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歐洲三大影展（柏林、坎城、威尼斯）之中第一個登場的影展，柏林影展總是能用最快的速度，反應世界的脈動。2014年中東情勢緊張，獨裁政權大幅擴張，他們在2015年選映了伊朗導演帕那希的《計程人生》（Taxi）以及約書亞歐本海默的紀錄片《沉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其他單元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和難民、離散議題相關的作品；2015年難民、反恐等議題受到高度關注，他們便在2016年用關注北非難民議題的義大利紀錄片《海上焰火》（Fire at Sea），以及揭露英美等國以反恐為名擴張網路監控的紀錄片《零日網路戰》（Zero Days），麥可摩爾在「特別放映」單元的諷刺紀錄片《插旗攻城市》（Where to Invade Next）來回應前一年的脈動。

2016年柏林影展結束後，保守激進的右翼民粹勢力在歐美、亞洲抬頭，人權意識因在掌權者刻意操弄人民仇恨下被踐踏。影展主席寇司利克除了在今年影展前表示他不希望讓今年的柏林影展間接成為川普的公關舞台之外，他也表示，今年的影展片單本身展現出的多元，就是一種抗議（protest）。因此，在今年各單元的片單中，我們不難發現回應相關議題的作品。

見證戰火浮生

中東戰事、以阿紛爭以反恐、聖戰之名，讓許多平民、新聞工作者無端成為階下囚，在「電影大觀」單元中，巴勒斯坦導演Raed Andoni在他獲得「最佳原創紀錄片」大獎的《Ghost Hunting》裡登報尋找曾被以色列軍隊押至審問中心逼供的工匠、演員，他們憑著印象重新搭起他們待過的審問室，在鏡頭前重演他們曾遭遇過的無情審問，一遍又一遍，他們重新還原每一個細節，他重現的不只是這些被迫害者的經歷，也是他自己過去的夢魘。「電影大觀」單元的《Investigating Paradise》在阿爾及利亞各城市的街頭向穆斯林販夫走卒探問他們對於「天堂」的意義，卻發現在全球化之下，可蘭經中的天堂也漸漸染上消費文化的色彩。比利時導演Philippe Van Leeuw的劇情片《Insyriated》則以黎巴嫩戰火為背景，探討在戰爭這樣的極端情境下的人們會被迫做出什麼極端行為，才能保住小命。

中東戰爭逼的許多人逃離家鄉，在歐洲卻被當作人球，成為2016年歐美世界最關注的國際議題，川普上任後，更把難民跟恐怖份子劃上等號，打算把這些流離失所的人們提回故鄉的殘骸中。芬蘭電影大師郭利司馬基的劇情新片《The other Side of Hope》可算是給這位耶誕老人同鄉跨海給美國新總統的一篇打臉文。本片郭力斯馬基透過來自敘利亞阿勒坡的難民Khaled（Sherwan Haji飾演）之口，見證了中東難民被迫離鄉背井的苦衷，還有他們在歐洲各國尋求庇護路程上的磨難。導演其實並沒有將這難民主題發展的太深入，而是用他一貫冷面笑將的觀點，以及精心安排的構圖，將本該沈重的故事轉化為幽默精緻又不失同情的小品。而大師出手，也在《銀幕》雜誌的影評人評分表上獲得了將近滿分的3.7顆星，在今年入圍作品中評價最高。

《Ghost Hunting》片花（來源：indiewire）

推倒美墨高牆

美國誓言要在美墨邊境築起「超級長城」（The great Great Wall），不只抵抗墨西哥毒品輸入美國，還要擋住貧窮的墨西哥偷渡客追尋美國夢。美墨邊境的反毒戰爭（War on drugs）在幫派介入之下奪走無數條墨西哥的無辜生命，「特別放映」單元（Berlinale Special）選映的紀錄片《Devil's Freedom》讓加害者與被害者戴上面罩，分別坐在鏡頭前講述他們的經歷，攝影機靜靜的記錄下他們的見證，以及面罩無法掩蓋的悲痛、內疚，每段訪談間穿插了他們的日常生活記錄，反而更襯托出生活在這區域下的不安與恐懼。「導演論壇」單元（Forum）中，美國紀錄片《El Mar, La Mar》（暫譯：荒漠沙海）以實驗片手法，用16毫米膠捲搭配數個長鏡頭（Long shot）記錄下美墨邊境墨西哥沙漠上日與夜的荒涼地景與隔閡兩國的幡籬，畫面之外搭配居住於此一區域美墨居民對他們在此居住、遷徙、偷渡生活的描述，透過極簡手法下聲音與畫面的詩意搭配，勾勒出這個被國界硬生生劃開的地域上，那片荒涼卻又不失溫度的沙漠國度。

回顧歷史　映現心魔

強權的擴張，隨之而來的是無盡戰火與對非我族類的強取豪奪，這樣的現象在18世紀以降的列強殖民之後從未真正消失，同樣也能在今日的國際強權、跨國企業中看見，只是槍桿有時換成了金錢 。這個主題是柏林影展的關注焦點，今年更透過電影中的今昔對照，做為世界的明鏡。

開幕片《Djiango》便是藉古喻今之作。本片描述法國吉普賽音樂家金格·萊因哈特（Django Reinhardt）在二戰德國佔領法國期間遭遇到的迫害與流亡。「吉普賽」（Gypsy）其實是西方世界對羅姆人（Roamni）帶歧視意味的稱呼，他們更和猶太人一樣，在二戰期間遭到驅趕與屠殺，這段歷史卻在後世獲得較少關注，電影藉著這位音樂家在流亡期間的見聞，以淺顯易懂的三幕劇形式呈現這段被冷落的歷史，以及音樂家高超的才華，和納粹政權如何以高傲的意識形態插手「淨化」藝術創作，理所當然地歧視、打壓。平心而論，《Djiango》除了有精彩的音樂，也是一部好入口的電影，就像去年台灣曾經上映過的德國電影《大審判家》（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但它也如《大審判家》一般，在歷史的成敗善惡已成定論的今日來看，仍然少了一些驚喜與挑戰。不過，換個角度思考，片中納粹黨羽對於非我族類的鄙夷以及自我優越，對照到今日歐美各國日漸壯大的右翼民粹勢力的言論，也有著幾分警世意味。

同樣入圍競賽單元的巴西史詩電影《Joaqium》則是回顧18世紀巴西獨立運動烈士Joaquim José da Silva Xavier如何在殖民政府壓迫之下轉而投身幾近革命運動的過程，只是故事中主人翁的生平掐頭去尾，僅以切片的方式呈現他在巴西境內的所見所聞，對於他的動機交代甚少，不論評審團或媒體都不賞光。但本片值得肯定的是，它並非將主人翁塑造成英雄，而是盡其所能的還原革命前夕巴西境內各個種族各自蓄勢待發推翻掌權者的全貌。

當代錢、權誘惑下的警鐘

在跨國資本當道的時代，蠱惑人心的不只有權力，更多時候是來自金錢，中國獨立動畫導演劉健的第二部長片《好極了》（Have a Nice Day）延續了前作《刺痛我》（Piercing I）中小老百姓為了發財不則手段的主題，多線敘事更發複雜，在形式上不僅延續了前作的冷調寫實精神，更因本片的諷刺基調，讓導演得以在片中穿插具有當代藝術風格的畫面，反映了在經濟高速發展、貧富差距懸殊，但外界資訊不斷刺激下的中國社會，小市民為錢瘋狂的心態。本片在試片時獲得媒體極好的反應，也獲得《銀幕》雜誌四顆星好評，在影評人評分表上的評價，更僅次於郭力司馬基的《The Other Side of Hope》，但最後空手而歸，可謂今年柏林影展競賽得獎名單中的大遺珠。

和此主題相關，此次未能看到的影片還包括競賽單元的紀錄片《Beuys》，本片聚焦德國「概念藝術」先驅約瑟夫·波依斯（Joseph Beuys，1921-1986）生平，透過藝術家未曝光之珍貴訪談影音，讓這位藝術家、綠黨國會候選人重現大銀幕，探討他畢生追求的理念。海地資深導演烏爾佩克（Raoul Peck）今年入選影展的兩部長片分別透過今昔兩位的知識份子的故事，希望為世界找回正確的方向。他在「特別放映」單元的劇情長片《青年馬克斯》（The Young Karl Marx，暫譯）回顧馬克斯與恩格斯相識、相惜，到國際共展主義的誕生；入選「紀錄片大觀」單元的《I'm not Your Negro》則透過美國黑人作家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未發表的傳記，搭配檔案照片與新聞影像，為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以及非裔美國人至今仍未獲得實質重視的公民權提供見證。「特別放映」單元的美國反戰紀錄片《The Bomb》則是以實驗影像與檔案影片回顧核彈研發的歷史，本片的首映還更搭配知名電子樂團「Acid」現場為電影混音配樂。

「個人即政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政治互動具體而微的展現。英國才女莎莉波特（Sally Potter）導演的新片《The Party》便是這個概念的極致展現，一群好友為了慶祝女主角準備入閣，但是每個人心中潛藏的秘密卻因一個又一個巧合而揭開，讓這場派對漸漸失去控制。莎莉波特原創的《The Party》在風格與形式上都和波蘭斯基2011年的《今晚誰當家》（Carnage）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兩個故事都是發生在單一空間、時間之內的黑色喜劇，角色間的聯合、對立隨著秘密的揭露不斷變化，對話妙趣橫生，媒體試映時笑聲不斷。同樣入圍競賽單元的美國電影《The Dinner》則是從一對兄弟伉儷的晚餐約會，輻射出一個幸福假象背後壓抑下來的累累傷痕，這是《天堂信差》導演歐倫莫瓦曼（Oren Moverman）的第四部長片，也是荷蘭作家荷曼柯赫的同名原著小說《命運晚餐》第三次被改編成電影。先前在報導中介紹過的日本導演Sabu新片《龍先生》（Mr. Long）也是透過殺手對於幸福的追求，展開一場對惡勢力的復仇。

電影做為政治訴求的發聲工具或許令人熱血沸騰，但是今年的柏林影展放映的影片中，最能在觀眾心裡留下雋永餘韻的，可能還是講述人們細膩情感、生活樣態的電影。獲得金熊獎的匈牙利電影《On Body and Soul》是我們之前已經介紹過的美麗小品電影，導演伊爾蒂蔻·恩伊達在得獎後對媒體表示自己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法拍片，讓他非常痛苦，很高興她終於完成了作品，可以和這些年間崛起的新秀並肩而立。

獲得評審團大獎的《Félicité》是法國非裔導演亞蘭·高梅斯（Alain Gomis）的第四部長片，他擁有兩個西非國家幾內亞比索、賽內加爾血統，在作品中也致力關注非洲社會現況。本片透過酒館歌手Félicité 為孩子奔波籌錢動手術的過程，讓我們看見剛果首都金夏沙社會底層小人物為生活奔走，在困頓下相濡以沫的動人故事。亞蘭高梅斯從短片與錄像創作起家，長片致力於訴說發生在非洲各國的故事，以往的長片影像風格在樸實的寫實手法之中又帶著當代藝術的形式味道，而新片《Félicité》雖然承襲了此一風格，但更向寫實靠攏。他不急著一味推進敘事，反而更花心思透過鏡頭捕捉三個主要角色在生活的困境、挫折之中自處、對抗、與相互慰藉的狀態，是一部值得一點耐心，便能換來許多迷人收穫的作品。

2013年柏林金熊獎得主《愛的佔有慾》（Child Pose）羅馬尼亞導演卡林·皮特·內策爾的以新片《Ana, Mon Amour》（安娜我的愛 ）強勢回歸柏林，雖然獲得了《銀幕》雜誌四星滿分評價，卻未能獲得其他影評人青睞，在競賽中也僅獲得最佳剪輯。《Ana, Mon Amour》男主角在三個人生階段的回憶中來回切換，試圖尋找著從大學就相戀、由他悉心照顧的恐慌症妻子離他而去的原因。本片的影像敘事得以成立，剪輯確實功不可沒。而導演內策爾則延續了前作對「佔有欲」此一主題的探討，焦點從前作母親對兒子的親情，轉移到男主角對於女友、愛妻的愛情，在一個宛如聖人般不斷付出的愛情之中，一個人所傾心的，究竟是愛人真正的模樣，亦或是在自己的「聖人情結」之中陶醉的忘我？

和《On Body and Soul》一樣小而迷人的電影，還有「導演論壇」單元裡的丹麥電影《Loving Pia》。這是一部形式十分有趣的電影，導演Daniel Borgman先是認識了本片的主角Pia，她是一位六十多歲和母親同住的「老憨兒」，他將Pia的一段銀髮戀情改編成劇本，再請故事中的本尊在16毫米攝影機前重新搬演他們的故事，劇情中也穿插Pia和母親的日常生活記錄，膠卷賦予了畫面些微朦朧的質感與淡雅的色調。這不是一部探討智能障礙者老年照護的議題電影，「Loving Pia」是「可愛的Pia」，也是「戀愛中的P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