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健忘村》監製李烈、葉如芬——

為台灣電影累積大片經驗,合拍救市的理念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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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26

2017年的賀歲國片很不一樣!相較近年以老牌綜藝明星、有線電視鄉土劇製作團隊為班底,主打鄉土、熱血的本土賀歲片。今年的三部賀歲片《健忘村》、《52Hz, I Love You》、《大釣哥》在企劃方向、故事題材、目標觀眾,乃至於製作規格都各不相同。更難得的是,以往常見於各重要電影競賽的主創團隊,終於進軍賀歲檔期,大家突破以往的格局,帶來更不一樣的選擇。
而耗資三億台幣,集結舒淇、王千源、張孝全等當紅卡司的《健忘村》,在賀歲片的資金與技術的規格層面上,更可能是近幾年的最高規格。除了卡司集結兩岸三地人才,台灣電影兩大製片李烈、葉如芬再度聯手,攝影指導姚宏易、美術設計黃美清、配樂王希文,都是國片技術人才的一時之選。而大陸、亞洲最好的團隊也補足了古裝片技術上的不足,劇中人物造型由《十月圍城》、《長江7號》等知名電影的造形指導吳里璐設計;精彩動作戲也請來知名韓國動作指導梁吉泳(《原罪犯》、《駭人怪物》);小至梳化,都因為台灣缺乏拍攝古裝戲經驗,也延請大陸團隊主理。「不只賀歲片,以近年整體台灣電影來講,《健忘村》都是單一部片成本與規格最高的電影。」李烈告訴《放映週報》。
但是,《健忘村》上映前遭到有心人士操弄政治立場議題,使對岸戲院與發行商在政治考量下冷處理。在台灣,《健忘村》的台北票房也在賀歲國片中暫排第二,還有待進一步發酵。票房成敗未定,但這次《健忘村》在製作層面上確實火力全開。集結兩岸最高規格的製作經驗,絕對是台灣近年電影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李烈與葉如芬2015年底曾分享他們對兩岸合拍的趨勢觀察與因應策略,《健忘村》正是他們的理念實踐,如果最後如願獲得市場肯定,《健忘村》或許真將為台灣電影產業開啟新局。

兩位監製與陳玉勳導演繼2013年暑假強片《總舖師》再次合作,不但在喜劇的形式與內容面更上層樓,更強勢問鼎春節賀歲檔期。可否請兩位談談如何思考《健忘村》的電影定位與檔期選擇?

李烈(下稱烈):第一個考量當然是製作成本,賀歲檔的票房回收還是會比暑假檔來的高。而我也覺得片子的型態比較適合賀歲,是一種直覺的判斷。

葉如芬(下稱葉):賀歲檔有過年闔家觀賞的特點,雖然假期只有一週,但是賀歲過年全家聚集的機會多,在家吃飯圍爐之外,就是去電影院看電影,觀影人次比暑假檔更為密集,對於票房是有幫助的。除此之外,檔期的安排也是配合電影製作流程的時程,我們在2015年八月多拿到劇本,九月進入籌備,年底開始置地搭景,到2016年初開拍,如果等到2017年的暑假再上映,一個這麼大的片子,在時間上拉太長了。

烈:時間軸拉的太長,對於投資人而言資金回收太慢。我們算了一下時間,賀歲檔的時間絕對來得及完成影片,所以我們就敲定春節上映。

2015年12月,兩位曾出席一場對談,談的正是台灣如何面對兩岸合拍新局勢,從《健忘村》回過頭來看,兩位這次的製作正是當時理念的實踐。

葉:沒錯,那時候就在籌備《健忘村》了。我之前做很多兩岸合拍片,還有很多大陸的合參片,烈姐也和大陸片商有很多接觸,加上當時就在籌備《健忘村》,剛好就跟電影界的大家分享合拍概念。其實我們從未改變想法,我們當時那樣講,就表示我們會那樣執行。

講座當時兩位在中國的籌資已經談定了?

烈:談的差不多了。這麼大的片子,我們不可能在資金還沒確定的方向就開始動。而且我們還要搭一個村子,前期準備就需要大量經費,如果當時我們當時資金還沒找齊,我們根本不敢動,風險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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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投資起於「萬達影業」的忻寧寧對《健忘村》劇本的大力支持,促成萬達的投資,後來陸續還有內地的「光環影業」、「影行天下文化傳播」加入,如何找到後續的中資投資方?

電影資金好不好找,你的故事、主創團隊的組成很重要,都影響到你能不能讓人信任。

烈:其它投資方都是自己找來耶。包括「光線影業」也曾經表達投資意願,只是當時我們的資金已經滿了,我們只能跟他們說抱歉。

葉:我們到拍攝期、後期,還拒絕了好幾家,因為我們不想把資金結構弄的太複雜。

烈:三億台幣確實是很大的資金,即便對製作費動輒一、兩億人民幣的大陸市場,六千萬人民幣仍是一個中大型投資。但電影資金好不好找,你的故事、主創團隊的組成很重要,都影響到你能不能讓人信任。我沒有兩岸合拍的經驗,但如芬在大陸做了很多戲,人家提到葉如芬,大家都會信任你。(葉:烈姐當然也是正字標記。)這些元素一相加,你的印象分數自然就高,投資意願也跟著提高,尤其大陸市場一年需要這麼大片量,一個好的、有潛力的作品,大家都會搶著投資。

但2015年大陸電影產業「IP熱」炒的火紅,完全原創的《健忘村》如何說服對岸投資者?

葉:不用刻意說服。IP(編按:即如小說、電玩等可供改編的智慧財產)是一回事,沒有IP的題材仍可以創造自己的IP,我們可以創造個人魅力與個人創意。電影本來就是多元的,不可能每一部電影都是原著小說改編,我們自創好的故事,還是有人投資。IP熱只是個迷思,到了現在2017,你再問,未必。大家還是看劇本、主創、演員,覺得可以做,大家還是能夠往前走。

《健忘村》

除了中國合拍的籌資,這次台灣的出資方,除了李烈代表的「影一製作所」與葉如芬代表的「華文創」之外,也有多家投資方加入。兩位剛才提到到你們會挑選投資方,可否談談這次台灣投資方的選擇?

葉:資金不盡是主要考量,更重要的是投資方的資源可以如何幫到這部影片。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和協性」。有些投資公司可能意見很多,什麼都要管,但像這樣的大片對我們兩個已經很勞心勞力了,不希望再花這麼多時間向投資方解釋小細節。也很感謝這次的合作單位都也很願意互相支助,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健忘村》是合拍片,中間有很多公文往來,要在將近十家公司之間蓋章,行政作業上需要高度配合。所以「資源」與「和協」,是我們這次挑選投資方最看重的。

電影創作、製作需要投資方尊重,否則我們就得花很多精力處理無關電影製作的人和事,這是不對的。

你們提過不希望投資方干預電影的內容,可否也談談這點對電影的影響?

葉:我們兩個監製在彼此理解的情況下,為了幫助勳導,意見都會相左。除此之外,也有華納公司的石總(石偉明)給我們建議,這些意見就夠多了。對電影創作、製作,投資方需要尊重,否則作業會變的很難,產生許多紛爭,我們就得花很多精力處理跟電影製作無關的人和事,那是不對的。

在製片工作的執行,兩位監製又如何分工?

葉:我們多半會一起討論,但如果有些事情我比較喜歡做,就會多做一點,烈姐也是。我們也會彼此互通有無,烈姐有她的人脈、資源,相關的工作就由她負責接洽,演員、造型也是她的強項,我不會的也會請教她,有些製作的工作細節是我比較懂的,我就會處理,再跟她說我們已經做到哪裡。多年以來,台灣合作監製電影最多的應該就是我們兩人,你進我退、我退你進的默契很好,優點缺點也會互補。

烈:這互補的效果已不只是一加一等於二,大家又熟,又有工作默契,都知道彼此的眉角。

葉:例如我在片場生氣了,烈姐就會把我拉走讓我冷靜一下,平常個性和藹的烈姐生氣了,我也會把工作人員拉走,跟她們說「糟糕,大姊生氣了,你們死定了!」連我都怕採到她的線。(烈姐大笑。)

拍電影是無止境的學習,每部片的型態都不同,不可能都用同樣的方式去做,一定需要別人的協助。孤軍奮戰真的太累,有時候一個問題無法解決,又是自己的片,單打獨鬥找不到人哭訴,一口氣真的容易憋在心裡。多一點人合作真的很重要,尤其像《健忘村》這樣的大片,一定是需要多個監製合作。

《健忘村》

這次勳導主導故事發想、編劇,兩位負責籌資與資金控管、籌組主創團隊,並在片場監督進度,《健忘村》的製作模式似乎也在製片制與導演制之間找到比較好的平衡。

烈:在我們的想法中,製片制一定會對電影比較好,但這是否成立,也會受製片的工作經驗影響。在台灣,有時遇到有名的大導演,在現場還是很容易變成導演制。但有些時候導演拍戲會變的很固執,什麼都不管,就是要照他的意思來做,有時候會造成劇組很大的負擔,成本也相對增加。我和如芬、勳導三個人有一定的合作默契,在工作現場都會彼此討論、溝通,就會讓事情可以順利進行。

烈姐提到主創團隊人選會影響投資方的合作意願。也想請兩位談談主創團隊中的攝影指導姚宏易。從《青田街一號》到《健忘村》,可見他不斷在商業電影的風格與工作節奏適應、成長。除了他傑出的攝影功力,他過去在各個電影競賽的獎項肯定,也是兩位在合作、籌資時的考量嗎?

葉:不盡然。我覺得搭配勳導的團隊人選非常重要,他拍片有時候很即興,那個人一定要能跟他對話。不管小姚(姚宏易)在《青田街一號》的表現是否夠商業化,我覺得他的影像很好,加上他也拍過《聶隱娘》,自己又是導演,對於拍片有自己的概念,也不會是一個只會聽話、或是很多意見的攝影師,大家可以在同一個層次上對話,讓導演安心,他和導演年紀也相近,對話上一定能彼此包容,這些都是重要的考量。

烈:在《健忘村》的主創團隊裡,是否有參與大片的經驗與調度能力,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一直以來,台灣劇組拍的仍是小規模的片子,這方面經驗難免不足。我們也希望增加大片的數量,培養工作人員的經驗與know-how。加上撇開在大陸拍攝的《聶隱娘》不算,我們有多少年沒拍古裝片?主創和其它的技術部門根本沒人知道怎麼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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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這樣,我們也集結香港、韓國技術團隊,補足古裝片技術上的不足。但他們的經驗如何留在台灣?

要把古裝片的技術Know-how留在台灣,不可能只靠一部電影。大陸也是走了這麼長時間才累積到今天,台灣只能慢慢來。

烈:還包括大陸的梳化服組,台灣沒有拍古裝片經驗的人,古裝梳頭、化妝、衣服的工作方式,各都是一門很深的學問。要把這些Know-how留在台灣,不可能只靠一部電影。大陸也是走了這麼長時間才累積到今天,台灣只能慢慢來。但至少,我們這次看到這些技術這樣做的,還是嘆為觀止,學了很多東西。技術本身我們可能學不到,但至少其它組的人看到了他們怎麼操作,對工作方法就有了基本概念,再碰到古裝片,就不會不知所措。但這東西還是要有足夠的片量,大家的經驗才能真的得到累積,問題是台灣現在根本不拍古裝片了。台灣上一部古裝片是《花漾》但當時的問題是導演、主創團隊沒有相關經驗,也沒有好好地相信技術團隊的專業。

葉:找了專業的人要信任他,如果不信任專業,還是選擇用自己的、獨立製片的方式來做一部成本超過一億的片子,那是絕對不可以這樣的。

烈:一定要相信專業,在這一行裡,不要以為你現在看到、過去知道的作法就是全部。這一行永遠都有新東西,我們永遠都在學。而碰到新的東西,就是要相信專業。

《健忘村》

「影一製作所」目前也興櫃上市一陣子了,公司的型態轉變是否也會影響到製作案挑選的判斷?

烈:影響是一定有的。公司上市以前,有些案子看起來不一定賺錢,但如果你喜歡,還是可以做。上市之後,市場的變數就一定是考量,這是目前為止我會覺得滿痛苦的地方。但它就是個代價,你必須跟市場妥協。妥協到什麼程度,我也還在拿捏。

投資、開案的評估會受公司型態改變影響,但一部每部片子預算規模該是多少就是多少,這是我的堅持。如果一個該用五千萬拍的戲因為公司上市了,而必須被壓到三千萬來拍,第一個傷害的是戲本身,當一部電影的製作品質和水準被傷害,它對票房也不會有幫助。

如芬姐目前代表的「華文創」相對沒有來自上市櫃的考量,評估每個拍攝案的時候彈性是否因而增加呢?

葉:我在加入華文創之前,參與過「華聯國際」的製作部,華聯的型態和影一相似,但走得太急促,所以我後來選擇加入華文創。華文創至今才成立三年多,但他有來自文化部、中國信託、以及其它企業的充裕資金,沒有上市櫃的壓力,可以給我在投資國片、華語電影時多一些主導空間。在評估案子時,只要我覺得案子不錯可行,就會找製作、行銷部門的同事討論,如果我們意見一致,就會投資,大家意見不同,我也會退一步參考大家的看法。華文創雖不是上市櫃的公司,但我還是需要對股東、老闆負責,只是省掉了烈姐那部份的痛苦。但是興櫃上市要對法人負責,它的優勢是未來金錢和資源的整合會越來越大,投資的電影會越來越多元。

更早的時候,在我自己的公司威象,也是遇到自己沒做過、有趣的案子,就會不管票房市場,義無反顧地投入,相對也虧了很多錢。在《總舖師》之前,「破億」兩字從來不在我身上。但加入華聯讓我學到要顧到市場,不能只顧自己的喜好,還要在評估時顧到宣傳跟發行的發揮空間,加上當時《總舖師》的成功給我的信心,才有了《我的少女時代》,這是我進入華聯之後才有的轉變。

加入華文創一年多,也還是有電影賣錢的壓力,要向股東交代。但我仍然是一個會義無反顧的拍一部藝術片的製片,只是對於其它的電影,我開始會重視它的市場潛力,包括今年接下來的合拍片,也是這樣的概念,你說台灣市場小,我們就試著用大陸的市場來回收,讓公司收支平衡。做為電影的領頭者,我的熱情還是有,只是顧及的層面多了,還是會自我警惕。

《健忘村》

兩位已是業界非常倚重的製片,但電影圈在兩位這樣的輩份以下,似乎還沒看到有足夠能力或經驗擔當監製的人才,兩位如何看待相關的人才培育?

葉:有潛力的年輕製片還是有,只是你要給他時間。在這項工作環節,或許因為我們年紀跟其它人不同,比較願意做更多努力,現在年輕人生活講求小確幸,好像比較難為製片的工作全心奉獻,但我過去就是在生活上付出了許多代價,才進入到這樣的位置。以前台灣一年只能拍十部片,我只要參加到其中一部,我十二個月就都會奉獻在那一部片,每天瞎忙、努力,你去哪裡我都要跟,想知道你在做什麼。但現在不少人拍完就走了,每部電影真的只是一份工作,是不一樣的概念。

製片還需要「承擔力」,也可能是現在年輕人比較欠缺的,你敢負擔預算控管的成敗,能夠承擔責任、賠償,你就可以往上做。還有要敢賭。沒有這些就沒有辦法。

一個製片最基礎的技術也要長期累積經驗,因為監製就是不斷地判斷、決策,評斷的準確度全靠經驗累積。

烈:「製片」跟「執行製片」需要具備的概念完全不同,製片對各個環節要更全盤瞭解,因此,培養一個製片需要的時間真的很長。一個監製跟製片連最基礎的技術也要長時間累積經驗,因為監製就是不斷地判斷、決策,評斷的準確度要靠經驗累積。或許因為台灣拍片量不夠,也或許現在年輕一輩比較不願從基礎做起,因而導致經驗累積不足,甚至斷層,但我們還是看到一些不錯、有潛力的年輕製片,也一直在栽培他們。

葉:在台灣,大家還是搶著當導演。

烈:因為導演的光環永遠最大。其實製片最沒有光環,我跟如芬是拍了幾部片大賣,才有光環在身上。真說起來,製片跟監製是整個劇組裡面最不被看到,又常挨罵的人——劇組裡哪一組人不開心,就是找製片組吵架。很多人不願意當製片,是有原因的,其實製片非常辛苦,最早到,最晚走。(葉:待遇也不高,別人休假,你還要整理昨天的東西,準備明天的東西。)我也很清楚一個好的監製對電影非常重要,但他的培養又真的很慢,我們也很著急。

《健忘村》

最後還想請教二位:我們在2016年看到了更多更到位、更精緻的國產商業片,其中包括如芬姐監製的《一路順風》,但從票房看來,這些作品卻仍難獲得觀眾信心,兩位如何看待?我們如何找回觀眾對國片的信心?

葉:台灣全面開放外片進口,每年有五、六百部外片,國片產量一年算五十部好了,在這樣的局勢之下,不管多用力宣傳,怎麼跟那麼多外片競爭?我們或許不需要很到位的國片保護政策,但如果政府都沒有相關措施,我們怎麼拚?所以重點不是一直檢討國片拍的多不好,其實沒有,是因為我們沒有保護政策,韓國、日本都有相關措施,大家當然會去多看一些自己的片子。

烈:世界各個注重電影的國家都有他們的保護政策,只有我們沒有。我們打不過好萊塢的,他們有最大的資金、最大的明星。再說,全台有多少人每週至少去電影院看一部電影?而去年每週平均上映八部新片,選擇這麼多,消費者一定選聲勢最大的。而當他挑了一部外片,國片就被排到不知道第幾順位了。但這個問題無解,只有政府可以從政策面嘗試改變,外片的門戶打開了就很難再關上,政府能如何用其它政策、策略,幫台灣電影再多做些什麼?

看電影其實是一種習慣,我要看或不看某種電影,也是種習慣。絕大數的觀眾選擇看好萊塢電影是一種習慣,他在很後面的順位才去選台灣電影,也是習慣。例如《一路順風》,好看得不得了,但是在這樣的觀影習慣之下,他也只能得到這樣的成績。如何讓觀眾建立選擇國片的習慣,只能靠政府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