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這的確是我特別感興趣的類型，可是在台灣這個資金的環境底下，這個夢是很遙遠的。所以我們最近會有一些「輕科幻」的東西，裡面稍微有一點科幻，但是實際上還是以故事與角色為重點。我會有期待，但是並沒有抱持夢想。應該是說我對題材的選擇並沒有這麼限制，我在挑題材的時候，反而是故事的突破性跟角色，對我來講是兩個比較大的決定重點。

我講一個比較有趣的事，我拍完《神的孩子》，開始有人找我拍《神選者》，比較科幻的題材。我拍完《阿嬤的夢中情人》，找我拍的都是愛情或喜劇。我拍完《麻醉風暴》，就開始有很多醫療題材找上我，神經外科、器官移植⋯⋯。以這樣看來，我對題材是沒有特別一定要什麼的。但是我比較喜歡的是寓言性的故事，比較單純，有一個核心的事情想要講。當然以我過去做的作品來講，還是以商業娛樂為主，所以比較大的挑戰還是在技術的提升，跟每一次我們在選角上面可以做到更多的突破，每一次來的演員都是一個新的挑戰。

蕭：我做的第一個功課，是把意識上傳這個概念先搞清楚，就是「硬科技」部分，研究這個科技目前的發展。後來知道有一些實驗，包括老鼠的實驗，將記憶轉換成編碼，傳到另外一隻老鼠，這個記憶的複製是有的，老鼠可以走同樣一個迷宮，但是記憶跟意識還是有一點落差。改編前我的態度是，我必須先說服觀眾，這個實驗的必要是什麼，假設這個實驗是可行的，那他們為什麼要用這個方式來辦案。

一開始的著力點是怎麼說服觀眾，為什麼要用這個方式來查案。然後我們再進行編劇的工作，我重新寫分場，問子詠原本故事你想表達的東西。最大程度保留下來的，是他原本故事裡面有講的那種邊緣的，比較被歧視的，可能我們會覺得那是怪物、思維異於常人的族群，這個我就保留在故事裡。我大概是從這個概念出發，把故事結合兒童失蹤案，再回給秉聿做編寫。然後我會當第一個觀眾，我不是用藝術片的角度來看這部片，我們在編劇時確實是想要用一個觀眾比較容易閱讀的敘事邏輯去寫。

蕭：你能看到這個，我覺得滿高興的。我是刻意把它藏的很薄。每次社會發生什麼兇殺案，報紙的觀點都很不同，到底該死還是不該死，每個人說話的態度都滿主觀，好像沒有討論的空間。但我又不想這麼直接告訴觀眾，應該是用什麼樣的態度去看這件事，所以裡面放置了幾個東西，像是你講的已經被判死刑的植物人，卻被拿來當作偵查的道具，還把人格放到他的腦子裡，這個行為到底是我們有沒有尊重這個人。可能我們不把它稱為死人，而是植物人。兇手在這個過程裡犯下了兒童虐殺案，在我們社會上看來是最不能包容的犯罪事件，但是同樣的在這個怪物的身體裡，卻又自認為自己是善良的角色，可是對於他的家庭來講，他犯了一個很大的錯，他失手殺了自己的小孩的母親。這個能不能被原諒？

他知道自己的病之後，良心已經恢復了，但是體內仍然存在邪惡。這樣的判斷我是交給觀眾的。其實警察的角色很重要，雖然有一些刪減，之所以設定他這麼兇惡、殘忍，我自己在設定的時候在想善跟惡、犯罪的人該不該死，我們有很多討論不完的爭議，他是一個負責去執行這件事的人，他幫我們解決灰色地帶。

簡單來講，就是他的工作，所以他背負了一個心理壓力，他幫大家執行正義的抉擇。所以我在設計這個警察時，把我們可能不想承擔的壓力丟給他，在具體呈現上，他不像我們一般看到的警察，甚至像個反派一樣。但是我不太想直接跟觀眾說你應該怎麼選擇，所以後面做了一個比較開放的結局，每個觀眾看到的結局都不太一樣。我想讓觀眾去判斷，你認為你心目中的正義是什麼樣的樣貌。

我們那個年代的電影教育是從法國新浪潮、義大利新寫實開始，然後到台灣新浪潮。大家在選擇電影題材時，會有一個目標是希望不只是娛樂，在我們講述這個故事時，我們是同時在面對當下的環境和過去的歷史。你會有所反映，所以你先把這個故事寫出來，商業娛樂有時只是服務觀眾，因為我受過這些電影教育的薰陶，我會想要把這兩個東西給結合。我會把我的觀點藏在娛樂的下一層，可能觀眾看完回去會有多一點點思考。這些觀點或許不會是我的第一順位，但是會被我藏在故事裡。

蕭：我從《麻醉風暴》後開始，滿相信顛覆演員這件事，跟我想要顛覆題材是一樣的。我拍這個類型，可能再抓另一個元素進來，讓它翻轉。我拍《麻醉》，我選黃健瑋當主角、吳慷仁當配角，這對投資人來講是一個很詭異的選擇。我開始理解顛覆演員過去的表演經驗，對我來講是一個滿有興奮感的事。這會讓演員有一個不安全感，在那種不安全感的表演之下，我覺得化學反應跟他們對角色理解的狀態會很不同。我是抱持第三者的態度，看著他們在變化，這是我現在拍電影比較大的動力，顛覆演員，顛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