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創造了電影 還是電影塑造了自己
林書宇與鄭有傑是台灣備受矚目的青年導演，兩人也是多年的好友。暌違大銀幕多年，他們不約而同在今年完成了各自的第三部長片：林書宇的《百日告別》讓我們看到兩位年輕男女驟失摯愛的劇慟，以及他們如何跌跌撞撞走出悲傷。鄭有傑則深受港口部落阿美族年輕導演勒嘎・舒米（Lekal Sumi）的紀錄片《海稻米的願望》感動，和勒嘎聯手將母親舒米・如妮復育梯田的故事搬上大銀幕。兩部電影的情緒、故事看似有著天壤之別，卻同樣為人心注入一股溫暖的力量。
對首次擔任劇情片導演的勒嘎而言，《太陽的孩子》的完成有著重要意義；而從林書宇、鄭有傑的創作歷程來看，這兩部電影的誕生似乎都有跡可尋。但他們怎麼看彼此新作的誕生？是各自的人生而孕育了電影，還是電影帶著他們認識了自己？我們特別邀請三位導演齊聚一堂，暢談電影創作與人生之間微妙而複雜的關係。
請林書宇導演先聊聊怎麼開始創作《百日告別》？
林書宇（下稱林）：《百日告別》的創作動機，純粹就是因為太太過世。拍這部電影並不在原本的計畫內，但對我來說卻是個必須。動機起初沒那麼明確，寫的時候也不知道會不會拍，只覺得就先寫吧！後來才漸漸覺得它可以是部電影，好像有力量在當中。
《百日告別》（圖／原子映象）
鄭有傑（下稱鄭）：劇本是在你拍完《軍中樂園》之後開始寫的嗎？
林：其實真的是在我老婆過世百日之後。在那之前的一百天我是很混亂、封閉的，後來才慢慢有些感受，覺得可以做點什麼，便開始寫下初步的構想。
剛開始，我的生活還是很封閉，後來決定去拍《軍中樂園》，豆導跟我的製片劉蔚然都說我是在幫他們，我反而覺得這段時間是他們透過工作幫我走出來，讓我可以繼續做下去，等到《軍中》拍得差不多，才真的開始把之前的構想寫成劇本。
鄭：我記得《軍中》快拍完的時候你曾經來我家，那時你說還有別的東西想寫，但只有《百日告別》是非拍不可的。
林：那些應該都是我太太離開之前想寫的東西，但如果要回頭完成那些，我覺得就要先把《百日告別》拍出來，否則我的心思一定都懸在那裡。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我覺得這個故事能給人正面的力量，最後才決定拍片的，畢竟拍一部電影背後有多少人的精力與資金投入，是有責任的，拍片並不能僅是創作者的個人情感的抒發。記得有傑當初也問過我，「劇本寫完了之後，是不是就夠了？」
鄭：因為他寫劇本的過程很痛苦。身為朋友，就會覺得是不是寫完就可以了，擔心他拍片時又要再經歷一次。
林：但是在拍攝現場我的狀態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在劇本中創造了新的角色，他們都不是我，只是因為他們有相似的經歷，和我有同樣的情感。所以當我找了兩位非常好的演員來詮釋它，就變成他們的故事了。我在拍攝時反而很冷靜，沒有太多個人的情感。如果我在現場會心疼，我是心疼演員這麼進入角色，去經歷一切。所以拍攝進行得很順利，到剪接時自己也有心理準備，反而是第一次看毛片時，有一瞬間，這部片又變成了一面鏡子。
《百日告別》（圖／原子映象）
有傑和勒嘎兩位導演的《太陽的孩子》非常陽光。但聽說有傑一開始到花蓮是為了別的故事，只是因故中止，當初是什麼原因讓你繼續留在東部找故事？
鄭：其實背後有很多原因。拍《野蓮香》時，我去了花蓮長濱，那時美麗灣開發案正引發熱論，但我還需要時間沈澱，就暫時沒放進電影裡。回來台北後這幾年，有許多社會議題持續發生，身為一個創作者，我想讓這些觀察在心中沈澱一段時間，也想尋找一種方式讓觀點回到「人」的身上，因為我們旁觀者眼中的「議題」對於當事者來講，是他們的「生活」。
一開始到花蓮，是想拍「超馬女孩」的故事，但當時那位小女孩已不堪媒體騷擾，我就沒再繼續接觸。儘管如此，我還是跟製片與攝影師繼續在花蓮進行田調。老實說，我那時也不知道最後會怎麼發展，直到遇到勒嘎，看了《海稻米的願望》，那時候真的有「我找到了！我終於知道為什麼要走這一遭」的感覺。說起來好像很不理性，但我真的覺得有種力量在呼喚我做這件事。
《太陽的孩子》
林：我完全不意外有傑拍了《太陽的孩子》，「人的故事」一直是他關注的題材。而他從十年前在蘭嶼拍了一支MV，到去年回蘭嶼拍了短片，我一直覺得在東部的你有一種……快樂嗎？說不上來的感覺。
鄭：應該是因為他們的情感吧。東部人的情感很直接、很美，勒嘎的紀錄片也給我同樣的感覺。這對我很重要，我會開始拍片，也是因為這種無形的、會讓我流淚的美。而身為創作者，我想把他們給我的感受轉化成影像。
這次尤其因為有勒嘎，我才能在港口部落做到這件事。如果你把《太陽的孩子》和《海稻米的願望》一起看，會發現兩部片之間相互呼應的脈絡，我們這次更刻意拋棄一切形式，去珍惜那種很純粹的善念。
勒嘎・舒米《海稻米的願望》紀錄片預告，其中可見故事主人翁原型、也是勒嘎的母親舒米・如妮（Sumi Dongi）在部落長者面前耐心溝通。
鄭：書宇說的也沒錯，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Syaman Rapongan）的《冷海情深》對大學時的我影響很大。書中達悟族人在傳統文化中尋找自己，這樣一個有部落、母文化可以回去的世界，讓我既嚮往又羨慕。隔了十年，我才有機會到蘭嶼拍了夏曼藍波安的另一篇作品，這樣的情感又在《太陽的孩子》以另一種方式呈現，但背後的東西是一樣的。
林：你會走上什麼路，做什麼選擇，因為那就是你。例如我因我的種種生活背景，讓我選擇直接面對傷痛，把它拍出來。別人的決定可能不同，但我就是我。有傑也一樣，他走著走著就到了港口部落拍了《太陽的孩子》，這就是鄭有傑啊！
鄭：我覺得我是反過來耶！我反而是因為做了這些決定，成就了今天的我。《太陽的孩子》對我來講是必要的，它必須在這樣的狀況下完成，也必須用雙導演拍攝。
兩位雙導演怎麼分工？是從劇本就開始合寫嗎？
鄭：一開始是我先寫，但我怎麼可能在都市寫出部落的生活感？當然有很多勒嘎覺得不合理的地方。但我想做的，是呈現一種真實，它不一定得寫實，但要有生活的真實感。我們不想拍出讓部落的人覺得「那是什麼東西啊？」的片子，但又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看到，所以還是要回到生活，而生活就還是要從勒嘎出發，我則是處理架構、技巧的部分，主要的精神還是來自勒嘎。電影後來加了很多東西，也都是我寫不出來的。
勒嘎・舒米（下稱勒）：我希望我們的故事和理念透過電影展現更大的力量，這也是我和有傑合作的目的。當初我爭取自己必須擔任導演，因為如果是有傑一個人做，我們也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這並非不好，但我想傳達的東西是大眾、很大地的片子，是需要很多人投入，包括族人的意見，或是由他們演出自己的故事。或許這部片在很多地方的處理上是很溫柔的，但那種溫柔可以很有力量地打在你身上的。
《太陽的孩子》
勒嘎曾經想過海稻米的故事會變成劇情片嗎？看到你們的故事從紀錄片一路發展，感想如何？
勒：從回部落、拍攝短版、長版紀錄片、到《太陽的孩子》，對我而言都是同一件事，因為中間都沒有停頓太久。所有的環境、現狀、包括我自己和媽媽都還一直在走，不確定未來會如何。
從回部落到拍電影，是我成長的新階段。從都市回到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地方，從那時候開始，我就一直在接觸新的東西，不論是拿攝影機、找回自己的名字、認同自己的文化，給我的衝擊都很大。拍電影的經驗很新鮮，畢竟當你開始拍東西後，難免都會想，「如果有天我能拍電影，會是什麼樣子？」拍《海稻米》也讓我得到部落的認可。在那之前，一個20幾歲的年輕人回部落，是要承受被母文化檢視的壓力的，而拍《海稻米》是我的出口，讓我覺得可以為部落做些什麼。
我們在做的，都不只是表面上看到的。我認為人都是要被復育的，我媽媽復育的不只是這片田，還有人的心、被遺忘的價值，我們都忘了自己其實很富有，也忘了環境給了我們很多資源，讓我們生存，但我們卻一直不滿足。我們在做的，都是復育人心裡最根本、被遺忘的東西。
鄭：我就是被復育的那個人（笑）。舒米姐復育了梯田，也復育了部落的人心，勒嘎把這過程拍成紀錄片，讓更多人的心也被復育，過程就像連鎖反應，我希望它的效果能一直擴大，不要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