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視非洲後怎樣?

雨貝.梭裴談帝國與暴力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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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7

華特班雅明曾說:「所有的統治者都繼承著前任征服者,因此對勝利者的心理投射,無可避免地助長了統治者。」

出生奧地利、現居法國巴黎的紀錄片導演雨貝.梭裴(Hubert Sauper)自從1997年踏上非洲,從中非坦尚尼亞開始,長期拍攝非洲超過二十年,直面當地種種殖民、獨立、內戰、新自由主義經濟、民主政治遊戲與本土的矛盾。他深深知道,這些巨大的差異,荒謬的衝突,以及深埋於文化的精神結構,不只醜陋悲傷,也可能令人驚嘆。

他拍攝所見所聞,並分享。他說,觀看非洲的種種悲劇令人難以承受,但當他開始表達,跟其他人分享溝通,就有辦法與之共存,這種連結是人性中原始的共鳴,也是他負起責任的方式。

拍《以朋友之名》時,雨貝與它的自製飛機

雨貝是一個對權力和關係很敏感,也很細心的人。初次見到他時,前往影院現場的計程車上,他問我:「台灣有美軍基地嗎?」我說,沒有,但是美軍飛機現在還是可以起降,只要下令機場就會讓它降落。

「誰下的令?」我搖搖頭說不知道,一邊解釋「國民黨撤退來台」、「台美斷交」的歷史,我說,「沒有美軍基地,但有CIA的公司。」他若有所思道:「到處都有CIA,」又問我:「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美軍基地嗎?」我再度搖頭,問他:「那你知道嗎?」他說,「我知道,全世界有800個美軍基地,古巴關塔那摩灣是第一個。」說話的時候,他會看著你的眼睛,他的在場即強烈的介入,具體的存在。他本身帶著某種系統,某些認知,但又保持開放的溝通。計程車後座,我們僅一個手臂的距離,我突然覺得自己像是雨貝紀錄片中的被攝者,差別在於他沒有拿小攝影機,而我的無知代表歷史或錯誤教育的後果。

事實上,除了備受好評也引發爭議的非洲三部曲《基桑加尼日記》(1998)、《達爾文的噩夢》(2004)、《以朋友之名》(2014),他目前正在進行新的影片拍攝計畫,始於1898年美西戰爭中,美國刻意以紀錄片對古巴人民宣傳殖民統治之恐怖,說服古巴人拒絕西班牙殖民統治,然而兩年後美國拿下古巴,開啟往後數十年種種經濟、文化、軍事上的殖民。如果這一切始於那部紀錄影像,電影的威力超乎預期。

雨貝解釋,新片是關於地理政治中的蝴蝶效應,古巴只是其中一個面向,「蝴蝶效應就像是一個遊戲,透過一連串因果關係,造成某種結果,古巴是其中之一。另一個主題則是時間,時間是非線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古巴現在的發展是想辦法重新利用老舊的物質打造新東西。我覺得這是紐約、巴黎、或台北未來30年的光景。」

雨貝對於文明發展的看法很詩意,面對無法解釋的荒謬困境,他會從人類的進程入手去理解,「工業資本主義就像是大爆炸,這數十年在人類歷史中僅短暫一瞬,我們正處在大爆炸中,但當資本主義結束,我們在不同的地方醒來,發現這並非世界末日,而只是一種不同的世界。這個世界是:我可能無法坐飛機到台北,但我可以在巴黎多與朋友、自己在一起,就只是不同而已。人們可能會勞動更多、吃得更少,比現在美國人過胖、得糖尿病或腎臟病好多了,變得更健康。我最近在書上看到,1920年代初期的古巴危機,儘管當時沒有糖、沒有食物,但死於糖尿病、中風的人卻比過去少了一半。」

相比於資本主義,雨貝對共產主義卻也同樣不信任,「美國人去古巴,會說,資本主義勝利了。但我也不相信共產主義,我認為它是一種類宗教的意識形態,也因為我相信個人的獨立思考,共產主義的集體與個體概念相斥,如果我活在共產主義社會,就不可能自己造飛機去非洲。」頓了頓,他又補充,「但我不認為歷史是共產主義宣告失敗,而資本主義勝利,因為資本主義也正面臨失敗,西方的假設是嚴重的錯誤,資本主義體系只是存活得更久一點,但不代表它會繼續存在。這個體系已經失靈,即將崩毀,因為我們過度剝削環境與人。這不是正義不正義的問題。」

《基桑加尼日記》劇照

雨貝自言是一個反帝國主義者,然而是什麼樣的經驗過程讓他成為一個反帝國主義者?「帝國是權力的本質,我們可以說這從家庭就開始了,如果以父親為權力的象徵,家庭就是暴力的存在,接著是社群、宗教、鄉村,下一步就是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定義是一個有界線的領土,區分了本國人與外國人,而在國家內部,國家政府則以法律、警察、官僚體系壟斷,帝國則是暴力的極致形式。如果回看歷史,帝國從一萬年前開始,其實只佔了20萬人類歷史的一小部分,表示最後的這一萬年出了問題,因為帝國會濫用權力。而每個帝國都非常危險,例如美國可以操作地球另一端的戰爭,帝國的暴力過於龐大,人類在其中沒有可能性。當這個體系無法讓大多數人生存,只能圖利少部分人,我認為我們都無法逃脫。」對於帝國的種種暴力機制,唯一的方法只有外於體制並且解析它,對其保持敏。

1966年,雨貝出生於奧地利山區提洛邦(Tyrolian),在TIDF舉辦的大師講堂上,他分享自己的成長過程:他的父母在山腳下經營旅館,正是《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中天堂一般的場景。自小成長於人間仙境,長大上了學校,才發現時老師們是從未消失的老納粹。這或許是《真善美》在全球大紅,卻不受奧地利本地人歡迎的主要緣故。片中的納粹元素正提醒了二戰時奧地利人對於德國納粹的支持與狂熱,而希特勒也正出身奧地利。

雨貝提到另一個童年影響他至深的場景:父親偶然認識的朋友,是越戰中的美國將軍。當時德國法蘭克福有個美軍基地,作為美國和越南間運送物資的中途轉運站。時間正值1970年代越戰高峰,一次,這位將軍朋友向雨貝的父親提出請求:可不可以把越戰中飽受創傷導致瘋狂的美軍送到你的旅館裡休息?這個寧靜美麗的地方因此充滿越戰美國士兵,在那裡療傷、復原、嗑藥……。「這個衝突的畫面一直留在我的腦海裡,也許這是為什麼我會對於種種衝突、角力非常感興趣,兩個完全不同世界相互碰撞,這不只帶來悲傷、恐怖,也可能是很美妙的,這些事情真的在發生。」小時候的雨貝,以為這些事情都是正常的,長大後回看,才發現無論是納粹、越戰,不同層次的真實在他眼前展開,也讓他對中非種種關於宗教、發展、合作、衛生的虛偽敏銳異常,因為這竟與他的童年高度相似。

二十年來從《基桑加尼日記》中剛果的胡圖族難民,《達爾文的噩夢》維多莉亞湖周邊的加工漁業,以及距上一部片睽違十年、拍攝南蘇丹獨立與石油開發的《以朋友之名》,雨貝多次涉險,他提到,2011年在肯亞的住處曾經被十個警察模樣的持槍不明人士攻擊,房屋被毀,東西被搶,助理也被近距離射傷。而在此之前,由於《達爾文的噩夢》獲奧斯卡提名,片中指涉歐洲貨機走私槍械至非洲,引起坦尚尼亞官方不滿,監禁相關被攝者,資助雨貝的反對勢力。更有人對雨貝提出告訴,指控片中的孩童是演員、魚頭其實是給狗而非人吃等等。對簿公堂、多次處於險境,這次拍攝《以朋友之名》竟然自己開著自製小飛機從法國飛到非洲,憑著直覺與動力來去自如,並呈現更為主觀強烈的意圖,敘述他對世界的理解。他花了兩年研究、籌資,兩年拍攝,再花兩年從400小時的素材中剪出作品。

《以朋友之名》中,畫面與音樂總是顯現衝突,或者在更隱微的關係脈絡中映射潛意識,例如美國大使為村落蓋電廠,以帶來光明;白人坐在旁邊觀看部落傳統舞蹈;油井工廠的當地員工認為中國人比美國人好……。中國人代表新的合作經濟模式嗎?雨貝說:本質上都是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歐洲人持續用宗教、慈善來欺騙,中國人說我們只是想要油,不管其他問題,但不論中國、美國,他們的手段包括貪污、暴力,舉世皆然。

魚加工廠老闆與標本在畫面中呈現衝突感,圖為《達爾文的噩夢》劇照

「我看世界的方法有點奇怪,跟很多人都不一樣,因為我的人生也跟許多歐洲人不一樣。」許多歐洲人去到非洲是透過組織,例如聯合國、教會組織、公司企業、NGO團體、外交官,「他們身上代表某種系統,但我只是個獨來獨往的旅行者,我不依附任何組織,缺點是我不受軍隊或大使保護,基本上就是一個人跟我的飛機;但正因為我一個人,我不必服從於誰,如果隔天早上想要離開,立刻就能動身,也很容易與人建立關係,深入一個家庭或者中國公司的油田,也可以很快抽身。這是個很棒的特權,我也透過電影想要表達我對世界的看法,但我不會說我懂得真理,或是我的看法比你正確。」

每次映後,總會有觀眾提問:「你為什麼想拍非洲?」有時候更加銳利,「你是白人,如何不剝削非洲拍攝者?」甚至有些時候飽含敵意,「你為何告訴我們殘忍的事實,卻不提供解決方案?」他的紀錄片像是橋梁,同時引起兩端的爭議,兩塊大陸,兩種文明之間的衝突,隱然挑動著敏感神經。

「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也是我最不想回答的問題是:我們能做什麼?我的答案通常會是:用用你的大腦。這聽起來可能很自大,但我實在太常遇到這種問題了,問這個問題好像是在說:我不想思考,請給我一個答案。」儘管他一再碰到這個問題,台灣亦同,他仍專注看著對方回答:「我不是上帝,也不是政治家,如果我有能力解救非洲,我早就去做了。我看到了非洲的種種問題,但我沒有解決方案,每個人對這些問題都有責任,如果你感到憤怒,憤怒讓你有積極參與的動力。」

多天的映後座談下來,雨貝每每提到,影片帶來的經驗不同於書本上的知識,電影讓觀眾感受、體驗,這比理性更有力量。而透過紀錄片建立自己的敘事,是為了找尋自己,找尋自己的位置,以及可能的答案。「我們處於資訊淹沒的時代,但缺少了體驗,也許看完影片後你會充滿情緒,感到無助,但也許你會想要做出某些行動。」

也有人會說,你身為白人,拍攝非洲總難以迴避倫理問題。他回答,「小型攝影機拉近人的距離,拍片不只是奪取,導演也給予了某些東西,提供自己的在場、注意力、呈現生命的存在。我拍片時直接看著對象的眼睛,攝影機彷彿不存在。紀錄片導演是翻譯自己所見的世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普世性的,我不是做為人類學家去研究他們,滿足白人的優越滿足感,而是想和他們建立連結。」

幾天後,某次現場映後結束,雨貝看見我,湊上側臉想跟我碰臉頰打招呼,但不熟悉這種打招呼方式如我,錯愕之餘,笨拙地湊上臉頰,力道拿捏不當,幾乎是微微撞上了他的太陽穴。幾天後他便會離開,儘管曾經在場,很難準確丈量短暫的會面可以有多少相互理解,連結可以持續多久,憤怒的情緒如何轉化為行動與改變。然而多年來凝視非洲,也僅只是起於去非洲拍攝廣告時偶然認識了俄籍飛行員,即《達爾文的噩夢》中的一角。這個相聚觸動了他開始拍攝非洲,我們身處各處,卻都與非洲有所連結,畢竟我們都處於同樣的系統中,無論是你喝的咖啡,還是使用的橡膠。「整個地球都在毀壞,非洲像是一面鏡子反映問題。我無法用紀錄片幫助非洲改善,事實上有的人改善,有的人惡化,比如有的小孩父母雙亡,但石油公司卻獲得改善,變得更有錢。」

多年來回於歐洲、非洲,雨貝說,這兩個地方的距離一直都不遙遠,歐洲人現在享有的財富都是非洲給予的,是千年來的複雜關係造成非洲貧窮。大航海時代、殖民戰爭、資本主義剝削、民主自由人權民族國家,今日的形成非一日之寒,答案或許在某處,卻非電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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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unscreen.com.tw/Feature.asp?FE_NO=1555555期【電影特寫】
〈解剖雨貝.梭裴的五種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