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穗】「中年人」的電影夢
當我們提到「新導演」時，腦海裡浮現的形象是什麼呢？
金穗獎是國內歷史最悠久的短片競賽，電影人才的重要搖籃。因其鼓勵拔擢新血的參賽規則1，讓每一年的金穗獎舞台，儼然成了眾多導演資歷尚淺的「新導演」們華山論劍的重要場合。「新導演」這個說法，往往會跟「年輕」連結在一起，然而若將本屆入圍最佳劇情片獎的34位導演一字排開，二、三十歲年輕面孔自然佔大宗，但我們也可以看見兩位「年紀比較大」的新導演。巧合的是，他們也都入圍了今年增設的「最佳導演獎」，一位是以《大吉》入圍「一般組」的靳家驊，另一位則是以《帶媽媽出去玩》入圍「學生組」的隋淑芬。
靳家驊拍攝廣告多年後轉換跑道，跨入電影製作，繼去年以「華視金選劇場」電視電影《夏之橘》榮獲金鐘獎「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編劇獎」後，今年再以《大吉》入圍金穗，並在三月底舉辦的金穗頒獎典禮上，拿下一般組的優等獎。隋淑芬則是在媒體業工作逾20年後重返校園，成為台藝大的「電影系學生」，去年《帶媽媽出去玩》在台北電影獎大放異彩，為資深演員劉引商帶來一座最佳女主角獎。
相較多數新導演仍在學或剛出社會沒幾年，靳家驊和隋淑芬顯然有著更長許多的人生時間，相形之下也有比較不同的經歷，例如他們都已結婚生子，拍電影前也走入職場多時，凡此種種，似乎都拉大了我們對於「新導演」的認識。本期《放映週報》特別邀請這兩位「已屆中年」但內心懷抱的電影夢才剛剛展翅的「新導演」，針對他們如何職涯半途折入拍電影、針對田野調查與演員等面向，進行一場交流。
電影夢的開始
人生兜兜轉轉後，還敢跳出舒適圈，人生賭注的背後，應該都是一個故事吧。
聊到喜歡電影的緣起，隋淑芬表示源自兒時，隋媽媽愛帶小孩進戲院看電影，「我從兒時看黃梅調電影、年輕時的瓊瑤三廳電影，到後來大學參加電影社，舉辦電影讀書會，還會漏夜排隊買金馬影展的電影票，甚至黃牛票也願意買⋯⋯」除了作為影迷對電影的著迷，隋淑芬也熱衷於說故事，這一點也跟母親有關。母親在大陸時是千金大小姐，外公是省縣級的商業總會會長，以往生活優渥，可是1949年隨國民政府遷台後，開始克難過活。母親來台時才17歲，每當述起往事，聽在女兒耳裡，都像是超現實的瑰麗童話。「所以當我自己有了小孩以後，我也喜歡講故事給小孩聽。」
後來，隋淑芬上班的報社無預警倒閉。陪伴母親臥病在床期間，她沈澱內心想著，孩子大了，貸款付完了，家中經濟無虞，何不追逐電影夢呢？「擺脫了上半輩子求餬口的人生以後，我扣問我自己，心裡的聲音還是電影。所以我就去報考藝大了。」
學生時代搶金馬影展票的瘋狂往事，靳家驊也心有戚戚焉，他在就讀台大心理系時，就曾參加台大視聽社。從大學開始接觸廣告工作，一拍就是18年。期間，他也發過電影夢，嘗試寫劇本，卻總是夾在現實與夢想的兩難之間。令他下定決心的關鍵點，是小孩的誕生。「我的小孩出生以後，因疑有過動症，照顧起來較為辛苦。當時岳父家對面住著身心障礙者的年輕人，偶爾我抱著孩子，會和她在樓梯間遇上。」這促使靳家驊思考：每個家庭的父母，是否都得擔心孩子能否身心健康長大這一題？2016年，他交出第一部劇情短片《女兒練習題》，講的正是一位身心障礙者與父親相處的故事。
儘管照顧的對象不同，但不管是隋淑芬或靳家驊，都在照顧家人的過程中，想起了電影，並且也將照顧家人的經驗，融入他們各自的創作。
作品介紹：《帶媽媽出去玩》、《大吉》
《帶媽媽出去玩》是隋淑芬在台藝大電影所的畢業製作，講述由陳以文飾演的中年男子，長時間照顧失智又失能的母親而身心疲累，並承受失業、妻子攜兒離家等壓力，為了解決困境，決定假借「帶媽媽出去玩」之名，欲行丟包媽媽之實。
電影的雛形來自隋淑芬到泰國與法政大學交流時的一堂實作合拍課作業，當時只花一個晚上就想出大綱。「我的年紀是可以當同班同學的媽媽的，在我這個生命階段，每次和朋友出來聊天，很容易就觸及長照議題，聽到很多悲歡離合的故事。我自己也經歷了父親、母親和公公的長照，在他們人生最後一里路上，我都扮演照顧者的角色，這份艱辛漫長和煎熬，對於照顧者和被照顧者而言都不容易。這一切給我太多感觸。」隋淑芬說：「所以每次看到1983年的日本電影《楢山節考》，我都會哭。」
《大吉》講述游安順飾演的一名法警，他在執行槍決死刑犯勤務的前夕，越來越抗拒，最終被同事拖著前往行刑。拍攝這部片的起心動念，來自靳家驊讀到的一則報導，講述一位槍決經驗豐富的老法警，做到後來這份工作做不下去。「他們（法警）是不會告訴家人，自己今天在執行槍決的。（報導描述）有一次他執行完槍決，回家，不想跟家人講話，不上桌吃飯，也不抱小孩，自己一個人窩在客廳沙發睡。讀這篇報導時，我正在哄小孩睡覺，小孩暖暖熱熱地躺在我身邊，當下的衝擊很大。我感受到很強烈的孤獨感。何以一個全世界都認為應該要離開人間的死刑犯，卻是交由跟他無冤無仇的法警來執行？」如果行刑真的是一件正義的事，為什麼處理起來又有某種仇恨報復的意味？這些疑問，一直在靳家驊的心裡擺盪。
「立場的問題很難討論出一個答案，所以我想要聚焦在法警內心那份孤獨感。」靳家驊明白，尖銳的社會議題一時半刻無法取得共識，因此答案並非重點，但法警這個角色很吸引他，讓他花了很長時間孵化劇本。
田野調查之必要
再多的個人生命經驗，也不能取代針對題材的認真研究。田野調查是兩位導演不敢輕忽的基本功課。
靳家驊分享，法警其實和我們一般認識的警察很不一樣，法警是在法院工作的，平常職務就是開庭時站崗、法院巡邏，帶犯人從牢房到法院，或是交保。他們身上沒有配槍，最多只有警棍和手銬，連辣椒水都要自費才有，然而「這種平常沒在摸槍的警職，真正要摸到槍、開到槍的時候，就是行刑。」
不過針對此一特殊職業的田調並不順利，遲遲找不到願意受訪的法警。後來慢慢熟了，找到了人，但對方東扯西扯，就是不提槍決。靳家驊笑言：「一開始只能聽他們講一推押解罪犯的有趣經歷，例如運送罪犯回家參加葬禮、運送大哥時被大哥在車內跳坐惡搞，甚至他們會指定中午的便當要吃什麼等等。所以我的另一部拍攝法警的故事《夏之橘》還比《大吉》先拍好。」《夏之橘》講的是家庭狀況亮紅燈的法警，押解殺妻罪犯前往開庭的過程。
拍了《夏之橘》後，認識更多相關人士，當時司法院也成立了「法律戲劇諮詢平台」，幫助影劇工作者處理司法題材。本以為獲得「院」級協助，問題就能迎刃而解，靳家驊苦笑：「結果還是找不到人願意來講。」於是，他只好硬著頭皮，先把劇本寫完。開拍之前，平台終於找到了一位鄭法官，鄭法官熱心找到三位開過槍的退休老法警，這才簽了保密條約，聽到真實的槍決故事，再把這些細節轉化為如今所見的《大吉》。靳家驊認為，法警的故事不是一般人能夠碰觸或想像的，「田調可以碰觸到真實，這對劇本來說真的很重要。」
即使要拍的是長照與失智，這些一般人甚至自己就會碰上的事，隋淑芬也認為需要田調。雖然本身就有照顧家中年邁長者的經驗，但她坦言沒有照顧過失智老人，因此仍花時間到基隆朋友家，以旁觀者角度，近距離觀察朋友照顧失智母親的生活。「如果沒有真的去朋友家觀察過失智老人，可能我劇本就寫不出女主角這個角色了。」
《帶媽媽出去玩》幾乎所有細節，都是真實發生過的。「失智老人會忘記自己是媽媽的身份，被叫媽媽時不知道是在叫自己，但一旦被叫全名的時候，她就像是小學生一樣，會喊『右！』，這是我朋友媽媽身上發生的事，我覺得有趣，就寫進去了。例如片中奶奶手上隨時都拿著一把不求人，甚至到了台北都還帶著，在火車上被兒子丟包時，她還用來敲車窗。剪接時，（陳）曉東老師都說這道具用得好，那其實就是從我朋友母親來的靈感，她手裡經常拿著抓癢工具。」
「失智老人會不斷跳針重複一些他們已經做過、但是忘記做過的事，例如我朋友母親以前打麻將，家中常設擺著一桌麻將牌桌，老人家已經不會打牌了，但是會去排列花色。每次排好了，我朋友就打亂，讓他媽媽重新再排。」這也成了片中老人家玩積木和拼圖的靈感來由。
《帶媽媽出去玩》中飾演失智老奶奶的劉引商，因本片獲得2019年台北電影獎的最佳女主角獎，除了是演員精湛的演繹，也有賴於劇本賦予角色夠份量的細節和血肉。「如果沒有田調，我設計不出這麼多的細節。我覺得細節是電影能讓人信服的關鍵。」
雙導演評論對方作品
靳家驊非常喜歡《帶媽媽出去玩》，他認為隋淑芬「用一個很曖昧的方式鋪陳出結局，整個過程把我的心搞得七上八下的。」他更仔細解釋：「我完全沒辦法想像結局會是那樣，雖然中間也幾度猜測，兒子是否會殺掉母親或拋棄她，但後來他又走回來⋯⋯敘事調性的曖昧性，讓身為觀眾的我會預期一個好結局，可是正當我要鬆一口氣時，兒子真的狠下心了！當下我的反應是『怎麼可能？這樣合理嗎？』但看到後來一家人若無其事吃比薩時，我就知道這是真的。」對於靳家驊來說，「這就是一個好電影會有的特質，是這麼地不合理到合理，讓我起雞皮疙瘩。」
隋淑芬則是打從一開始看到靳家驊作品的片名，就感到深刻。「從《夏之橘》到《大吉》，靳導取片名都很有藝術性，充滿矛盾與衝突。夏天怎麼會有橘子？抽籤抽到『吉』的法警要去槍決死刑犯，害怕殺人會有報應，這根本就是『凶』。諷刺性很大，光是片名就很有意思。」另外，她也認為選了游安順飾演主角很對，「能夠引領觀眾一起陷入他的焦慮，基本上片子就成功了一大半。」
台灣大叔演員的資深功力
兩位導演都不忘稱讚對方作品男主角的收斂演技。陳以文和游安順分別在《帶媽媽出去玩》和《大吉》裡，將基層小人物詮釋得讓觀眾信服入戲，顯然台灣資深大叔演員有其實力與魅力。
雖然自認比其他年輕影人的人生資歷多一點，但靳家驊遇上資深演員還是很敬畏的，「他們其實知道的比我更多，有時候他們的演出比導演所能想像的更多。這不是什麼技巧，他們就是閱歷豐富到可以知道他們所扮演的人，人生該會是什麼樣子。」他也認為這些資深演員是台灣影劇圈的寶貝，「他們對於不同類型戲的掌握度都很好，是整個環境還不夠好，我們真的欠他們更多好劇本，他們值得接拍到更多好戲去做更多發揮。」
靳家驊之所以找游安順來演《大吉》，是因為「聽到了」游安順在《兩場葬禮》裡的聲音表演。「麥可漢內克（Michael Haneke）說他拍片時可以不用看，只聽聲音。我自覺也有點這樣的傾向，當我聽到演員的聲音和口條、抑揚頓挫，如果一個演員的聲音表情都可以對了，難道他的表情還會做錯嗎？除了《大吉》的游安順，還包括《夏之橘》找到藍葦華，我都是因為被他們的聲音打動。」而在拍戲現場，靳家驊說他也只需要先聽演員唸對白的聲音即可，剩下就放心交給他們去演。
隋淑芬導演拍《帶媽媽出去玩》的時候，陳以文尚未演出讓他去年拿下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獎的《陽光普照》。隋淑芬指出：「以文是科班出身，非常資深，各種職位都經歷過。約談之前我擬了問題想要問他，但想不到，他準備要問我的問題更多，而且問得很細。我們反覆約談多次，溝通中漸漸讓他認同了角色。他給我的意見也幫助讓電影更好。例如夜市彈珠台的戲，我原本設計以文的角色直接走掉，但是因為在路邊看見一幕親子畫面被觸動到，才不忍心又回來找媽媽。但以文給了我來自他友人親身經歷的建議更好，就是讓男主角在旁邊偷偷觀察是否能丟包家人，但最後還是回來了。」諸如此類來自演員的反饋調整，隋淑芬認為讓《帶媽媽出去玩》變得更好。
《大吉》和《帶媽媽出去玩》都是完成度高的成熟作品，以新導演之姿入圍金穗的靳家驊和隋淑芬，除了用生命歷練去煲煮電影，也有賴於不厭其煩的田調受訪者、好演員的助力，方能完成影片。耐住性子慢工慢火細熬，或許就是時下新導演最需要的態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