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自己的工作，劉三郎侃侃而談跟焦的演進史，對跟焦手來說，有四個重要的工具：跟焦器、螢幕、測距儀和無線發射器。

在最早的底片時代，對焦只能依靠鏡頭上面的對焦環，徒手轉動對焦環就能改變焦點的遠近，以達到合焦的目的。後來有「跟焦器」的發明，跟焦器上面有可轉動的齒輪，將齒輪卡在鏡頭對焦環的齒輪上，就能達到省力以及流暢的跟焦效果。後來，「無線跟焦器」的出現，更大大地改變了此工作的生態，跟焦員不用再被綁死在攝影機旁邊，不用跟著攝影機上天下地，能夠靈活移動自己的位置，更準確地判斷對焦距離。

底片時代沒有外接的螢幕可以看到攝影機的畫面，即使有，也是體積大且笨重的映像管螢幕，畫面模糊只能給導演參考構圖使用。進入數位時代，攝影機的外接螢幕漸漸普及，能夠即時讓跟焦手看到拍攝的畫面。現今螢幕的科技越來越進步，甚至還能有對焦線的顯示資訊可以輔助對焦。

測距儀則是架設在攝影機上面，用以測量攝影機到被攝物之間的距離。在測距儀上面會有即時的數字顯示目前的距離，跟焦手就能參考這個數字轉動鏡頭對焦環的刻度。

而無線的概念也能夠應用在螢幕和測距儀上，像劉三郎這樣資深的跟焦手，腦筋動得快，想到結合跟焦器、螢幕、測距儀、無線發射器四寶合一的終極武器，就是在拍片現場跟焦手理想的輔助配備了。概念如此，卻也不是人人都能實踐，如何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組裝方式讓設備的效用最大化，又能幫助跟焦工作更輕鬆、快速、精準，那就是「眉角」所在。

劉三郎坦言，現在這個時代業界已經演變成「軍備競賽」，裝備越買越好、越買越貴，他自己大概是業界跟焦手當中買最多的人，林林總總加起來百來萬。他解釋買這麼多設備的原因，一來是每次拍攝的劇組不同，預算當然也不一樣，有時候錢必須花在刀口上，跟焦手可能為了僅僅幾顆鏡頭想達到完美而需要租借昂貴的設備，製片考量C/P值可能就不會同意；二來當然是如果器材是自己的，就有更多時間可以熟悉功能。

他也透露，跟鍾孟宏導演（也是攝影師中島長雄）合作是生涯的轉捩點。雖然已經能做到95分，為了補足最後那5分的不完美，他甘願花大錢買器材來讓自己的表現更好。甚至還曾跟鍾導借錢買器材，再用工作來償還。鍾導問他這錢要不要考慮省下來，能力保持在業界前幾名就好，不用一定要當第一，但自己過不去這關，想做到最好拉開與其他人的差距。

而自己最大的進步，來自參與國外劇組時所見所聞帶來的衝擊。

例如2001年蔡明亮導演的《你那邊幾點》，當時有人給他大助的薪水找他去劇組當二助見習，他當然很樂意地答應。本片的攝影師是一位法國人，配合的跟焦手也是歐洲知名，但是蔡明亮導演固定長鏡頭、小幅度人物走位的影像風格，在跟焦工作上面並不複雜，他受到啟發的反而是這些專業人士的準備功夫。他們會檢查鏡頭對焦環刻度，做表格逐格試拍檢查，或者是用特殊的方法測試鏡頭內部的鏡片有沒有正，以防止對焦距離的偏誤。如果沒有經過這些訓練，很多細節就這樣被忽略掉，無法達到最好的狀態。

或是有國外劇組到台灣來拍攝，劉三郎擔任B機大助，心想自己在台灣業界好歹也是數一數二，人家來「踢館」怎麼能輸，於是暗自跟A機大助較勁，他跟得多好我也要跟得多好，觀察他們的器材、方法，被打敗就想辦法精進。他補充，跟鍾導合作以後常常環遊世界拍攝，出去看多了自然覺得自己甚至是台灣業界還得再加強，閉門造車行不通，刺激轉化成進步的動力。

自稱高中讀書很混，大學誤打誤撞進了相關科系，又因緣際會踏入這一行，到現在榮獲金馬獎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想起來真是美好的意外。

高中時期就讀台中二中，當時禮拜六日只需上課半天，他都會把公車錢省下來走路到學校，再省下買可樂的錢，放學就有20塊可以去看電影。讀書很混，自己是自然組，沒有想過會讀電影相關。升學時偶然看到三專的簡章，電影科好像蠻有趣的，交志願卡的時候耍帥只填了一個志願，就考上了世界新聞專科學校電影科（現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踏入電影產業則是因為當時有一些學長在阿榮片場打工，會招募有興趣的學弟進去實習，自己跟一個同學就這樣進入了阿榮。直到畢業之後尚未當兵前就已經在阿榮工作，甚至到當兵的前一天還在拍片，拍到天亮，再從台北騎機車回彰化準備入伍，退伍之日也只休息了半天，隔天就奔回台北上工。

談及在片場的工作過程，他說當年沒有師父帶，攝影組、燈光組、場務組、發電機，什麼都要做什麼都要會，哪一組缺人就去哪裡。大學一年級暑假就去《兩個油漆匠》劇組當燈光助理，而退伍後所拍的第一部電影則是楊德昌執導的《獨立時代》，也在此時見識到香港劇組嚴謹的工作方法，開了眼界。會成為攝影組的大助、跟焦手，實在是因為這個職位的人才養成慢，在嚴重缺人的情況下被推上這個位置。

「我當初還推耶，跟老闆說，我什麼都沒有這樣沒辦法啊。我沒有皮尺啊！我沒有測光表啊！然後老闆就拿了她老公以前用的器材說：『你拿去，我說你是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