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堆上的作家與導演
除了部部強檔的院線電影，近期台北也有多個小型專題影展輪番登場，且都聚焦影史經典，因此這個五月也可說是今年北台灣的經典片之月。光點台北電影院繼「女神殿」影展之後，在本週五將配合2015台北文學季，推出「台北文學・閱影展」，力邀影評人聞天祥出馬策展，除了請駱以軍、吳明益、劉梓潔、黃麗群等極具代表性的當代小說家個自選出私房電影，閱影展的重頭戲還有「赫拉巴爾：垃圾堆上的小說家」。
此單元從捷克小說家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的文學作品出發，選映10部1960年代捷克電影新浪潮以降改編自赫氏作品的電影。自1960年代初期起，赫拉巴爾以小說家身份活躍於捷克文壇，而他鋒芒畢露的同時，正好遇上接續法國電影新浪潮之後，風起雲湧的捷克電影新浪潮。他1963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底層的珍珠》便由多位新浪潮健將改編為同名錦集式長片，以及未能收錄進長片中的另外兩部《無聊的下午》與《舊貨店》。聞天祥老師在影展導讀專文中，也仔細爬梳了捷克新浪潮的歷史背景，以及赫拉巴爾與捷克電影間的緊密關係。而與這位小說家合作最密切的，便是小他24歲的導演伊利曼佐（Jirí Menzel），兩人因拍片而結為忘年的莫逆之交，而他們合作的《嚴密監視的列車》、《失翼靈雀》也都是捷克影史上的重量級作品。
同時，這兩部片也是聞天祥老師在2002年首次擔任台北電影節策展人時，在首屆主題城市專題「捷克布拉格」之中的兩部重要作品。事隔近13年，本次影展開出的片單，也像是當時專題的延伸，除了前述兩部作品之外，前文提及的《底層的珍珠》、伊利佐曼的《雪花時節》，以及90年代的《溫柔的野蠻人》、《天使般的眼睛》等片都是當時的遺珠。
本期「放映頭條」專訪策展人聞天祥，讓我們從捷克新浪潮追求的真實如何碰上風格戲謔荒謬的赫拉巴爾作品出發，進一步詳談赫氏與捷克新浪潮，以及他與伊利曼佐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圖：小說家赫拉巴爾。
捷克新浪潮同樣追求反應社會現實，而赫拉巴爾的文學作品則以其荒謬性而著稱，為何新浪潮可以與赫拉巴爾的文學如此契合？
聞天祥（以下簡稱聞）：在時代背景上，60年代捷克的政治氛圍相較於東歐與舊蘇聯是比較開明的，這是整體的氣氛。2002年辦台北電影節時，我曾經問過伊利曼佐，他其實除了編劇、導演，他還做劇場、演戲，為什麼要做那麼多事情？我們看來可能有點奇怪，但對當時的他們並不怪，那段時間裡，這些創作者重要的是發掘民族的故事，當他們要展示它時，反而覺得能做什麼都要嘗試。因此，跨界的交流與結合就顯得很密集。
赫拉巴爾出書得晚，大約是在60年代初。他的作品雖然荒謬，但其最大特色在於描繪販夫走卒等社會底層的人物。這當然也和他的生命經驗有關，儘管赫拉巴爾讀的是法律，但他不做律師、法官，後來反而做過諸如鐵路工、倉庫工人、捆工，也做過保險員，還去劇場擔任跑龍套，這些都和他故事中的角色原型有密切關連。我覺得參與改編《底層的珍珠》的這群人，都是在他這本最早的短篇小說裡看到創作者要如何處理你的同胞，不是英雄，而是這些底層的角色。
但赫拉巴爾不會限制你的電影創作形式，這也是我覺得《底層的珍珠》五部短片特別好看的地方，其實《無聊的下午》、《舊貨店》這兩部短片一樣也是改編自同本小說，應該可以算進去，只因當時《底》篇幅已經放不下而獨立出來，在這幾部片中，確實可以從他們形式、影像的處理上看到「新潮」的味道。比方說伊利曼佐拍的那一段〈巴爾達薩先生之死〉，就是以紀錄片式的手法拍攝人們等待賽車經過的真實影像，加上自己所拍的虛構場景，結合成了這部影片。
又例如齊蒂洛娃的〈餐廳〉很有前衛電影的味道，充滿她狂野女人的風格，反而看不太到赫拉巴爾的味道。老實說看到那一段我就想「這位大嬸，你又來了！」（笑）。而〈餐廳〉還可以和這次選映的另一部長片《溫柔的野蠻人》（彼得柯利亞導演）對照，在本片一段劇情裡，主角之一的畫家遇到了一位穿著婚紗的女孩，兩人就有了一段非常奇異的際遇。這段劇情其實就是齊蒂洛娃的〈餐廳〉的故事。而齊蒂洛娃就是這樣，只在故事中選擇自己想要的部分，因而拍出來你反而覺得除了愛喝啤酒的捷克人，還有豪邁的大嬸之外，看不太到赫拉巴爾的元素，大部分還是齊蒂洛娃自己的東西，直到看到《溫》，你才知道故事原來是這樣子的。
圖：《底層的珍珠》。
從這點看來，赫拉巴爾的小說提供了這些導演創作的素材與養分，在形式上面仍是非常尊重創作者個人的，例如即使他參與了《嚴密監視的列車》的編劇，電影的結局其實和小說是不一樣的，小說沒那麼有畫面感，主角死前還經歷了一場有點難堪的纏鬥。但電影不是，它反而像是以一個影像上的性高潮來結束全片，主角最後在火車頂上死去的姿勢猶如做愛，而火車過山洞的影像也充滿性的意象，而最後主角的帽子從山洞被風吹出來，又呼應了片頭主角的母親如為選美皇后加冕般為他戴上帽子的畫面，所以電影版的《嚴密監視的列車》完全是以視覺化的方式，來處理這個題目。因此，赫拉巴爾小說與捷克新浪潮電影兩者之間，是一個很有趣的互相尊重與借鏡，赫拉巴爾提供了人物的素材，但在形式上則按照導演們的專長與興趣，也因而在這些改編作品中，導演們的個性還是非常清楚。
而這批新浪潮導演不只希望挖掘、表達捷克民族的文化藝術，也因為捷克是東歐世界中電影藝術較早熟的國家，因此他們也熟知波蘭學派、法國電影新浪潮，義大利新寫實主義等電影流派，我覺得這也是捷克電影教育的成功。恰好又遇到新時代來臨，所以你看這一群導演幾乎都是學長姐與學弟的關係，包括米洛斯・福曼，他雖非導演系出身，卻也幾乎都在一塊兒合作。
現在來看，捷克電影新浪潮其實也像其他的運動一樣，都是在天時地利人和之下誕生，而赫拉巴爾相較於其他作家，則更直接地給予這些創作者刺激。這樣的比喻或許不太正確，但我自己的職業聯想會認為，赫拉巴爾之於捷克新浪潮的導演，就像是黃春明之於早期台灣新電影的導演們。
圖：伊利曼佐（左）與赫拉巴爾（右）
相較於其他的導演，伊利曼佐為何能夠與赫拉巴爾如此一拍即合，開啟如此長期的合作關係？
聞：我覺得伊利曼佐是最接近赫拉巴爾的電影家，在拍攝《嚴密監視的列車》時，曼佐才28歲，當時如此年輕的他，對赫拉巴爾是充滿崇敬之情的。事實上從他的年表也可以看到伊利曼佐對赫拉巴爾的景仰，甚至是忠誠，你看他死命都要拍赫拉巴爾的《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笑）。
他的首部長片《嚴密監視的列車》在當時是極大的成功。在此之前，《大街上的商店》已先拿到一座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但執導的是更前輩的楊・卡達爾，而且這部影片有強大的猶太題材「支撐」，以奧斯卡的品味來看自有它的優勢。另外兩次入圍則都是米洛斯・福曼，不過都沒得獎。到了伊利曼佐，他一入圍就得獎，而且他還像民族英雄般被領導召見，而這經歷也被赫拉巴爾寫進他的「妻子的眼睛三部曲」之中。這對他們兩人來講，都是很大的里程碑。而且，伊利曼佐將原著視覺化得很成功，包括他如何透過那些圖片，諷刺的方式帶家族歷史。以及他從男主角身上找到一個很有趣的形象，象徵捷克那種斯文弱小，卻又很天真的氣質。
後來兩人再度合作的《失翼靈雀》又是另一個重要的結合。我覺得曼佐改編巴爾的文學作品是有計畫的，因為《失翼靈雀》難度更高，它不再如前作是單一、或一對主角的故事，而是關於兩個改造營裡面的人，因而，人物的線索與時代的難度是更有挑戰性的。我們或許可以說，改編赫拉巴爾的作品是曼佐對自己的挑戰吧。
圖：《失翼靈雀》。
1969年「布拉格之春」後，捷克電影就停下來了，等到環境稍微自由，曼佐重出江湖之作，又是改編赫拉巴爾的小說。但這時曼佐就轉向了。這個轉向背後可能有著政治、社會的因素，例如不能再像之前恣意大膽的談政治，加上赫拉巴爾在1969年之後焦點轉向田園、鄉村的題材，寫了一系列關於父親母親的故事，也提供了伊利曼佐一個既是轉向、又可因應時代所需的題材。所以曼佐接連改編了《金黃色的回憶》和《雪花時節》兩部片。同時，對照這兩部片，也很像《嚴密監控的列車》和《失翼靈雀》的對比。《金》之中也有非常清楚的一對主角，而《雪》則又是一個以全鎮的居民為主角的故事。也因而這兩個故事為伊利曼佐在80年代時，找到一個可被審查單位接受、自己也可接受的新路線，並再次把捷克電影帶回國際舞台。
我覺得他們的合作在捷克影史上有很大的里程意義。先是捷克新浪潮在他們的合作中達到高峰；後來久違的捷克電影重返國際舞台，靠的也是他們合作的鄉村田園電影；到了90年代，他們的《失翼靈雀》重見天日並在柏林影展拿下金球獎，等於是捷克隨著絲絨革命的成功，反映在電影上的里程碑。不論在60、80或90年代，這兩人的合作幾乎都是捷克影史的縮影。
2000年之後，《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對伊利曼佐就是個一定要拍、但顯然想等年紀略大後再進行的故事。因為相較其他小說，它的主角在故事中貫穿的時間是最長的。沒想到中間又經過了一段多年的版權糾紛，2002年我在布拉格聽到的說法是，赫拉巴爾過世後，小說的改編權轉移到捷克電視台，是捷克境內最有力的製作單位，我也覺得他們來製作滿合情合理；而當時預計的導演是《甜蜜的永遠》和《分道不揚鑣》的楊・霍布雷克，我私心也認為，在新一代捷克導演中，他的確是最像伊利曼佐的一位。而曼佐年紀也大了，當年他來台灣時也曾說可能不再拍電影了，將會逐漸把重心擺在劇場。因而，當時大家都以為是霍布雷克要拍，沒想到後來版權又轉到伊利曼佐手上，變成跨國投資的製作。我真的覺得伊利曼佐是把這部片當作最後一部來拍了。
因為這些種種，伊利曼佐與赫拉巴爾兩人真的很難分開來談。老實說，伊利曼佐最好的電影，都是赫拉巴爾小說改編的。曼佐是最能閱讀和感受赫拉巴爾作品的電影人，他也擅長找到最適合的影像去表達他的文字。其他人拍赫拉巴爾都還是少了這個味道，雖還是可以看的到「中魔的人們」小說中，那種人們用帶有餘興的角度去看生活、因而使得悲傷故事變的詼諧的精神，但是他們總還是沒有伊利曼佐那般纖細、精準。
圖：《我曾伺候過英國國王》。
您和黃建業老師在2002年一同為台北電影節策劃捷克電影專題，引介多部重要作品。而今年為「閱影展」策劃的赫拉巴爾專題，除了重映《嚴密監視的列車》、《失翼靈雀》外，也有多部當年沒有排進片單的佳作，似乎我們也可把這次的專題視為2002年捷克專題的補遺？
聞：這次的影展比較迷你，面對這個機會，其實有太多東西可以做。
我原本構想的題目不只有赫拉巴爾，因為這個專題對我來講是比較私心的題目，是我自己喜歡的題材。此外我還列了另兩個題目，打算做英國導演詹姆士・艾佛利、製片伊斯曼・墨詮、以及他們合作的編劇兼作家露絲・鮑爾・賈華拉三人的系列，回顧他們從印度時期到後來《窗外有藍天》時的作品。另一個題目是我自己的小興趣，想整理推理文學的脈絡，特別是社會派推理小說改編的電影，因為我一直想把國中看到的《砂之器》拿出來重演（笑）。尤其近年聽到日本的朋友說現在已經有新的修復或拷貝，就一直嘗試找機會把它邀來台灣。後來我就把這些題目交給光點台北的文藝青年們挑，沒想到他們選了赫拉巴爾，我也就欣然接受了。
另一方面，從策劃台北電影節的捷克專題到現在也過了十多年，很多年輕影癡們當年不一定有機會看到。同時，我的確希望「假借赫拉巴爾」之名（笑），把把當年沒放到的片子找來，加上做完當時的影展後，我讀了每一本台灣可以看到的赫拉巴爾小說，我的興趣也漸漸從伊利曼佐身上移開，很崇拜赫拉巴爾，所以我就從這個題目著手，開始聯繫捷克的相關單位。當捷克的朋友聽到我們要從赫拉巴爾出發，他們也覺得非常新鮮，因為以往很少人從作家的角度來看捷克電影史。而且聯絡的時候，他們說這些經典片子都已經有DCP了，他們的動作之快讓我非常驚訝！
而這次邀片的困難，在於1989年政體改變後，政府再也無法要求製片公司將拷貝交給電影中心保存，所以找齊最舊的影片是相對最輕鬆的，而找齊1989年以後發行的片子，反而變的非常麻煩。尤其當我們接觸電影公司時，他們大都希望我們改放新片，但我們這次就是要做赫拉巴爾，所以還是需要說服他們。大概是現在的製片公司都已經很資本主義化，似乎覺得沒必要花這麼多精神翻箱倒櫃找出這些老片，因此我們要花很多力氣請他們幫忙找出片源。也因為這樣，這次放映的影片中，以35mm拷貝放映的片子反而是比較新的，90年代拍的《天使的眼睛》便是一例。
圖：《溫柔的野蠻人》（上）、《天使的眼睛》（下）都是台灣首映的經典。
而《天使的眼睛》也是這次唯一的35mm拷貝片，當我往前翻影展手冊時，發現其他更早期的經典電影都已經做了數位拷貝，也讓人對於捷克電影中心保存電影的決心印象深刻。
聞：從捷克國家電影資料館到成為國家電影中心，他們的專業度與影癡度，都還是有保持以前的傳統。我記得2002年我們邀伊利曼佐與齊蒂洛娃來台，都是他們在背後幫我們「掛保證」，確保兩位導演一定會出席影展。對我來講，當時那是一段非常驚人的「夢想成真」的過程，因為寫在電影史裡的人都可以現身，很好玩，也是我策展經驗中很奇妙的開端，表面上很難請到他們，但很幸運有天時地利人和，一方面片單得到他們的認可，中間又有這樣值得信賴的人幫我們說話，讓這些導演在對台灣完全陌生的情形下願意前來，是很難得的經驗。