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不是「底層人物」，我非常尊敬他們
2019年，一部此前未受廣泛矚目的紀錄片，獲得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並且與蔡明亮《你的臉》各獲評審支持，激烈競爭下，最終以一票之遙未能掄元。2020年，這部片一舉榮獲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最佳剪輯雙項榮耀。它的名字叫《阿紫》，這同時也是紀錄片的女主人翁的名字。阿紫來自越南，為了改善家計，遠嫁雲林海口。她與罹患小兒麻痺的丈夫阿龍育有兩個孩子，日常生活就是務農採蚵、照顧孩子、與同鄉聊天。她壓根兒也沒有想到，一個定居美國東岸的台灣導演，會對她如此平凡的生活這麼好奇。
導演吳郁瑩在台灣是企管系畢業，與電影八竿子碰不上邊，即便她現在已經成了一名獲金獎加持的紀錄片工作者，仍說自己不是看很多電影、紀錄片的人，反而更喜歡讀小說、文學，也受更大影響。作為一個始終對說故事感興趣的讀者與觀眾，吳郁瑩在美國就讀研究所時選了媒體藝術，後來進入美國紀錄片導演David Sutherland的工作室做剪輯，在這位恩師的啟蒙下，開始進入紀錄片的世界，後來還擔任共同製片、共同導演。吳郁瑩表示，小說對她而言最迷人的是對細節的描繪，她是在接觸David Sutherland之後，發覺他對聲音設計等部門的重視，才意會到原來電影也能傳達如同文學質感的細節。
「比較沒有人去看見的角落」
談起為何大費周章回台拍攝，吳郁瑩提到了她參與的第一部紀錄片，在美國公共電視PBS「Frontline」節目播映的六小時紀錄片《Country Boys》（2006），由David Sutherland執導，聚焦於在美國當地鮮為人知的肯塔基州鄉村少年的故事。如果要做一部自己的作品，她知道一定要回台灣，本身就對社會邊緣尤其關注的她，也想在台灣找到「比較沒有人去看見的角落的故事」。吳郁瑩的故鄉在嘉義，她把目標鎖定在嘉義與鄰近的雲林，鑑於在此能凸顯台灣的城鄉差距，也能趁機多陪陪家人。
最終，《阿紫》聚焦於雲林的新住民題材。其實，她在2013年初步調查時，一開始有興趣的是單親爸爸，而非新住民女性。雲林是全台唯一有單親爸爸協會的縣市，因為比例實在太高了。可是經過實地了解後，發現這些家庭多有新住民背景因而轉向。
雖然新住民是一個很強的議題，但吳郁瑩很清楚，自己對人的好奇更甚議題。問起初遇阿紫的情境，是什麼勾起對這個人的好奇，吳郁瑩說純屬偶然，她在台西一間新住民開設的美甲店，看見阿紫剛忙完蚵田工作，騎著機車來找朋友串門子，不是做指甲，就是聊天。那時是夏天，阿紫早上四五點出門，過來時大約下午三四點，笑笑的，精神奕奕。她問阿紫：「工作累不累？」，阿紫簡要回應：「不累，我喜歡我的工作。」讓她立刻留下了深刻印象。
更讓吳郁瑩感到特殊的，是她實際拜訪阿紫家時，阿紫的丈夫阿龍並無戒心，反而是客氣地對她說：「該有人去看看像阿紫這樣越南過來的女孩的生活。」
並非「我們想像中的愛情」
作為一個自「單親爸爸」一路調查延伸而來的拍攝計畫，吳郁瑩說自己沒有預設任何立場，也沒有預想這個故事的走向、要怎麼收尾，但她坦言最初提案時，有想過阿紫最後離開阿龍的可能性。如片中所述，阿紫和阿龍偶有衝突，電影也始終存在著「阿紫會不會回了越南就從此不回來」的懸念。不過隨著拍攝進行，觀察漸深，她就明白阿紫是不會離開的，因此拍攝期間觀察到他們關係有轉變時，就知道可以收了。
阿紫和阿龍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他們之間存在的是愛情嗎？是什麼讓導演漸漸認定阿紫不會離開阿龍呢？
阿紫在片中說，她在前往台灣之前也有男友。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聽從媒妁之言出嫁，遠渡重洋來到異國，對她而言勢必是一大衝擊。不過導演提醒，包括她自己的長輩以及許多早期台灣人，不也都是透過類似相親的模式成婚嗎？這些新住民的處境，與早期台灣女性的遭遇相仿。吳郁瑩不認為兩人之間不存在愛情，她認為只是那個愛情，並非「我們想像中的愛情」。
「什麼是愛？他們的愛情一定是跟二十幾歲的愛情、或者十幾歲的愛情、或者發生在台北市的愛情是不一樣的。那你說那是不是愛？對我來說，是。」吳郁瑩接著說：「愛情只有一種定義嗎？不是啊。必須說他們兩個人之間互相理解對方的力量，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強大的，因為力量是要很強的時候，爆發出來，吵架的力量才會這麼強。那是因為他們希望對方有更多東西給他，是真的有很強的連結，才會要對方給他更多，所以對我來說那個就是一種愛。」
不是新住民「代表」，不是「底層人物」
吳郁瑩直言，她不想說《阿紫》是一個能夠「代表」台灣新住民的紀錄片，她深怕作品被貼上這樣的標籤。更根本地說，她也不覺得「有任何一部紀錄片可以做到這樣子（的代表性）」。每一個被攝者的經驗都是獨一無二的，沒有誰可以輕易代表一個群體，沒有哪一部作品可以宣稱自己是誰的縮影，她只能說像阿紫這樣的案例，是實際上在台灣角落發生過的。
在她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所見新住民女性狀態，可說是形形色色。有些開了小吃店，生活相對穩定；也有些人嫁來台灣後離婚，不知所蹤，孩子成了單親，甚至孤兒；或者也有不少混跡酒店求生。當她造訪一些學校時，校長提到很多小孩都沒有媽媽，沒有媽媽甚至只被視為一件稀鬆平常、沒什麼了不起的事，令她感到不可思議。「當然這個紀錄片不是要去概括所有台灣的大問題」，吳郁瑩指出：「但台灣已經開放東南亞外籍配偶三十年了，（這些狀況）改善多少？到底影響台灣多大？我覺得需要好好去看一下。」
此外，吳郁瑩也希望觀眾不要以「底層人物」去定義阿紫與阿龍，她表示自己對這四個字是有一點抗拒的。這不是一個娛樂片，她很開心有人來看，願意去思考，願意被挑戰既有觀點與認識，但「底層人物」四個字是她從未想要導向他們身上的。她說：「我會直接去想，那台灣誰是非底層人物？我不希望大家用『底層人物』來看他們，我非常不希望，因為我非常尊敬他們，他們對事物自己的感觸，跟他們的反應，都非常讓我佩服。如果是一個上對下的角度去看他們的時候，我覺得那個角度會讓我非常反感。」
對長輩的重新認識
談到片中阿龍母親彷彿將阿紫視為「劣質商品」的態度，吳郁瑩表示，阿龍母親的言論著實令人吃驚，但她也提醒不是非得用族群角度，來看待婆媳衝突。她認為如果今天阿龍娶的對象是台灣人，母親的言論也不會因此比較收斂。她說：「我一開始也怕大家對她媽媽有一個定見，認為她只是一個苛薄的人。她的確是有刻薄的一面，但是也有慈善、對孩子很好的一面。到現在還是為了這個家要辛苦種田，這也都是她的一面，所以我是希望讓各個面向都呈現出來，讓大家思考一下。」
吳郁瑩也從中體悟到，我們是不是對於自己的長輩並不是真正的理解呢？她補充道：「我從來沒有去想過長輩他們是怎麼樣子的人，我只知道他們很疼晚輩，疼自己的孫輩，但是他們到底是怎樣的人？從頭到尾經歷過哪些事情？我其實也沒有這麼了解。」
原先，吳郁瑩還打算深入這條關於阿龍與其母親的線，但最後因為對母子關係這個主題不是特別有把握，只好忍痛刪去，對她而言，也算是拍攝《阿紫》這部作品少數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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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起被攝者看過片後的反應，吳郁瑩表示阿龍母親眼睛不好沒辦法看，只有阿紫跟阿龍看過，她轉述他們看完的說法是「只有你們這些城市的知識分子，才會想要看我們這種東西」。
談起紀錄片給被攝者看的經驗，導演說自己在拍攝時，盡量不去想會對他們造成什麼影響，「我告訴我自己，提醒我自己，要把他們自己的想法和每個人的角度都講出來，我沒有要去偏袒誰。」然而當被攝者透過電影，在身處不同時空脈絡下，以穿梭於不同角色位置與視角的方式，回看自身之前那段生命經驗，吳郁瑩說阿龍看完沈默很久，然後說著「人生就是起起伏伏⋯⋯」，這也讓她頓覺自己好像是掀開了結痂的傷口。
不過，《阿紫》在台北電影獎獲獎，他們也是與有榮焉，還興奮打來問「什麼是最佳剪輯」。如今，還有發行商主動聯繫討論發行事宜，吳郁瑩說自己對台灣的紀錄片發行市場了解不深，只知道多數賣座的紀錄片都比較光明。她也懷疑如此聚焦灰暗面的作品，在市場上是否真有可能找到觀眾。對此，她稱許發行商實在很勇敢。
「也許這個片子可以讓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周遭，看到一種生活裡面的某一個影子，不見得是跟他們一樣的，是某種情感，一種不管是夫妻之間或者是母女之間的情感。可以從這種真實的印象裡面去看待，別人也有這樣子的生活，別人也有這樣子的問題，別人也有這樣子的同感。也許會因為這樣子，會吸引大家去看，我希望。」吳郁瑩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