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TIDF】現實與銀幕之間的張力
編按：《理大圍城》即將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作為開幕片放映。這部關於2019年反送中運動最慘烈一役的紀錄片，早在去年一月即世界首映，然而隨著時局持續惡化，如今再以「開幕」強調，其所意味的「被看見」、「被記住」、「被討論」、甚或「被定調為時代命題」之意義，或許已非單一影片內容所能衡量，指向的也是銀幕之外的巨大現實。
本期「放映頭條」請到香港電影文字工作者何阿嵐，以《理大圍城》在今年三月遭遇的商業放映阻礙為引，梳理港版國安法（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施行下的當前狀況——國安法僭建在現有香港法律之上，訂出「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這四項危害國家安全的重大罪名，可是針對個別行為是否觸法，未有判例可循，更在香港左派媒體（香港的左派意指立場親共，或中共及其下分支）點名批鬥下，讓人人自危、不知紅線在哪，表達自由急遽緊縮。
在跟作者交流意見的過程裡，作者提到「一千零一夜」。如果在阿拉伯故事的版本裡，少女必須以動聽故事吸引國王，讓國王不忍殺她，允許她繼續講下一夜的故事；那在香港現實的版本裡，我們恐怕無法期待國王的垂憐，只能寄望願意說故事的人，在還能說出來之前繼續說下去，無論是以電影、文字、任何形式。香港，這座與台灣命運緊連的大國邊緣之隅、曾經娛樂無數台灣影迷的電影王國；他們的故事，需要繼續被說下去。
只能做愛黨愛國好孩子？
香港藝文界正面臨一陣文革風。
香港文化藝術界在三月份受到左派報章連番攻擊，這些媒體針對將在商業戲院上映的《理大圍城》（2020）的部分批評，間接令電影無法如期放映。但這已經不只是一部電影上不上映的問題，亦不是官員口中的港版國安法「只影響一小撮人」，如此國安法陰影籠罩下的新常態，令本已不穩有限的藝術創作空間更顯收緊。
先說事情後續，延續《理大圍城》一事，左派報章與號稱愛國的建制派議員乘勝追擊，將戰線擴張到接受政府資助的藝文團體，和半官方機構的西九文娛藝術區（下稱M+），被點名的藝術團體負責人，遭指責曾說過不愛國言論，而M+則因部份收藏品被指侮辱國家，由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出面解釋，並強調如藏品被裁定違反國安法，會全力配合，依法處理。
但從沒有人知道，究竟怎樣為之叫做「犯法」，亦不知過去的言論、作品會不會成為將來指證時的根據？於是人人要為自己行為做出自我審查。當政治意識大於市場和藝術價值，愛國成了衡量唯一標準，對未來香港電影製作——不論是商業還是獨立，會帶來甚麼影響？
其實，商業製作早已回避直接描寫香港近年現實，獨立製作和紀錄片近年成為創作者的表達逃生門。然而，自2020年6月30日起施行港版國安法以來，對電影放映已有明顯影響。如《理大圍城》在電影放映前必須加上警告字眼，有電影因怕觸犯國安法要被刪減內容，有電影製作人怕影響人身安全，工作人員名單不能以真名示人。
過去撰寫《理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的訪談時，曾指出電影面對的現時遭遇，反映了香港政治和藝術空間環境，成為判斷香港眼前局勢的其中一個指標，而且「⋯⋯電影要有放映機會，都需要配合政治審查。執導兩部紀錄片的導演們需要考量的事，已經超出了正常電影導演所能承受的。對當下時局的焦慮也影響對電影剪裁時的思考。」
壞消息一浪接一浪，新規定接踵而來，無法預測的條件令香港電影創作變得綁手綁腳，變幻莫測的政治形勢入侵日常。
左報、禁映、扣帽子
2021年3月15日，原定於港島區西環，在新開幕不久的高先戲院上映《理大圍城》。這場放映隸屬於「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得獎電影巡禮」，就在放映前三小時，主辦方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和高先戲院，在社交平台上宣告無法放映，他們的解釋是「有感於本片的放映事宜近日受到過度關注，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理大圍城》極受矚目，2020年在灣仔藝術中心上映以來就是一票難求。自商業戲院上映消息公開後，網路上要求加場聲音不斷，有觀眾在開售當天早上排隊購買，門票於十分鐘內賣光。觀眾對這部片的渴求，還可從取消放映後的反應略知一二，有網民在連登討論區要求串流平台購入，貼文一出超過三千多人讚好。但正如負責發行《理大圍城》、被左派報章定名為「黑暴製片機構」的影意志早已指出，不想給人「是自己步向地下」的感覺，現階段並不會安排任何形式網上放映。
事情源於左派報章在3月11日的一篇報導，文中直指電影涉及煽動對抗警方與政府，有違反《電影檢查條例》及香港國安法的明顯嫌疑，理應禁映。在更早之前，當《理大圍城》在一月獲得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選為「2020年度最佳電影」時，左報已表達不滿。
這些左派報章上面撰寫文章的寫手們，由其文章來看顯然未看電影的情況下，就指控電影為「散播仇視國家情緒」，非常露骨地扣上「亂港黑暴」、「反中亂港勢力」，「鼓吹違法行為」之說更延伸到負責發行該片的影意志，以及一系列受政府資助的藝術團體上。對於這類未看先審之論，理應拒之不理，但近年在政治、法律，教育的領域上，左派報章言論的批鬥、帶風向不容小覷，實有危害被批評者職位的力量。
回頭來看，問題是：為何被指控為違法行為？在無罪假定的情況下，法庭未有判例，不可能作出指控。左派報章一直喜愛如此，要將「政治凌駕藝術」，試問一部電影放映，可以背上分裂、仇恨國家如斯大罪之名，究竟這是對觀眾有多不尊重下產生的判斷？
兩日後，即3月17日，連原定在香港藝術中心和壽臣劇院安排的場次也因而取消，至今我們依然不知道為何要下檔。
審查、放映、三級片
由一群不具名的香港紀錄片工作者製作的《理大圍城》，記錄了2019年十一月發生在理工大學的抗爭行動。
打從這一年七月起，運動事態升級，亦形成了新的抗爭形式：除了以往的大型集會、遊行外，勇武派抗爭者開始以更激烈手段在前線行動，每日都有新形勢發生，網上開始傳出連串失蹤及離奇死亡事件。十一月初，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因不明原因墮樓，「黎明行動」於雙十一發起，原意在堵塞主要交通幹道，號召市民參與罷工罷課罷市的「三罷」。
其中一場激烈衝突發生在香港中文大學，警方以學校有危險物品為由，強攻入校，在中大二號橋與抗爭者發生激烈攻防戰，眼見中大慘況，大批市民自發參與救援。此時，部份勇武派亦據守不同大專院校，浸會大學、城市大學及香港大學都有抗爭者與警察對峙，理工大學因毗鄰香港其中一個重要的交通點——紅磡海底隧道，抗爭者一度令隧道無法運作。
一開始，所有人焦點集中在中大，及至抗爭者解圍成功，警察立即部署人力包圍理大，勇武派再號召參與守護校園，發生了更慘烈的「理大圍城」事件。《理大圍城》就在這背景下誕生。整個事件有十多天，但紀錄片觸及的時間段其實不長，主要是11月16日至18日，三天內的校園內示威者面對包圍的恐懼和不安。
電影完成於事件發生兩個月後的2020年一月，連同提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佔領立法會》，在疫情尚未衝擊香港、讓戲院暫時關門之前，一起在影意志策劃的「香港獨立電影節」亮相。兩部電影公開以來，一直都非常小心處理放映，電影公開起初三個月，導演們沒有參與任何映後座談，亦沒有接受採訪。
在香港， 一部電影在戲院上映，首先要領取俗稱「電檢紙」的電影放映許可證，無論商業上映或電影節上映皆然。2020年九月，疫情略放鬆下，戲院重開，影意志著手為電影申請永久放映證時才出現問題。雖未要求刪減影片內容，但這是電檢處首次下令，一部電影要加上警告字句才發送放映許可。儘管導演和主辦方不服《理大圍城》與《佔領立法會》被強制加入不屬於自己想法的警語：「當中有部分描述或行為，根據現行法例可能會構成刑事罪行」，但為了如期上映仍配合，並補上「以下為電檢處要求之告示！！」來表明非自身立場。
電檢處不滿，指不能指明由他們要求，最後更在電影上映前兩小時才傳來放映許可。影意志在當晚於臉書專頁公佈事件來龍去脈，引起一片嘩然。過程中有很多令人不解的地方：加上警告字句的理據和準則在哪裡？電檢處有權力指責片中人嗎？影片為何由IIB級（建議15歲以上人士觀看，類似台灣輔導級）改為III級（只准18歲或以上人士觀看，類似台灣限制級）？
就在發出III級告示後二十八小時，電檢處透過回應傳媒詢問時才指出，電影中有細緻記錄嚴重犯罪行為，甚至有青少年使用具殺傷力武器的鏡頭才修定為III級，但有關為何要加上警告字句這一點，至今並沒有回覆。
回顧香港電影審查，過去亦有電影因政治因素而被禁映或需要修改。港英時期的最佳例子，是唐書璇1974年於台灣攝製的《再見中國》、白景瑞1981年的《皇天后土》，都曾以「影響鄰近地區友好關係」為由被禁映，前者因直面描寫幾位年輕人因文革逃離中國，到八〇年代才可公映，後者在香港上映沒幾天後，立即被禁。所謂鄰近地區，指的自然是共產中國。亦有像徐克執導的《第一類型危險》（1980），在電檢後應當局指引，將原有的放置炸彈或爆炸場面刪減、補拍以及配音後放准上映。
不過，自從1988年十一月實施分級制度後，表面上就再沒有因政治因素而有禁映或修改的情況。電檢近年較具爭議的地方，都涉及暴力和色情。舉另一例，2009年美國導演昆頓塔倫天奴（Quentin Tarantino）執導的《希魔撞正殺人狂》（Inglourious Basterds，台譯片名「惡棍特工」）在港上映時，發行商因應被評為III級，刪剪約兩秒畫面，電檢再審後修改為IIB級，發行商亦同時發行兩個評級版本，平息觀眾對刪減版的不滿足。
官方機構針對《理大圍城》與《佔領立法會》要求的告示，與其說是根據國安法，有收緊表達自由之嚴重性，不如說是一份免責聲明，規避自身遭到任何政治上的責難。電影亦因署方的不合理要求，加入警告字句，早就開出極壞先例。電檢處沒有收回放映許可，行政部門沒有作出任何干預，不必揹查禁影片的惡名，免成眾矢之的。整個發行映演的技術面上，是戲院和發行／主辦方之間的事，香港戲院約自《十年》起對政治爭議影片敬謝不敏，即使電影有熱度也不願放映，明顯是違反商業邏輯的反常舉動，仍對外宣稱是「商業決定」；由此來看，客觀效果上，己達到電影無法在一般商業／藝術戲院上公映。
越權的審查與所謂的商業理由
發生在《理大圍城》身上的事並非孤例，金馬獎最佳短片《夜更》放映時，同樣被迫加上警告字眼，曾在台灣放映的《刑·暴·誌—記抗爭者》（2020）電檢時還出現越權行為。
這部關於中國酷刑的紀錄短片，採訪了幾位中國及香港抗爭者談所受酷刑，片中也有重現酷刑的場面。今年二月中，製作方公佈消息，電檢除了要求在影片開場加入告示外，更以明顯欠缺憑據的不實指控，稱影片內容相當可能構成《刑事罪行條例》的煽動罪為由，要求刪剪他們認為「不實指控」的片段。
《電影檢查條例》第10(2)條訂明，檢查員只可考慮影片內容有否暴力、色情、粗言穢語、黑社會描繪等等，或有否因「膚色、種族、宗教信仰、民族來源、原屬國籍或性別」而侮辱某類人士，提出刪剪甚至禁映的決定。
根據一位前電檢處審查員的說法，比如「破壞本港與其他地區間的友好關係」的條文，早於九〇年代已從條例及指引中刪去，所以片中描述共產黨為「敵人」或片中怒罵警察的片段，不應構成需要刪剪的理由。電檢監督也無權考慮一部電影有否侵犯《電影檢查條例》以外的條例，只能出信予影片送呈人提示，讓他們自行決定是否公開放映或刪剪再行送檢。
有更多社運紀錄片不再以傳統方式放映，網路和秘密放映成了接觸觀眾的主要管道。要像疫情前，可以在街頭放映看到《十年》（2015）、《亂世備忘》（2016）和《地厚天高》（2017）似乎變得不可能，如今在戶外放映這些片，是不是也會犯上國安法的罪名？就算國安法沒有「立法」，都被商業電影院以「商業原因」為由拒放，事實上，這些涉及政治事件題材的電影一直都有需求，從藝術中心或社區放映的反應來看，也有不錯回響。
如果說電影媒介對社會產生的意義，除了提供娛樂、也應反應時代的話，曾經九〇年代的香港電影還可以拿政治人物、事件當故事，甚至開玩笑，如今這種情況早不復見，電視與主流電影製作不願處理的現實問題，獨立電影似乎猶可彌補空缺。
此一即時效果是可見的。多次在《理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放映現場，看到觀眾因為紀錄片導演們拍下示威現場的影像而感觸落淚，有年長觀眾說要多謝導演們而親身擁抱，有年輕人看完電影、表達不滿後憤而離場，有中年觀眾未必認同片中人做法，但會詳細詢問如何可以幫助被捕的人。電影院不只是一個看到另一個真相的地方，也成為觀眾面對現實無力感的感情出口，讓溫層之間並不孤獨。
觀眾對此也不是完全被動，反送中運動造就出「黃色經濟圈」行動，用意是支持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食店、商人，令他們在抗爭運動期間損失減低。黃色經濟圈的概念，也放在支持政治立場相近的電影人上，曾在台灣上映的《幻愛》（2019），因導演周冠威曾執導《十年》最後的短片《自焚者》，獲眾多網民力挺，成為全年香港票房第二高的華語電影。
從市場主導走到愛國為先
作為評論者，對眼前的電影環境並不樂觀，國安法僭建於任何香港法例之上，沒有先例，影響力又非常廣泛，從電影以外的其他範圍更見明顯。政治界對異見人士多加打壓，教育界要以愛國教育為先，香港唯一的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RTHK）在新處長上台後，在沒有充分理據下，以不持平和不客觀為由，突然抽起《鏗鏘集》、《香港故事》、《議事論事》等節目，一再表明官方對異議採完全排擠立場。
國安法實施後，電影業界不是沒有回應，曾參演多部周星馳電影，現為香港電影總工會理事長的田啟文， 接受香港電台「視點31」節目訪問時，就談到法例規定不清晰的顧慮，「要去拍一個人在街上示威，（那人）大叫『光復XX、時代XX』，然後他就被捉走了，如果拍電影時因為不清楚的法例，令我犯重罪，（還是）國安法，這些事令我非常擔心！」（原句：「我而家去拍一個人喺街上示威，大嗌『光復乜、時代乜』，然後就俾人拉喇！如果我拍戲因為呢種唔清晰，而令到我犯重罪，國安法喎，呢啲我哋咪好擔心囉！」）
在《放映週報》這個平台談論電影以外的事可能不太合適，但一部電影的公開放映與否，相對如今香港情況，顯得微不足道。例如「手足」們的處境恐怕更值得關心，在《理大圍城》末段，紀錄片工作者們拍下一群受困理大校園後得以離開的學生，他們能夠離開，除了一大群中學校長居中協助外，也是因為警方承諾18歲以下人士，只要自願登記身份，即可不被起訴；然而早前有新聞傳出，警察擬控告登記人士，秋後算賬，永不落空。
不由得想起《3cm》（2019）尾聲攝影機記錄下來之事，作為現在了解香港的另一註腳：一群罕見疾病家屬在政府門外示威抗議。同樣的場合，卻被刺耳又難聽的政治意識形態主導，令創作者動彈不得，甚至滅聲，要讓人看不到、聽不見。
過度的恐懼和不安感會持續到何時，經過2019年的抗爭後，要如何面對更嚴苛的未來政治環境，這是還願意留下來的香港人，要面對的一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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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何阿嵐
以電影營生。現正進行重訪70年代雙周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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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689期【電影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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