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2013年，《悲慘世界》被翻拍成好萊塢版本，它當然刪減了很多，不過其中，我認為它突顯了「權力的交換」。像尚萬強這個商人角色，他暗助妓女，或者貴族子弟參與革命，革命當中不只窮人，還包括了中產階級的麵包店老闆。士林王家都更案、苗栗大埔案，這些事件都用一句話「依法行政」合理化政府的公權力為有錢人服務，這讓我很不舒服，沒有人站出來為不平發聲，中產階級是沉默的。再舉一個例子，我看了王兵的紀錄片《三姊妹》（2012），片中，我們感受得到弱勢的人實際上非常強韌，只是他們在遭受痛苦。懦弱的、鄉愿的是誰？反而是中產階級。

2013年冬天，我關注到關廠工人案。《悲慘世界》上映前後，關廠工人臥軌，月台上回不了家的人叫囂要他們去死。低下階層的人過得很慘但很強韌，反而是處在中間的人，沒有任何反抗意識，無比差勁。在不公不義的狀況下，有誰站出來做些什麼？這群律師出現了。律師成為「中介者」，這是一部中介者的電影。

傳統的紀錄片要做出行動，比較具功利性，期望觀眾看完直接對事件有所回報。拍冤案，最終目的就是要人被釋放；拍環境汙染，希望立刻解決汙染問題。《進擊之路》在拍的對象不是事件本身，它想做的事是啟發、讓觀眾覺醒，透過紀錄人權律師的行動。大眾和人權律師的社會位置是沒有分別的，我們都可以介入抗爭卻漠視，但人權律師願意介入不公不義，翻轉權力關係。

臺灣因為被殖民的歷史，思想上被推進的並不多，法制是被強加在沒有思想的人民身上，思辨的過程空缺了，這部片有意圖補足一點空缺。

蘇：這些事件和運動的發生，各有各的意義和價值，都在刺激臺灣人去思考與行動。關廠工人案，代表的意義是人開始為陌生人做點什麼，雖然那時候多半是勞工團體和律師在努力。到了洪仲丘案就比較特別了。一方面他勾起了眾人當兵的記憶，老兵欺負新兵明顯違法。但軍隊裡是威權在統轄，沒有法治。不盡相同的人上街頭，為的是抵抗這種惡質的軍隊文化，因為今天容忍，下次受害的可能是自己或者是我的孩子。這件事讓大眾認識到彼此的利益是相關聯的，為陌生人的利益奮鬥，這才是正義。另一方面，事件本身太震撼，讓人感覺到我不站出來不行。

這個運動也間接影響到三一八，人已經在運動中發現，即使自己默默無聞卻存在著個體性。三一八引發了青年世代覺醒，而且完全是為了整體利益在奮鬥，所以影響力這麼大，大家認識到了什麼是整體的利益，比起從前更關注社會和政治。至於到了政治的實踐，邱顯智參選，是三一八上街的群眾意識到了國會無能──那我們可以做什麼？就是為了理想投票。對邱顯智個人，他不看重選舉成敗，那是眼前利益，他的目標是用行動讓改革的可能性先發生。如果有名有錢才選得上，為了選上而背棄民主政治的價值，這不又是在走倒退路？我認為邱顯智參選是新政治的開始，無關黨派。這部片不是在為時代力量宣傳，而在關注，作為一個獨立的人，邱顯智選擇去投身政治，這件事彰顯了一種主動性，我不再讓別人來決定我的死活，而且事實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脫離懶惰的代議政治。

蘇：以關廠工人案或洪案，立場很簡單明確，就是官方不對。三一八運動比較特別，我看過有的影像作品想談公民不服從，有的想談國家暴力，但這是互相牴觸的，公民不服從遇到國家暴力很正常，所以後來我拍得特別小心，保持距離，定調它是一個造就了更多反抗者的運動，即便人民被暴力相向，大家還是會繼續反抗。相較片中有引用的香港雨傘革命，我所認識的港人，相較之下就挫敗感很深，因為事後沒有造成什麼實際改變，但我認為本質上，兩邊的運動都使革命精神被萌發。如邱顯智在片中說：自己的國家要「自己」來救，強調的是人的個體自主性，每個人都是在實踐自己的思想，為自己的思想而行動。服貿、國家暴力、國會內部的腐敗都不是我要講的。不過三一八很多場景都是警察打人，為了消彌、去除暴力的震撼性，我讓景框縮小，提醒觀眾這已成為歷史。關廠工人臥軌、洪仲丘被操練，這些也都被框起來的現場，為的是避免衝擊觀眾，不要牽動觀眾的情緒，不要眼淚，儘可能維持理性的觀影心態。我不要放大被攝者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