影展還要申請一張線上平台執照,對我們也是壓力。還有時差問題,找本地業者比較方便,他們也瞭解我們會碰到的狀況。這兩家不只做戲院,本身也有進影片,許多國際片商或製片也認識,信任度蠻高的。

——你們除了影片放映改線上外,競賽評審2以及產業相關活動也改線上。

對,我們很多產業活動、工作坊都改線上,不過這部分影響比較小。關於找外國影人入境,我們無法預期十一月底狀況,但逐月看下來就知道,能飛進來的人不多。所以那時抓的是,如果有人能飛進來,先讓評審飛。可是後來也知道,飛進來風險太高,就用線上取代。

去年鹿特丹影展有找我跟其他選片人做一場線上討論,有談到「評審要不要在戲院看片」,這件事可成可不成,很看當地狀況。以歐洲來說,他們在思考移動比較以歐盟作考量,歐盟各國較少鎖國界。像台灣或新加坡,就得是當地居民、有長期居留證、永久工作證才能進來。我的所在地區就是很難讓外國評審進來,就算進來,還要花14天隔離,入境前行程要先呈報,入境後隔離完需要安裝新加坡的Trace Together手機App,接受政府追蹤足跡。去年在不同文化區域對隱私權有不同想法和討論,對非亞洲區的評審來說,也可能有所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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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這個混合影展,有什麼讓你印象很深刻的事可以分享嗎?

可以談一下戲院QA這件事。主管機關原則上不希望有長時間的講話,以減少飛沫傳染,但執行細則各家戲院不盡相同。討論很久,最後我們影展辦公室統一決定,影人開演前可以上台介紹,但不做QA。每家戲院可以上台的人數不同,有的可以容許兩人,不過要隔非常遠,剛好有一場放映,那家戲院就是規定,廳內同一時間內只有一個人能拿麥克風,可是作為影展方,我一定要出來做介紹,不希望讓導演自己走上台,而我唯一能夠介紹他的方法就是:我要一腳站在門外,歪著身體進來,讓觀眾可以看到是誰在講話,再把導演介紹到台前。

拍背板照也是走灰色地帶,照規定不能有,有照片就坐實群聚。我們有點像是「正好經過了背板」,「正好有攝影師把你們三四五個人拍下來」,那是一個大家彼此說得過去的方式,後來有放寬一點,但我們也是討論了非常非常久。

 


2. ‭ ‬亞洲長片競賽的評審有:葡萄牙導演João Pedro Rodrigues、法籍剪輯師Mary Stephen、印尼導演Mouly Surya、菲律賓導演John Torres。東南亞短片競賽的評審有:新加坡藝術家何子彥、泰國導演Nawapol Thamrongrattanarit、台灣影視聽中心執行長王君琦。

先把握好讓觀眾不要有太多困惑
線上對影展生態帶來的不可逆影響

——線上影展的票房效益如何?

今年初,新加坡一些有放電影的藝文單位聚在一起聊,剛好聊到線上放映。就發現剛封城時,大家很熱烈參與線上活動,六月底、七月初解封後,大家比較可以出來,大概八、九月起,你可以感覺到大家對於在線上的事是煩的,大家想出門,無關要不要去戲院看片或看影展,就是不想待在家裡。新加坡就這麼小,有長假就會飛出國,一整年都不能飛出去,還要待在家裡,真的太悶了。當時有評估大家對線上的興趣在減少,效益沒有預期中理想,但跟其他新加坡的線上放映比,我們還是最好的。

不過也有收到來信,有觀眾要照顧長者或小孩,線上對他來說是安全又能看比較多片的管道。我們還有發現一件事,有觀眾看完實體想重溫,會再買一次線上的票。今年跟sales、戲院或其他影展聊時,有些影展就有考慮把線上移到實體的後端,等於實體當口碑場,過一陣子再辦線上。

各地的反應都是很在地化的,當然我知道有些線上影展反應非常好,比如在美國,地處偏遠的日舞影展有了線上,就能觸及到以往想看卻看不到的族群。不過新加坡就這麼小,沒有什麼到不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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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改線上,勢必會有一些屬於實體的溫度或儀式感消失,本來想問有思考某些修補方案嗎?或利用線上探索某些可能性?但聽起來你們已經忙翻了。

比較實際來講,沒有機會想到那一塊。一者是狀況很多,沒有餘力。還有一件事要想清楚,線上看片對觀眾來說是要花時間適應的,光要溝通放映資訊、QA跟講座怎麼舉辦,資訊量是很大的。台灣觀眾很喜歡互動,但我會覺得先不要想太多活動,先把握好能讓大家不要有太多困惑。台灣比較大的影展,我想人力比較充足,不會有我去年的狀況3,但太複雜的話,觀眾有沒有辦法接收到也是一個問題。想想以前光是怎麼用ibon買票,各影展花了多少時間,才跟觀眾建立起默契,線上等於從頭開始。

——你之前在台灣影展圈工作多年,對於台灣有意做線上或混合的影展,有何建議?

及早準備(笑)。我想講的是接著要面對的,不只是關於線上或混合影展這件事,而是疫情不會在哪一天就突然結束,你需要非常堅強去不斷面對改變跟挫折,不管是面對觀眾、片商或各個你要合作的人,都要花很多時間溝通。

還有一點我想說的是,疫情真的讓非常多感受很在地化。比方說,我對於坎城影展最近說大家一起來海灘見面吧,很不以為然,那是一種不知其他地方疾苦的傲慢,我當然了解法國內部需要讓經濟活動重新活絡起來,但這跟影展所謂要選各個國家區域不同影片背後的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我也發現疫情期間,大家常把自己的經驗以為是別人的經驗,比如我跟你講的時候也突然會覺得,我講的是新加坡經驗,台灣未必會被盯成這樣。所以我的經驗對於台灣來講會是什麼,我想不同影展會有不同回饋。我去年學到的一件事,就是其實沒有人有答案,沒有人知道自己在面對什麼,大家都在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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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看待疫情對「影展生態」帶來的衝擊,有什麼是你認為不可逆的?

我覺得是市場這塊,我不是說實體市場展會消失,而是會有改變。線上會議不會取代實體,可是相對來講,大家發現線上有好處,可以留著,能讓可邀請的人變廣。不過在線上談,不管是工作坊、提案或市場展,都會變得有些任務導向,缺少進一步交流。

在這種情況下,剛起步的新人損失最大,這行很靠經驗和人際連結,不管你是做影展或拍片,很需要身教。

還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我聽我們亞洲長片競賽單元的評審John Torres說,菲律賓封城很嚴格,他們疫情也很嚴重,他要在線上用Zoom教拍片。Zoom的會議功能是你講話你的畫面會浮出來,他用這個發展出一套用Zoom拍片的方法,我那時聽到就跟他說,你真的是導演魂(笑)。

——作為一個影展策展人/影迷,辦過這次線上影展,對「線上影展」有什麼想法嗎?

線上影展是一個可以擴及更廣觀眾群的方法。我可以了解,熱衷戲院看片儀式感的人,覺得線上影展不理想。老實說真的不理想。但如果你去想,對於過往不那麼熟悉這個環境的人,現在只要在家裡電腦就能看到影展,你可以接觸到更多觀眾,在拓展觀眾上,線上不是壞事。不過線上影展在疫情結束後會不會繼續,很看當地狀態。這些因線上而參與的觀眾,往後能不能拉到實體戲院,恢復正常影展後能不能吸引進來,那也是另一件要面對的事。

 


3. ‭ 被問到人力問題時,郭敏容表示,這是一個在影展開始前一個月都還不到十人的小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